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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4%”、“2%”……最近幾天，這樣一組數字在兩會上引發了代表委員們關于“節能減排”的激烈討論。代表委員們認為，目前，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根在制度缺失，只有將環保指標納入政績考核體制并完善相應的獎懲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打破國家與地方利益博弈的狀況，進而從根本上完成污染減排的具體指標。
一憂一喜的兩組數字
 記者了解到，2006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2594.4萬噸，比2005年增長1.8%；化學需氧量排放量1431.3萬噸，比2005年增長1.2%。同時，全國沒有實現年初確定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2%的目標。
盡管2006年減排任務沒有完成，但是污染減排工作的力度明顯加大，污染排放增長趨勢大幅減緩。數據顯示，2006年，全國建成并投運的燃煤電廠脫硫裝機容量達1.04億千瓦，超過前10年投運脫硫機組裝機容量4600萬千瓦的總和，首次實現當年新增脫硫裝機容量超過新增發電裝機容量，裝備脫硫設施的火電機組占全部火電機組的比例由2005年的12%提高到2006年的30%；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步伐加快，全國新建成城市污水處理廠283座，城鎮污水處理率由52%提高到56%以上。
面對這一憂一喜的兩組數字，代表委員們一致認為，當前污染減排形勢艱巨，“提速”刻不容緩。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教授朱坦說，政府非常重視節能減排工作，“十一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2006年至2010年期間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約束性指標。但制定20%和10%的目標依據是GDP增長7.5%，而現在我們GDP增長超過了10%，所以難度很大。但節能降耗減排仍有很大空間，目前最為關鍵的就是將節能減排工作提速。
全國政協常委、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汪紀戎也認為，2006年全國沒有實現年初確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2%的目標，這意味要實現“十一五”10%的削減目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對于環保問題，記者發現，網民們同樣憂心忡忡。新華網進行的有關環保調查結果顯示，90.66%的被調查者認為環境保護工作非常緊迫，環境污染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75.24%的被調查者贊同寧愿放慢經濟發展速度也要保護環境；31.91%的被調查者認為環境問題直接影響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降低了生活質量；30.68%的人認為不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短期受益，長期受損；18.69%的人表示環境治理成本高昂，抵沖經濟發展的成績，甚至成為未來發展的包袱；66.40%的人認為在以后工作中地方政府和地方環保部門應擔負起更多的責任。
根本癥結在于國家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博弈
對于全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為何不降反升，代表委員們進行了深刻剖析。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盧強分析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執行不力。他說，盡管中央已經把節能降耗、污染減排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但并沒有在各級地方政府得到完全體現，尤其是市、縣一級政府的節能減排意識并未落實為扎扎實實的行動，給約束性指標任務的完成造成了較大阻礙。
全國政協常委、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汪紀戎告訴記者，我們必須把污染物的減排不能完成的原因放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全局中來剖析。她說，在“十一五”規劃中，作為控制性指標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要求控制在7.5%，而實際上2006年GDP的增速高達10.7%。這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污染治理速度遠遠趕不上污染物產生量增長的速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數量多、規模大。經濟增長方式仍然粗放，資源能源利用效率較低，導致排放水平升高；產業結構調整進展緩慢，許多應該淘汰的落后生產能力沒有退出市場，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產能擴張尚未完全遏制，結構性污染增加了減排壓力。
汪紀戎認為我國污染減排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國家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博弈。“環保投入不足，導致重點治污工程進展緩慢，直接影響污染減排成效；‘十五’計劃確定的重點流域治污項目47%的計劃投資沒有落實。環境法律法規偏軟，環保部門執法監管能力薄弱，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還比較普遍。”汪紀戎說。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監察廳副廳長儲亞平表示贊同。他說，有的地方領導為了追求政績，不惜引進污染企業，有的地方領導甚至和污染企業同流合污，目的是為攫取個人利益。地方領導權一旦異化，環保部門執法權必然被削弱。因此強化環境執法監督，必須實行行政首長環保問責機制，追究污染地區主要負責人責任，特別要嚴肅查處與污染企業沆瀣一氣的地方官員。
