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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炯
繪 | 本報東莞10月28日電
廣東東莞市民政局新任局長楊東如今天向記者透露：截至10月7日，全市臨時生活補貼1.99億元全部發放完畢，惠及19.92萬困難群眾。
早在今年8月1日，東莞就已經宣稱“紅包”派完。在當天舉行的專場新聞發布會上，東莞市副市長李小梅曾介紹：除低保邊緣戶外，困難群眾的“紅包”發放工作基本完成，臨時生活補貼共發放了1.6億多元，已上報市人大備案。當時，還有15個鎮沒有上報。
現在，一波三折的“紅包”事件終于拉上帷幕。
發紅包：方案已報市人大備案
今年6月，東莞市政府下發《關于向有關市民發放一次性臨時生活補貼問題的復函》，決定為全市12.2萬戶籍生活困難人員和低保邊緣戶，每人發放1000元臨時生活補貼，以減輕CPI上漲給市民造成的影響。
“紅包”派發方案出爐，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社會中引起熱議。有人譏諷這是“政治作秀，拿公共財政的錢來布施”，更有專家質疑動用公共財政程序的合法性，認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每花一分錢都必須經過人大的相應法定程序”。
“對于困難群體，這是雪中送炭。”對此，東莞市委黨校教授劉建中表達了不同看法，“至2007年末,東莞戶籍人口為171.26萬，常住人口為694.72萬，財政收入達539.5億元，東莞完全有財力和能力這樣做。”南城區賣報紙的下崗職工老趙告訴記者：“現在米價、肉價都上漲了，靠賣報紙的收入維持生活很困難，補貼是件大好事。”
針對紅包發放程序的合法性問題，東莞市財政局局長詹文光表示，“紅包”發放已報市人大備案，“紅包”來自于財政增收節支資金。“今后，東莞市會根據國家政策和當地實際情況，繼續關注民生，而不是簡單地將它制度化。”
爭紅包：“一怕漏，二怕硬拉進來”
“由于東莞市對發放臨時生活補貼人數估計不足，最后發放總人數可能要超過預計的12.2萬人，總財政支出可能會超出估算。”李小梅在發放開始不久時說。對此，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表示：“要實事求是，符合條件的再多也要補。”
由于東莞鎮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加上沒有統一的操作辦法和具體標準，出現了村民爭“紅包”的現象。例如中堂鎮上報人數達4.6萬多人，占戶籍居民總人數的62%，有多報嫌疑，實際核準人數后則大大縮水。
“一怕漏，二怕硬拉進來。干部親屬特別要嚴格把關。”大朗鎮社會事務辦的小韓說，“萬江區在確定補助對象時，規定家里有空調、鋼琴等貴重物品和有勞動能力而無正當理由在家的不納入補助范圍。”萬江區黨委委員葉愛青告訴記者：“萬江區對申請名單進行了逐戶核查，并公示。”時任東莞市民政局局長杜度說：“民政局只有全市低保對象3.6萬人的數字，占全市戶籍人口的2.15%，對低保邊緣戶以前沒有做過統計。對于個別鎮的數據差距過大問題，有兩個鎮退回重新審核。”
由于民政局重新審核把關，10月7日，全市核定出符合補貼標準的困難群眾19.92萬人，發放臨時補貼1.99億元，比原來預算增加了7000多萬元。
議紅包：“花在了刀刃上”
對于東莞在發放“紅包”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表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難免會扎破手，吃錯部位。過分地指責創新中出現的問題，等于扼殺創新。臨淵談魚，‘高’在‘進’而結網。”那么，東莞應“如何結網”？
東莞的“億元紅包”，既反映出政府公共財政的民生責任，又引發了社會對中國福利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探索。
對大嶺山鎮水朗村低保戶劉世權來說，千元補貼多了一層含義：剛考上大學的二女兒的讀書生活費終于有了著落。
“東莞讓公共財政承擔起民生關懷的責任，‘紅包’花在了刀刃上。”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認為，“當政府財政達到一定規模，還利于民應成為人性化政府的決策考慮和選擇。”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郭巍青說：“公共財政用于民生領域，緩解了民眾困難，有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
另外，關于中國目前的福利制度，廣東省民政廳王小波認為：“東莞的做法是一條切合國情的派發路徑——并非全民共享的‘普惠性社會福利’路徑，而是定向發放給最有需要的低收入人群的‘救濟性福利制度’的思路。”也就是說，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國社會福利制度首先應立足于“雪中送炭”式的社會救濟，而不是“錦上添花”式的全民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