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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26日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新浪·長安講壇”上，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表示，當前要擴大內需就要提高我國的居民消費率。鑒于我國的居民消費率已經降到了改革30年來的最低點，要促進房市、車市、股市的聯動持續健康發展，以提升消費。
三個負面影響
鄭新立說，我國的居民消費率2007年已經降到了35.4%，“我估計2008年可能比35.4%還要低”，已經降到了改革30年來的最低點。2008年中國生產了30萬億元的GDP，但是老百姓用來消費的比例才剛超過1/3，不僅比我國歷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17個百分點，與發達國家相比，更是相差30個百分點左右。據他介紹，美國的居民消費率最高的時候達到了73%，現在是70%左右，日本也有65%。
鄭新立表示，居民消費率過低，給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第一個負面影響是，它使廣大居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同步提高，降低了國民經濟的宏觀效益。他說，消費是衡量宏觀經濟效應的重要指標，改革開放前，我們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應有提高。國家1980年代初期改變了這個政策，對輕化工業實現六個優先，調整了過高的投資率，到1985年居民消費率達到了52%，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但是到2003年起，伴隨著重工業的高速增長，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出現了逐年下滑的趨勢，2007年甚至比改革初期的1978年還分別低了13個和14個百分點。
居民消費率過低的第二個負面影響就是，經濟增長過多依賴投資和出口，引起生產能力的過剩。鄭新立說，與消費率降低相對應的，是投資率過高和儲蓄率過高，所以經濟增長過度的依賴投資和出口。特別是最近這幾年鋼鐵、水泥、房地產這些行業投資增長得比較快。
消費率過低第三個負面影響就是政府消費支出比重不斷增加，助長了奢侈、浪費之風。據他介紹，在最終消費支出當中，政府占的比重20世紀80年代是21.6%，20世紀90年代是24.2%，2001年到2006年上升到26.8%，2007年上升到27.3%，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說明我們行政管理成本在不斷上升。這進一步壓低了居民的消費需求。”
四方面原因
鄭新立表示，造成目前居民消費率過低的原因有多方面，我們要進行綜合的歷史分析才能找到癥結所在。據他分析，大體可以分成四個方面：
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滯后于經濟的增長速度，是制約居民消費增長的根本原因。鄭新立說，改革30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與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中間的岔口越來越大。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沒有能夠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同步得到提高，因此廣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就不能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同步增長，這是造成我們居民消費率低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城鄉和地區個人之間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制約著廣大中低收入階層購買力的提高。他說：“縣和縣以下消費品零售總額所占比重，改革開放初期幾乎占一半，現在已經下降到只有20%幾了，30年來下降了30個百分點，農村人口下降的比例30年來充其量就是轉移出來2億多人，現在還有7億人口生活在農村，他們只購買了1/5的商品，城鎮人口購買了4/5的商品。”
第三，外資企業通過各種手段轉移了大部分利潤，使職工收入和國家稅收處于較低水平。鄭新立表示，外資對我們國家經濟增長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工業增加值里面現在占30%，在出口里面占58%，在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里邊占88%。但是，如果比較兩個企業，一個是華為，一個是另外一個外資企業，就銷售額來看，華為年銷售額700億，另一個公司是它的2倍達到1400億元人民幣。但是看納稅額，華為一年交了50億的稅，外資企業一年只交1個億的稅，職工人數華為6萬人，外資企業是20萬人，月工資華為是6000塊錢左右，新去的大學生一月到那兒能拿到4、5千元，外資企業一個月收入1000塊錢左右。“從這里面可以看得出來，外資企業對我們經濟增長貢獻很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GDP算到我們國內，真正賺的利潤大部分流到外商的口袋里面去了。”
最后，目前我國正處于重化工業和基礎設施加快發展的工業化階段，較高的投資率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要求。我國城市化率水平不斷提高，到去年已經接近45%了，大批的人口由農村轉入城市，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提出一個較高的投資率要求。
六項解決措施
鄭新立說，提高居民消費率是當前宏觀調控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予以解決可以考慮六個方面的措施。