對于這一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鐵四局董事長程聚生也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產業結構調整進展緩慢，重工業特別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業增長依然偏快，很多本應淘汰的落后生產能力還沒有退出市場。“通過長期實踐，我發現不少企業開展節能環保技術改造的動力并不強，這使一些節能環保項目很難在短期內建成并發揮作用。”程聚生說，“另外，一些地區對環保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還有待提高，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的現象仍較為普遍。”
應將環保指標納入政績考核體系
面對環保工作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接受記者采訪的代表委員們也對癥開出了“藥方”——健全完善相關的制度。
盧強委員說，局部與全局利益的博弈、政績與民生的博弈、大資本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博弈已呈白熱化的局面，地方保護主義和唯GDP主義的解決必須依靠法制手段。目前最為重要的是將環保指標納入到地方領導干部的政績考核體系中，這樣才能約束地方領導干部較好地完成減排任務。同時，應該完善相應的獎懲制度，避免“重視環保企業吃虧，不重視環保企業得利”狀況的出現。
對于這一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葉文虎認為，雖然指標任務沒有完成，但是單位GDP能耗在下降，這說明我國社會發展已經越過了一個“拐點”，即經濟效益在增加，而能耗指標在降低。這已經非常不容易，如果我們延續以前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高投入的發展模式，我們的單位GDP能耗還是那么多，而總能耗會更多。因此，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
葉文虎委員建議，政府出臺節能、減排、降耗的激勵機制，要讓企業最大程度地發揮主觀能動性；要將節能、減排、降耗、效益一體化來考慮，鼓勵太陽能、潮汐能等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更為重要的是要把循環經濟作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方面來加以實施。
對于如何做好環保污染減排工作，全國人大代表、煙臺市委書記孫永春也認為，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切實做到“三增三降”，就是經濟增長、企業增效、群眾和財政增收；降低能源消耗、降低資源粗放利用、降低污染排放。
對于如何具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孫永春認為應從三個方面加以操作。首先，要做到“有保有壓”。對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符合“三增三降”要求，污染輕、能耗低、占地少、科技含量高的重點項目，全力支持；對高耗能、高污染和產能過剩、盲目擴張的項目，嚴格控制、堅決禁止。
其次，要做到“有增有降”。做到該增的一定要增上去，該降的一定要降下來，進一步抓好對經濟增長和能耗下降有重大影響的機械制造、電子信息、黃金和食品加工四大支柱產業，汽車、手機、電腦三大產品集群，以及石化、冶金、生物制藥三大潛力產業和船舶、特種化纖、葡萄酒等產品集群，堅持不懈地把主導產業做得更大更強。同時，充分挖掘潛力，培育新的優勢，不斷增強發展后勁和競爭力。
同時，要做到“有進有退”。“加快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經濟優勢領域進軍，盡快從落后的產業領域中退出；在更多增加社會財富的同時，最大限度減少污染排放，走出一條投入少、能耗低、污染輕、產出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強的新路子。”孫永春說。
[相關鏈接]中央投入20億元建設減排體系
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日前透露，中央財政安排20億元資金專項用于污染減排指標、監測和考核“三大體系”建設，環保總局將力爭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完成相關體系建設。
周生賢表示，“科學的減排指標體系”，就是要改進統計方法，完善統計制度，實現重點污染源排污數據的統一采集、統一核定、統一公布，及時掌握新老污染增減動態變化情況，形成科學的環境統計體系。“準確的減排監測體系”，就是要提高污染源現成采樣監測專用儀器設備的裝備水平，保證環境監測數據準確、可靠、有效，提升環保部門監督性監測和自動在線監測數據傳輸能力。“嚴格的減排考核體系”，就是要強化政府責任，嚴格數據公布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接受社會和公眾的監督。
據了解，2007年“三大體系”建設重點包括：組織實施國控重點污染源自動監控項目，其中在線監測設備資金由企業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擔，中央財政重點支持省、市兩級監控中心建設；組織實施污染源監督性監測能力建設項目，加強省、市兩級污染源監測現場采樣和測試能力，提高污染源現場采樣監測專用儀器設備裝備水平；組織實施強化環境監察執法能力建設項目，提升國家級環境監察執法機構核查能力；組織實施提高環境統計基礎和信息傳輸能力建設項目，提高數據儲存、傳輸和共享等信息化水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