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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擴內需成為今年以來我國刺激經濟率先復蘇的主要舉措之一。而擴內需對中國經濟發展具有突出的意義。一是過度依賴外需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這對中國擴大內需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二是全球經濟面臨再平衡，外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將明顯減弱；三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擴大內需賦予了新的內涵；四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提高消費率的新階段；五是要抓住機遇、化“危”為“機”，成功實現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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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國際金融危機凸顯了現存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脆弱性，也對擴大內需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的脆弱性迅速暴露出來。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外部需求大幅減少，導致我國實體經濟尤其是沿海地區的實體經濟受到較大沖擊，并呈連鎖反應態勢：首先是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量大幅下降，然后出口商品生產企業開始減產、停產，甚至倒閉，再接下來就是與出口相關的行業也面臨經營困難，最后波及上游的能源、原材料生產企業，這對我國投資和出口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進出口行業受到的沖擊最直接也最嚴重，原先一直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凈出口，成為拖累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特別是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二季度出口額同比大幅下降，導致中國經濟增速迅速下滑。中國經濟增速由2007年的13％大幅下滑至2008年的9％，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繼續下滑至6.9％和6.1％，創下近10年來的季度新低。雖然2009年二季度GDP增速回升至7.9％，但仍屬近幾年來的較低值。
上述情況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十分明顯，也十分脆弱。
這次金融海嘯給我國的一個深刻啟示就是，如果中國缺乏一個堅實的內部需求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無法從出口驅動轉為內需拉動，一旦國際市場大起大落，中國經濟容易遭受嚴重影響。
從未來發展來看，作為全球性經濟大國，中國過度依賴外需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
第二，全球經濟面臨再平衡，外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將明顯減弱。長期以來，寬松的信貸條件支持了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消費增速遠遠高于收入增速，導致歐美家庭的債務率居高不下，債務增速遠遠高于可支配收入及家庭財富（房產、股票）的增速。金融危機爆發后，由于房屋資產縮水、消費信貸收緊、失業率處于歷史高位等因素，歐美等發達國家以往負債消費的模式遭受顛覆性沖擊，家庭儲蓄率大幅上揚。
以美國為例，自2007年年初以來，美國消費者的財富蒸發了15萬億美元，有經濟學家測算，美國家庭財富完全從次貸危機中恢復過來，可能需要15年，加上失業率接近10％，這必然會影響他們的消費理念和消費模式，迫使美國人增加儲蓄并減少消費。
美國家庭儲蓄率的提高也是家庭去杠桿化的過程，這期間即使稅收優惠政策促使居民家庭收入增長，但可能被上升的儲蓄率所抵消。因此，未來美國居民家庭的消費能力將遭受重大打擊。
由于美國家庭的去杠桿化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這將嚴重制約其消費的穩定增長。而美國家庭消費占全球GDP的比重達17％，以其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消費支出減少將直接影響相關國家的出口規模。
由于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模式（包括發達國家的負債消費模式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導向型模式）都面臨調整，加上本次金融危機是“二戰”后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已經導致全球經濟陷入“二戰”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故短期內難以出現強勁復蘇，未來3－5年全球經濟可能陷入低速增長。另一方面，與20世紀90年代初信息技術革命引導了全球經濟復蘇及較快增長的情況不同，目前新的經濟增長點還不明朗，未來幾年全球經濟還難以找到新的增長動力。
在全球經濟增長可能進入較長時期的低速增長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增速難以再現過去10年的高增長勢頭，外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將明顯減弱。過去10年中國的真實出口增速達到22.3％，未來3－5年的真實出口增速將出現較大幅度下滑，如果未來全球經濟增速為1％－2％，那么中國的出口平均增速將只有個位數。因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積極開拓國內消費市場。
第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擴大內需賦予了新的內涵。我國經濟已形成了“投資驅動、出口拉動”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這種增長方式的最大缺陷是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難以相應提高人均收入水平，進而抑制了我國居民的消費能力。
“投資驅動、出口拉動”既是對外開放條件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表現形式，也是“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的必然結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戰略過于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在國際經濟環境較好的情況下，“高投資—粗放增長—高出口—再高投資—再粗放增長”的高增長循環能夠實現，但其對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產業結構升級遲滯、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國際貿易摩擦加劇等則不斷累積。
當前全球經濟景氣度大幅降低，使過去被高增長所掩蓋的結構性問題得以暴露，也是粗放型經濟增長難以為繼的重大警示。當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高增長循環后，以出口為導向的過剩生產能力難以在短期內被國內市場所消化，經濟就必然面臨著低增長和通縮的壓力。從長期來看，產業結構升級遲滯、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等因素將阻礙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因此，只有大力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才能從根本上優化國民的收入支出結構，切實擴大國內市場的需求。
第四，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提高消費率的新階段。根據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消費率呈U型走勢，即消費率在快速的工業化過程中不斷降低，隨著高速工業化進程的結束，消費率也逐步回升。從G20的經濟發展和消費率的關系來看，消費率的這一變化具有普遍的規律性。有關學者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得出，消費率的最低點出現在人均GDP為2322美元（2000年不變價），即人均GDP低于2322美元時，消費率隨著收入的提高而下降；當人均GDP高于2322美元時，消費率則隨著收入的提高而同步上升。
改革開放30年來，伴隨著快速工業化的進程，我國消費率處于持續下降階段，自20世紀80年代的65％左右降至50％以下，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消費率快速下降，從2000年的62.3％下降至2007年的48.6％，8年下降了13.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投資率從2000年的35.3％上升到2008年的43.5％，上升了8.2個百分點；凈出口率從2000年的2.4％上升到2008年的7.9％，上升了5.5個百分點。
2008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2300美元（2000年不變價），這意味著我國的消費率已位于U型底部，加上國民經濟的轉型，我國步入高速工業化后期，未來我國的消費率有望停止下降趨勢并逐步提升。
此外，今后我國將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加快服務業發展、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等措施，激發消費潛能的釋放，促進消費需求的擴大，消費需求必將逐步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動力。
第五，要抓住機遇、化“危”為“機”，成功實現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國經濟的本輪調整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2002—2007年中國經濟經歷了持續的加速和繁榮，積累了許多不平衡因素，加大了調整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緊迫性。因此，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們一直擔憂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既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同時也是一次重大契機。危機雖然會帶來暫時的困難，但由此帶來了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將經濟增長的重點從出口轉變為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為我國進一步推進各項重大改革提供了新的動力和必要的壓力。這將加快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國民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作者系經濟學博士，高級經濟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