首先應當增加居民的收入，特別是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和農民的收入。鄭新立表示，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要進行大的調整，在初次分配當中要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降低資本所得的比重，改變目前的初次分配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當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國家和企業收入所得的收入較多，降低他們的比重，要著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
“我提一個設想，我們能不能夠用3年左右的時間，通過采取綜合性的措施，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費率分別提高10和15個百分點，達到55%和50%，接近改革以來最高水平的1985年的56%和52%。應當說這個目標通過努力，通過收入分配結構大的調整是可以做到的，實現了這個目標，我測算了一下，每年大體有5萬億元的商品用于投資和出口轉變為廣大居民消費，這就可以讓我們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他建議。
他表示，提高居民收入的重點還是要放在提高農民的收入上，這就要加快農業勞動力向二三產業的轉移，加快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農民收入低關鍵是勞動生產率低，根本來講就是要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而這個又受制于土地的經營規模。所以既要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又要在勞動力轉移的前提條件下推進土地的規模經營。
第二個措施就是擴大消費領域，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鄭新立說，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已經降到36.7%，用于改善住、行條件和醫療、教育、通信、休閑等服務性的支出已經占消費支出的60%以上。農村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也下降到45.5%。整個來看中國居民的消費正在從溫飽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過渡，所以這個時期用于教育、醫療、通信和休閑特別是住和行的消費的支出將會有一個較快的增長。
第三個措施是擴大消費信貸、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據他介紹，目前我國消費信貸占整個信貸余額的比例是15%到20%，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消費信貸的比重可以提高到占整個貸款的30%左右，所以還有很大的空間。以汽車消費來看，發達國家汽車消費80%都是靠消費信貸，中國現在只有8%，我相信消費信貸還會有一個較大增長的空間。
第四，調整投資結構，改善消費環境。跟韓國、日本、美國做比較，中國居民目前的消費結構，用于食物的消費中國占的比重最高，穿的消費中國城鎮居民占的比重也明顯高于韓國、日本和美國，但是中國居民用于住的消費明顯低于前三個國家。用于行的消費，包括購車的消費和出去旅行的消費，也明顯低于前三個國家。所以在當前這樣一個消費階段，消費的熱點或者說增長點是要增加居民住、行的消費，要以改善居民的居住條件和出行條件作為增加消費的重點。
第五，整頓市場秩序，保護消費者權益。良好的秩序和服務質量是擴大消費的前提條件，要打擊假冒偽劣商品，防止價格欺詐行為，讓人民放心大膽消費，鄭新立說，這次三鹿事件出來以后，使牛奶的消費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到現在為止，我們奶的生產量才恢復到最高水平的80%左右，有些地方現在還在宰殺奶牛。與此同時，國外的牛奶大量進口，由于新西蘭跟我們簽訂了自由貿易合同，新西蘭的牛奶大量的占領了中國市場。
第六，合理引導消費預期，倡導健康文明的消費方式。要鼓勵節能型消費、無害型消費、發展型消費、文明型消費，避免炫耀型消費、跟風型消費、奢侈型消費。
關注三大產業
“房地產市場、汽車市場和股票市場，現階段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引擎。促進這三大市場穩定健康的發展是提高居民消費率的一個關鍵。”在論壇上，鄭新立這樣說。
首先是要促進保持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繁榮。他說，改善住房條件是廣大城鄉居民的迫切愿望，在居民消費意向的調查中，改善住房條件總是排在第一位，住宅的產業鏈條長，對相關產業拉動作用大。去年以來，城鎮住宅價格漲幅下降，這是前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住房保障穩定若干政策意見，符合廣大消費者的意愿，也是保證住宅業長期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國住宅業的發展必須以滿足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為主要目標，實現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的住有其居的要求，這就應當把城鎮住房價格控制在與廣大居民收入分配相適應的合理水平上，不能通過炒作來提高房價，制造泡沫。
鄭新立表示，當前搞活房地產市場，重點是應當增加經濟適用房的供給，廉租房的供給，也就是說保障型住房的建設。
第二個是要擴大轎車消費。鄭新立說，汽車的產業鏈很長，汽車生產的利潤占整個汽車產業的利潤只有10%，零部件的供應占到20%，銷售占20%，整個汽車的服務占到50%，就是包括汽車的修理、加油、美容、保險、信貸等等。通過這條產業鏈，汽車產業對經濟和就業的拉動作用會非常的大。
據他介紹，去年我國人均GDP達到3200美元，這標志著已經開始進入轎車消費大眾化的時代。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汽車工業的發展，到今年1、2月份，我們國家的汽車銷售市場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今年全年汽車產銷將雙雙突破1千萬輛。當前我國轎車的保有量只有11%，發展空間還很大。
