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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兩組新聞在擾動觀察者的神經，一是中國經濟規模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一是美國在東亞連續組織軍事演習，“戰略東進”態勢明顯。
事實上，人們往往容易將中國崛起與世界局勢的變化聯系在一起。但在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縮寫:MIT）斯隆商學院政治系副教授愛德華?斯坦菲爾德（Edward
Steinfeld）看來，恰恰相反，他認為，中國的崛起不會威脅西方。
近日，斯坦菲爾德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擔任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主席的斯坦菲爾德，正領導著MIT的中國項目組，對中國國企改革、能源問題等關鍵課題都有著深入的研究。他在10多年前曾在南京大學工作過5年，訪問中，他對于時常浮現于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以及“中國崩潰論”都予以了駁斥：那是危言聳聽，完全言過其實。
在專訪中，他說他想傳遞給西方社會“中國是美國等國經濟增長的助力器”的信息：“你們可以攻擊中國的貨幣政策，可以攻擊中國的貿易赤字這樣的問題，但不要忘記，在整個世界貿易的舞蹈當中，中國也是很重要的參與方，兩個人才能跳得好。而與中國之間的這樣一種關系，美國經濟是獲益良多的。”
中國融入全球化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經濟在發展、崛起，在很多觀察人士眼中，這在沖擊和改變國際格局，尤其是給西方世界帶來影響，你怎么看？
斯坦菲爾德：在很多人看來，中國的崛起毫無疑問意味著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的衰落。但與這些認識相反，我恰恰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會使美國受益。中國的發展將有助于增強美國的商業霸權，因為中國正在逐漸融入到西方的游戲當中。
日報：通過加入WTO等，中國主動開始了全球化。當前以貿易、投資、金融等領域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格局，仍然是西方世界主導，你說中國融入西方游戲，指的是什么？
斯坦菲爾德：在嘗試實現國家現代化發展理想的過程中，中國正在不斷遵照西方的規則參與游戲，通過自身與西方社會經濟秩序的一體化，這將會持續強化西方世界的公司和監管機構的支配地位。中國從源自外部世界的影響中受益匪淺，中國已通過多種方式改造國內經濟和國內機構。對于中國公司而言，在參與全球化生產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需要遵守國外的種種規則。
在這個過程中，外國可以有選擇地改革中國的國內工業，并根據特定的國際需要加以重組。例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企業間的自發競爭迫使成千上萬家中國企業重組。在融入全球生產體系之后，生產商們將接受國際質量標準的檢驗和外國媒體的監督。在外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則要接受海外監督機構的嚴格監控。
因此，就本質而言，正步入現代化巔峰的中國正在做一件空前的大事，它正在參與發達國家的游戲。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扮演的是“最佳配角”。作為一個低成本的大規模商品供應商，中國為“主角”――發達國家們創造了大量機會去專注于知識的創新和再造――這比商品制造更難以復制。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憑借的是“投身全球化生產”鞏固自己在全球勞動分工中的地位，而美國等發達國家則在該基礎上進行著技術創新和商業創新。
威脅論是危言聳聽
日報：在融入的過程中，中國經濟規模逐步放大，因此各種“中國威脅論”在逐漸流傳，你怎么看這種現象？
斯坦菲爾德：我對這種危言聳聽的威脅論是持懷疑態度的。任何國家的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延伸的國力，構成了對國際體系的挑戰。不過，在中國的國情下，我覺得世界所面臨的挑戰是相當適度和溫和的。
在某種程度上，由于今天的技術性質（如何生產商品的性質），中國通過使其依附于全球化的生產體系之中而得以增長。這與日本和韓國20年前的發展模式大相徑庭。為了參與這一全球分工，而且是比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更有效地參與，中國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改變其國內機制，與全球規范保持一致。
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和社會實體，已經是現有的全球秩序的主要利益方。這并不是說，全球秩序將不會發展，或者說中國不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具有更大的影響力，而是說，如今中國將不是通過試圖推翻現有的全球秩序來服務于其利益，而只是更多地參與管治。
如果在30年前，美國或歐洲的人們被告知，他們有一天會和已經在全球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一起工作，那些人會覺得這是一個夢。然而今天，這一夢想已基本實現。我們應該擁抱自己的夢想，在慶祝它實現的同時，我們要認識到，仍有許多挑戰有待解決，比如東北亞和東南亞的領土爭端、全球環境問題、全球對核擴散的憂慮、朝鮮半島關系管理等。
剖解三種威脅論：能耗、技術、工作
日報：西方世界對中國崛起帶來威脅的討論，也包括了對中國能源資源巨額消耗的擔心。比如，關于能源消費總量、碳排放等問題的討論。這些領域你怎么看？
斯坦菲爾德：大家總是在爭論中國的排放比誰多，但如果換一個角度看的話，其實美國人均碳排放量還是中國人均碳排放量的5倍呢，這個又怎么說呢？
我覺得關鍵要做的事情，是怎樣讓每個人都能夠低碳生活。我們并不應該總盯著中國說話，而是要看中國是不是的確在把一些高精尖的技術用在環保、用在節能上。中國的確是這樣做的，將很多投資用在這個領域，很多最最高精尖的環保節能技術都是中國買來在用，而我們美國甚至都沒有用，我其實很希望美國也能夠像中國在這方面花很大的投資在自己國內。
日報：談到技術，另一個中國威脅論的領域就是高技術領域。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都針對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進行各種限制。中國科技企業對美國企業的并購也會受到很多阻撓，你對此有何看法？
斯坦菲爾德：這種出口限制是事實。就個人而言，我并不支持這些出口限制。我認為它們往往達不到所想要的效果（防止某些技術的傳播），而且還損害了有此類限制國家的國內企業。同時，我認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中國身上往往會被夸大。換言之，受到限制的商品的實際數量并不多。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個問題的政治意義要大于現實的經濟或商業價值。同樣，我不認為出口限制就能確保西方安全，但我也并不認為它們會產生重大的經濟或商業影響。
日報：認為中國經濟崛起威脅論的另外一種觀點，常常源于中國勞工在不斷搶走發達國家就業崗位。但很多討論往往看不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工人們只能拿幾美元，而跨國公司可能拿了上百美元。你怎么看待中國一些產業的這種現狀？
斯坦菲爾德：對于發達國家的就業崗位而言，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歷程。我承認，中國的制造商在這種全球化生產流程中獲利的確是很有限、很小的一部分。但不是薄利就證明這個東西很低端。像臺灣的一些代工廠，雖然他們獲利很薄，但他們做的質量很好，量也很多。而且這種代工，轉移到越南或其他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地方是不可能的，因為這里已經培養了很多技工，包括很高端的工程師，有很完善的生產鏈。而且，中國制造業企業已經在朝價值鏈的上游方向前進，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高精尖技術的一個最大的實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