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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沒錯的總是銀行？”說這句話的時候，陳泰清非常激動。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已經奔走了兩年，卻依然沒有結果。
兩年前，他在銀行的存款被人取走了48000元。銀行的說法是，由于儲戶沒有保管好自己的銀行卡和密碼，銀行沒有責任。然而，公安部門調取的當時的出賬單據卻顯示，這筆業務的取款憑條竟然沒有銀行經辦人員的簽名章和銀行的現金付訖章。
不翼而飛的存款
2004年6月，家住江西省興國縣永豐鄉大江村的陳泰清和妻子肖福娣一起，在農業銀行興國支行新區分理處開設了一個活期存款賬戶，同時還辦理了一張借記卡。此后，兩人一直用此賬戶辦理存取款業務。
2006年10月28日，當肖福娣到中國農業銀行興國縣支行的一家營業網點打印存單時，發現賬上少了幾萬元錢的存款。夫妻倆立刻來到開設賬戶的新區分理處進行查詢，結果被告知，存款在2006年7月11日被人用借記卡在農業銀行興國縣新區分理處的業務柜臺支取了48000元。
這讓讓陳泰清夫婦倆感到很不解。被人盜取了存款的那天，他們身在廣東東莞，銀行卡和存折都隨身帶著，并沒有遺失，錢怎么會被人取走了呢？
隨即，陳泰清向興國縣公安局報案。由于案件一直未能偵破，為了追回損失，2007年6月，陳泰清以“銀行在辦理業務時未盡嚴格審查之責”為由，將農業銀行興國支行告上法庭，要求銀行賠償被盜取的48000元存款。
興國縣人民法院認為，陳泰清在辦理借記卡時已與銀行約定，在使用借記卡時必須遵照中國農業銀行金穗借記卡章程。根據《中國農業銀行金穗借記卡章程》規定，凡密碼相符的金穗借記卡交易均視為持卡人本人或本人授權的合法交易，因密碼泄露造成的經濟損失，持卡人自行負責。
2007年9月，興國縣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陳泰清在農業銀行存款，已與銀行形成儲蓄存款合同，雙方應按合同履行各自義務。陳泰清所主張的銀行在辦理業務時沒有嚴格審查，違規操作，并沒有提供證據加以證實。法院表示，經審理查明銀行在2006年7月11日所支出的48000元存款并無違規操作。因此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疑竇重重的存款憑條
一審敗訴后，陳泰清并沒有放棄維權。不會上網的他，通過朋友在網上收集了許多類似的案件，他發現法院在對待儲戶資金被盜取的判決結果各不相同。主要還是取決于法院更保護哪一方的利益。
有朋友見他打官司上訪辛苦，勸他自認倒霉算了，“一個人如何斗得過銀行。”正當他猶豫不決是否要堅持的時候，無意中卻發現了一個情況。
事發報案后，公安機關前往銀行調取了錢被取時取款憑條的存根聯。在這張取款憑條上沒有復核人圖章和銀行現金付訖章。
而銀行在一審開庭時向法院提交的證據卻是一張蓋有新區分理處現金付訖章和復核人圖章的支付憑證。
“這說明銀行在向法院提供證據時作假了。”陳泰清說。
即便是在這張被陳泰清認為是假造的憑條上，也存在著問題。興國農行向法院提交的證據之一———錢被取走時的取款憑條中，憑條上打印的日期為2006年7月11日，而加蓋的新區分理處現金付訖章上顯示的日期是2006年7月10日。
陳泰清向在銀行工作的朋友打聽到，作為銀行來說，每辦理一筆存取款業務，單據上都必須蓋有銀行的現金付訖章和經辦人以及復核人的圖章，這是一項非常嚴格的制度。
2007年11月，陳泰清再次向贛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要求撤銷一審判決，并賠償48000被盜取的儲蓄款。
庭審中，興國縣農業銀行否認公安機關最初調取的存款憑條上沒有加蓋復核人圖章和銀行現金付訖章。對于其提交給法院的憑條上日期不符的問題則稱“這僅是工作失誤，而該失誤和本案沒有任何因果關系，日期不管是哪天，只要銀行方面的業務辦理符合章程的規定即可”。
