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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中國農業科學院吳孔明博士和他的團隊出現在北京一家五星級酒店。這是美國《科學》（Science）雜志首次在中國專門為一篇即將發表的論文召開新聞發布會。璀璨的水晶燈下，換下農田里的泥鞋、草帽的研究者，在記者的連番提問“轟炸”下，儼然成了炙手可熱的科學明星。
此次發布的，是吳孔明等研究人員有關轉基因抗蟲棉的一項成果。《科學》雜志19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發表此文。
然而，真正調動記者們興奮神經和想象力的，似乎并非研究本身，而是這場高調的新聞發布會所傳達出的信號意義。
“這是個中國套娃，打開一個還有一個，最核心的娃藏在最里面。”有人說，“一項高達200億元人民幣的轉基因專項研究，才是‘最核心的那個娃娃’。”
尖峰會議
早在7月9日，一項名為“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的項目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獲得原則通過。據悉，此項目的投入將高達200億元人民幣。
“這一天等得太久了！”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的黃大日方研究員對記者說。他用“翹首以盼”、“很振奮”，形容他聽到這一消息時的感受。
轉基因專項和載人航天、第三代通信等項目一樣，系《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確定的未來15年力爭取得突破的16個重大科技專項之一，它是農業領域獲得的唯一專項，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單項投資最高的項目。
一切都在悄然進行，盡管確切的細節還沒有確定，國內媒體的報道也大多語焉不詳，逐利的資本永遠是嗅覺最靈敏的。7月10日，專項通過國務院審議的第二天，中國證券網的上證博客就適時推出了“種子鬧革新”的轉基因題材攻略。“中國轉基因水稻第一股”豐樂種業遭遇兩個“漲停板”。
飄紅的個股傳遞著小股民對重大政策的“平民版解讀”：盡管此專項只是“原則性”通過，但只要捅破那層薄薄的窗戶紙，就會得到驚人的發現：“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水稻的國家。轉基因大米不用太久就會擺上中國人的餐桌。”
黃大日方告訴記者，國家最后作出這個決定實屬不易。事實上，自2006年轉基因被列為上述《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中唯一一個農業內科技重大專項后，它就陷入了無休止的反復討論和修改之中。
據一位參與專項起草的專家稱，“初稿修改次數之多無法統計”，“兩年至少開了三十場論證會”。
黃大日方解釋，據他了解，論證的時間這么長，不是國家在“要不要發展轉基因技術”戰略上有分歧，而是在“某個農作物要不要產業化，什么時候產業化”，“怎樣建立嚴格的安全檢測制度”等問題上討論耗時很久，而且這些問題很多至今沒有解決。
路線之爭
正當歐洲在轉基因作物商業化問題上停滯不前的時候，我國政府首次明確支持態度。消息一出，無異于一場“地震”。
事實證明，圍繞轉基因的任何舉動，都可能引起軒然大波。2005年春天，湖北轉基因大米流向市場，引發全國“轉基因恐慌”。今年年初，法國總統宣布，暫停種植MON810型轉基因玉米，這一決定引發了極大爭議。
其實，轉基因支持派和反對派的“口水戰”，從這項技術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沒停止過。
3年前，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專家起草的《我國轉基因作物研究和產業化發展策略的建議》轉交到國務院領導手中。該報告認為轉基因水稻已經完成商業化生產所需的各種安全評價程序和試驗環節，未發現存在安全性風險，具備了區域性商業化生產的條件，應迅速批準商業化生產。
甚至有專家計算：“如果我國不進行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推廣，就相當于每年放棄了200億元的收入。”
過去的20年里，三分之一的轉基因研發資金集中在轉基因水稻的開發上。單2004年一年，中國政府就花費了5億元人民幣用于開發轉基因水稻。自那年起，就有三種轉基因水稻一直在等待批準上市。“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就等國家頒發一張出生證”。
同年12月1日，綠色和平組織針對上述報告公布了《中國轉基因水稻對健康和環境的風險》。該報告認為，關于轉基因會不會給人體帶來損害等問題還沒解決。
支持派批評一些環境專家：“他們不懂基因工程，也不考慮農民死活”；“他們東拼西湊一些所謂證據反對轉基因水稻，非常可笑”；“他們是別有用心的攪局者”。
