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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今年推出了煤炭改革新舉措，到2010年底，數千“小煤窯”將被兼并，數千名山西“煤老板”也從臺前隱退到臺后，這一現象被稱為該省煤炭歷史上最大的“經濟事變”。
“小煤窯”隱退能否緩解煤礦安全事故的頻發？煤炭企業兼并能否緩解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能否遏制“官煤勾結”帶來的嚴重后果？記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調查。
老板變身：是不是國有吞并民營？
“小煤窯”因生產方式落后、管理水平低下、不安全、不符合產業政策甚至違規開采等問題，近年來成為社會各界口誅筆伐的對象。山西省一位領導曾總結了小煤窯的四宗罪：浪費資源、污染環境、草菅人命、腐蝕干部。此次進行的煤炭資源重組，針對的就是小煤窯。
兼并重組之后，山西煤炭產業結構將發生歷史性變化，企業主體從此前的2200家縮減為130家，煤礦在原有2600多座的基礎上壓減60％多，只保留1000座礦，國有或國有控股煤礦由過去產量占全省煤炭總量一半左右、礦井數量只占小部分，轉而成為絕對主導地位；兼并重組整合后的煤炭企業規模原則上不低于年產300萬噸，單井產能不低于90萬噸；煤炭生產全部實現機械化開采；煤礦高管逐步實現職業化和專業化，全員培訓后上崗。
由于此次兼并主體企業是同煤集團等國有重點煤炭企業，于是有人擔心，會不會是國有企業吞并了民營企業？
山西省左云縣水磨灣礦原礦長高華告訴記者，他的年產30萬噸的小礦并入了國有企業——山西省煤運集團。在兼并重組后新成立的公司中，雙方商定山西煤運和水磨灣礦股份比例為6比4。和水磨灣礦一樣，60％左右小煤窯選擇的是與省內、中央大型煤炭企業簽訂兼并重組協議。
在資源整合過程中，少數“煤老板”選擇轉讓產權，進行轉產轉型，退出煤炭行業；多數則選擇成為兼并后新企業的股東，退隱后臺，不直接干預煤礦生產經營。“咱還是煤礦新主體的股東，但不再直接經營了，而是交給專業的管理團隊。”高華說。一部分做大做強的民營煤炭企業也參與了兼并小煤礦。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長賈廷亮說：“原來我公司21個小礦加起來才有120萬噸的產能，現在整合成5個煤礦，產能達到620萬噸！”
過去人們詬病國有企業的“僵化體制”是否會帶給新的企業？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長王宏英說：“大多數新企業是股權多元化結構，以資產為紐帶構建有別于過去國有企業的新的體制機制。”
新成立的企業將推行現代管理方法，建立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進行經營管理。小煤礦管理隨意、安監漏洞百出的現象有望得到改善。這不是簡單的國企吞并民企或者“大魚吃小魚”，而是以現代企業制度改造傳統煤炭企業。
煤炭大集團主推的煤、焦、冶、電、化、建材等循環經濟園區將相繼建成。山西國土資源廳廳長李建功展望說：“在神華、同煤等大集團看到的‘礦區像賓館，礦工像白領’不再遙遠。”
企業兼并：能否換得安全生產？
安全生產問題是山西社會發展之痛。由于襄汾潰壩事件，省長被問責，轟動世界。然而除了生產安全問題，該省還面臨經濟社會發展的安全問題。煤礦事故對山西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因此有人說，山西的煤是“帶血的煤”、山西的發展是“帶血的GDP”。
山西“小煤窯”數量長期保持在五六千座以上，目前年產30萬噸及以下的煤礦仍占礦井總數的80％以上，綜合機械化采煤的僅占煤礦總數的12％。據不完全統計，大約90％的煤礦事故都發生在地方小煤礦。
企業兼并，能否換得安全生產？山西省煤監局局長杜建榮分析說，首先是提高企業門檻和準入，通過提高生產力水平來提高安全生產能力。此輪企業兼并，煤礦全面采用機械化綜采，煤礦百萬噸死亡人數將減少74％。
這個數字從何而來？杜建榮說，煤礦數量從2600座減少到1000座，按簡單數學概率算，事故發生率將比現在降低60％；實行標準化作業后，井下危險崗位和從業人員將大幅減少；此次兼并重組后的煤礦有望消除短期行為帶來的超能力生產等安全隱患。同時，資源枯竭或儲量較少、資源賦存條件差達不到機械化綜采要求的煤礦，將在這次整合中予以關閉，資源予以封存。
山西省發改委主任李寶卿說，全省將形成三個億噸級和四個5000萬噸級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礦井采區平均回采率達到80％。這意味著煤炭資源服務年限可延長一倍還多，過去能采100年的煤炭資源，現在可以延長到200年。
行業整合：能不能阻止“官煤勾結”？
礦難多發，不僅與安全管理和監督有關，還與“煤老板”同官員之間的利益交換有關。
解剖一起典型的“官煤勾結”案例即可說明這一問題，如臨汾市副市長苗元禮受賄案。
經查，臨汾發生數次礦難的“煤老板”，均有向苗元禮行賄的記錄。其中，2007年包括遇難多達100余人的洪洞“12·5”礦難，事后被查明，以苗元禮為首的臨汾三級煤官，均在接受賄賂后，監管放松最終導致慘劇發生。
“12·5”礦難的背后，是一個“官煤勾結”的完整利益鏈條，市縣鄉三級煤官均有“煤老板”王東海的行賄記錄。2004年煤炭資源整合中，市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史錫亮將參加整合的瑞之源煤礦列為單獨保留礦井，又在該礦上繳資源價款時，給該礦提供便利，使其緩繳資源價款1000余萬元，史錫亮先后收受“煤老板”人民幣4萬元。副市長苗元禮在2004年下半年批準該礦緩繳煤炭資源價款，并兩次收受王東海人民幣5萬元。
山西省紀檢委有關人士分析說，過去的“官煤勾結”，是小煤礦證照不全、安全生產不達標或不符合產業政策，“煤老板”為了逃避監管牟取暴利，總想尋求權力“保護傘”。如今“小煤窯”不存在了，行業的門檻兒提高了，不是有錢就能開煤礦了，過去“官煤勾結”的鏈條斷了。但是，“煤老板”退出經營不等于腐敗就會消失，資源領域的權力尋租行為在“審批經濟”的條件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反腐敗的斗爭和制度建設仍然是長期的。
同時，消滅礦難也不是一時之功，“硬件和制度固然很重要，但勞動者素質提高、現場管理的精細化十分關鍵，這些仍然是煤炭安全的嚴峻挑戰。”太原理工大學采煤專業一位教授說。
幾年前，國家發改委就要求，到2010年全國只保留1萬處小煤礦。山西終結“小煤礦”體制，意味著我國在過去幾十年中靠“有水快流、分散辦礦”的粗放式辦礦體制在山西退出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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