2007年12月5日，贛州市中院以“公安機關已經立案偵查的刑事案件并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訴訟的受案范圍，一審法院把公安機關正在立案偵查的刑事案件當作民事案件受理不妥”為由，撤銷了興國縣法院的一審判決，同時駁回陳泰清的上訴。
連規范的證據都提交不出，銀行憑什么振振有詞
“公安無法破案，法院也不受理，銀行更不承認自己有過失。這么明顯的問題難道就沒有個說法，損失和委屈難道就只能是我們普通的儲戶來背負？”陳泰清說。
陳泰清向記者出示了一份由興國縣公安局經偵大隊出具的證明，這份加蓋公章的證明內容如下：2006年11月1日，肖福娣來我大隊報案稱其在農業銀行興國支行新區分理處開設的銀行賬戶的存款于2006年7月11日被人用卡盜取48000元人民幣。當日，我大隊偵查人員立即前往該分理處調取了該筆交易的取款憑條，該憑條上無現金付訖章，無經辦人印章，情況屬實。
興國縣公安機關日前對記者表示，這件案子事發距報案時間已經隔了4個月時間，由于當時去銀行調取監控錄像時，銀行表示因為時間過長已被系統自動刪除。因此，沒能取得對破案有著至關重要作用的證據。同時，從其他角度切入調查也沒有取得突破。所以，案件目前為止并沒有告破，但公安機關并不會放棄努力。
“為什么有理的總是銀行，連能證明它是合法辦理業務的證據都提交不出，銀行怎么還能夠那么振振有詞？”
陳泰清表示，在許多儲戶和銀行的糾紛中，對于儲戶來說，錢一旦少了，就會被認為是卡和密碼沒保管好才導致被人冒取，但對于儲戶來說，卻很難能夠舉證說明并非保管不當所致。“那我們為什么不能去合理地懷疑銀行，以及銀行的工作人員？”
被誤讀的舉證責任
“誰主張誰舉證，但在日益增多的銀行和儲戶之間的糾紛中，這一原則似乎不太合理。就像本案一審中，法院讓原告舉證，通常情況儲戶是根本拿不出證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師告訴記者。
這位律師表示，銀行和儲戶其實不是平等的社會主體。特別是個人儲戶，在各個方面都明顯處于弱勢，特別是在舉證能力上的不平等。相對于銀行而言，儲戶存在著天生的弱勢。
他認為，基于這些不平等，在銀行與儲戶的這類糾紛訴訟中，權利主張與舉證責任也應該有偏于儲戶的安排。這種保護弱勢的安排在我國是存在的。比如對于醫療責任事故的醫患糾紛，要求醫方舉證；對于刑訊逼供的指控，要求警方舉證。這是法律保護弱勢主體的精神的一種體現。無論是儲戶主張權利還是銀行主張權利，都應該由銀行承擔舉證責任。”
南昌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魏盛禮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通過立法規定，對這一類涉及銀儲糾紛的案件實行舉證倒置，當然有利于保護儲戶權益，推動銀行更好地加強安全管理。
但就現行的法律來說，已經存在非常有利于儲戶的條款。只是在很多情況下，相關條款被人為地忽略或者是未被正確地理解。從而導致在此類糾紛中銀行反倒被保護起來了，而儲戶卻更加成為弱勢。
“從我國法律規定的物權和債權的關系看，儲戶將資金存入銀行之后，這筆資金的所有權已經不再屬于儲戶，而是銀行。儲戶擁有的只是對銀行的債權。”他說，“當他人假冒儲戶之名從銀行取款，實際是詐騙了銀行的資金。而儲戶的債權并沒有受到損失，儲戶有權要求銀行支付與所存入數額相等的資金。”
魏盛禮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銀行認為是儲戶沒保護好銀行卡或密碼等原因致使銀行的錢被騙，負責舉證的自然就應該是銀行。“一段時間來，類似這樣案件的報道非常多，最后判決，由儲戶承擔損失的不在少數。這并不正確。這也容易讓銀行惰于在加強安全管理上下功夫、加大投入”。
本報南昌12月14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