反對派認為：轉基因食品才10多年的歷史，10年無害不能說明讓人吃50年、100年也無害。“稻米就是生命，中國如果種植有未明風險的轉基因稻米，等于拿生命做賭注。”
就連“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難免“參戰”，領銜成立雜交水稻基因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他的轉向對“轉基因派”是一項重大利好，他們眼里，“袁隆平”這個金字招牌是掃除轉基因稻米商業化障礙的有力武器之一。
對于轉戰轉基因稻，袁隆平坦言：“實際的研發中，由于自然環境的限制，特別是溫度等因素影響，如果按常規方法，要實現大面積畝產900公斤目標已不太可能。我們的‘常規武器’全身解數已經使得差不多了，第三期超級雜交稻的研發必須依靠轉基因手段。”
顯然，轉基因安全問題成了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一個命題。但轉基因專項的原則通過，實質上平息了數年的暗戰，支持派悄然獲勝。
“不能求快要求穩”
7月9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政府要求各方“抓緊組織實施”。顯然，轉基因項目問題早已脫離爭論漩渦，已經不是“要不要上”，而是“如何加快實施”了。
環境保護部生物多樣性研究的首席專家薛達元倒希望“不要急于求快”，轉基因作物商業化要“非常慎重”，前期工作是做好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
他曾受邀請參加轉基因專項的論證會，會上他這個“大炮“一點就燃，后來，這樣的會議他都被“禮貌地撇開”了。
“我成了不受歡迎的人。”薛達元無奈地說。
天天吃轉基因大豆油的薛達元，并不反對轉基因技術，他只是旗幟鮮明地強調“謹慎”，強調“不同的聲音”。
薛達元認為，中國有100多個轉基因專家，如果發出的都是一個聲音，這是非常不正常的，總是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
他認為，利益關聯是很多人呼吁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的重要原因，“涉及200多億元的資金，擱在哪個部門，哪個部門至少解決了未來十年的吃飯問題”。而且轉基因“金種子”，一旦市場化，落地生根，對生物公司也是滾滾財源。
他炮轟的還有安全評估問題。58人組成的負責發放轉基因安全證書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中，三分之二是轉基因科學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請專利和申請通過者，環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員非常少，只有幾個人。“這樣所做的評估是否公正公平”？
“列寧說過，一個愚蠢的人提的問題，100個聰明人也回答不了。”一位轉基因科學家嘲笑說。
“我就是那個‘愚蠢的人’！”薛達元教授笑著對記者說。
面對“如果轉基因大米上市，你會吃嗎？”這樣的提問，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吃！當然吃！
他認為轉基因大米本身是安全的，他擔心的是那張“出生證”的頒發是否足夠“安全”。
糧食就是武器
跟薛達元“步子不能太快”的觀點不同，黃大日方認為，“轉基因專項問題不能再等了，國際競爭這么激烈，我們這樣的農業大國動作晚了慢了，都會被動挨打、受制于人。”
“大豆就是深刻的教訓。”黃大日方說，當時國家也想把轉基因大豆擋在外面，設立“綠色壁壘”，但國外強大的生物公司用低價、高質量等手段沖垮了這些屏障，如今轉基因大豆的技術、專利、定價權都在別人手上。
大豆的陰謀是可怕的。行業內都知道轉基因大豆的“拉美化”陷阱。美國一家生物公司在發明轉基因大豆的最初幾年里，曾一度打著“利用先進的生物科技，幫助貧窮國家發展糧食生產”的旗號，免費向南美發放轉基因大豆種子。而當這些國家的農民已經習慣于播種轉基因大豆時，美國生物公司開始收“產權稅”。這時大家才發現，凡播種過轉基因大豆的土地已無法再重新播種傳統的大豆作物。這些國家已完全陷入了美國生物公司所設下的陷阱。
相反，由于中國轉基因棉花起步較早，1997年至2006年，轉基因棉花的推廣使我國棉農累計增收約250億元，紡織業和消費都獲利120多億元。2006年當年的回報就達60億元，遠遠超過了過去國家對轉基因棉花研發的所有投入。
而印度就很被動：美國一家公司幾乎控制了整個印度的棉花種子市場，迫使當地農民以高出傳統種子4倍的價錢，購買它的種子，農民為此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貸。一些農民為此債臺高筑，甚至自殺，這種惡性循環正摧毀著印度鄉村。
所以，“轉基因決不只是技術問題，它背后是國家與國家的政治、經濟、貿易、倫理之爭。”黃大日方說。
“反對的聲音以前沒有停止過，以后可能也不會停止。”他說，“作為科學家，我們已習慣了在反對聲中平靜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