第三個是要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他說，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擁有財產性收入，證券市場主要是股市的行情越來越多地影響著房市和車市的繁榮程度。我國資本市場的發育時間不長，發育不充分，許多運行機制還不健全，管理上缺乏經驗，所以股市出現大的波動是難以避免的，為了保證股市的穩定健康發展，一方面要加大技術性制度建設，另一方面要改善對股市的宏觀調控。我們國家股票市場處在發展期，處在不成熟期，所以進行總量的調控，我覺得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現場答問
提問一：擴大消費的問題，很久以來都存在，為什么是本屆政府提出來？
鄭新立：這屆政府提出這個問題，是根據黨的十七大提出的轉變發展方式這個戰略性要求做出的一個重要的決定，十七大在分析我們經濟運行的矛盾的基礎上，提出發展方式轉變，第一個轉變是需求結構的調整，要擴大消費。第二個轉變是供給結構的調整，就是要著重發展第三產業，發展服務業，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工業增長的模式。第三個轉變是調整生產要素的結構，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消耗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我們擴大消費的措施在黨的十七大就已經提出，十一五規劃也已提出。
提問二：從當前的內外環境來講，國際環境不好，大量農民工回流。積極的財政政策，很難均等化地實現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怎樣保證在兩三年之內把居民收入占GDP的水平提高10到15個百分點？
鄭新立：提高農民收入確實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戰略任務，現在看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至少有四個成功的路子，我們總結30年改革的經驗，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條路子就是浙江和蘇南的路子，依靠發展鄉鎮企業。第二條路子是通過開放，引進外資，本地的農民轉移到服務業去，這個最成功的典型就是東莞。第三條路子是靠在大城市或者中等城市的郊區富起來。第四條路子，培訓農民工，到外面去找到一個穩定的收入比較高的工作，回來后還可以自己創業。
編輯點評
本報編輯現場聆聽了鄭新立教授在第150期新浪·長安講壇上的演講，感到本次演講有一大亮點：提出用3年左右的時間，通過采取綜合性措施，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費率分別提高10和15個百分點，達到55%和50%。
鄭新立指出，這個目標通過收入分配結構大的調整是可以做到的，實現了這個目標，每年大體有5萬億元的商品將由用于投資和出口轉變為廣大居民消費，這就可以讓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高，生活水平會有明顯的變化，就可以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第一個轉變，真正把科學發展觀提出的以人為本的要求落到實處。編輯的問題是：在GDP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增加分配的比重意味著必須減少政府稅收或企業利潤，在世界金融危機還在繼續擴散的非常時期，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努力和已經遭受重創的市場主體的自我康復會不會受到影響？三者的關系如何協調？
我們將繼續關注鄭新立先生關于這個問題的后續研究成果，同時期待專家學者參與討論，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各抒己見。
[背景鏈接一]中國經濟50人論壇之“新浪·長安講壇”第149期回顧
魏杰認為，要想使中國經濟回暖，應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調節。
第一，
啟動投資。一是民生投資，包括對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產品的投資。二是生產型投資，主要是對制造業、高新技術方面的投資。三是資產型投資，主要是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投資，該投資最容易影響大眾信心和社會氛圍，如何在啟動資產性投資時制衡利益相關者，還需慎重對待。
[背景鏈接二]統計顯示——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
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下降1.6%。其中，城市下降1.9%，農村下降0.8%；食品價格下降1.9%，非食品價格下降1.2%；消費品價格下降1.5%，服務項目價格下降1.8%。
食品類價格同比下降1.9%。其中，肉禽及其制品價格下降8.8%(其中豬肉價格下降18.9%)，鮮菜價格下降9.3%，糧食價格上漲4.4%，油脂價格下降17.2%，水產品價格上漲3.3%，鮮果價格下降5.1%，鮮蛋價格下降2.9%，調味品價格上漲5.4%。
煙酒及用品類價格同比上漲2.0%。其中，煙草價格上漲0.2%，酒類價格上漲4.9%。
鄭新立簡介
鄭新立，男，1945年2月生，經濟學碩士，研究員，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
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國家信息中心、國家計委工作，曾任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現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多次參加中共中央全會、《政府工作報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規(計)劃的起草工作。長期從事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研究，在計劃和投資體制改革、宏觀經濟調控、中長期發展政策等領域，都有較深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