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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求是》雜志刊發題為“迎接高等職業教育的春天”的署名文章。文章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離不開高職教育的健康發展，“世界工廠”的誕生需要更多技術應用型人才的強力支撐。
此觀點得到了廣泛贊同。事實上，在中國是不是“世界工廠”的爭論中，反對者的重要論據是，各類技工的嚴重不足，制約企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中國只能算作“世界工廠”的加工車間，遠不能和當年的英國、日本相提并論。
顯然，職業教育，特別是高等職業教育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遠不是解決就業那么簡單。
大國的經驗
上文的作者之一俞仲文在同濟大學工作時，曾聽到一位德國教授講了如下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次年，也就是1946年，英國的一個代表團到戰敗國德國訪問，看到滿目的頹垣敗瓦、殘樓廢墟，代表團團長不無感慨地對德國人說：光是把這些戰爭垃圾清除出去，你們也得花上30年的時間。可是，德國人只花了不到20年的時間，不僅把所有的戰爭垃圾清除凈盡，還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強國，綜合國力僅次于美國。30多年后，德國總理科爾終于把他們的“秘密武器”公布于世：促使德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是發達的職業教育。
這個故事深深銘刻在俞仲文的心里。而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更加認識到，職業教育是引領日本現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育先行，令日本在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起飛，70年代步入現代化強國之列。原因何在？經濟學家說：日本人恪守“出產品之前先出人才”的金科玉律，為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堅固的基礎。什么是人才？博士、碩士當然是人才，但是掌握熟練技術的高素質勞動者也是人才，而且是社會需求量最大的人才。為了培養這樣的人才，日本在大力發展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時，也對發展職業教育傾注了特別的熱情。
二次大戰后，東瀛三島冒出了1000多所“專門學校”，這些所謂的“專門學校”是日本職業教育的主力軍，年復一年地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專業技術人才。這些專門人才技術精湛，只需把國外的發明創造加以解剖，稍加改進，就大批量生產制造，投放市場。這就是日本職業教育的成果。
如是見聞令俞仲文震撼：現代化建設既需要大批高級研究型人才，也需要大批具有實踐經驗和較高技能的生產、管理、服務、建設第一線的應用型人才。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不僅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是現代化本身的重要標志。我國的人才結構之所以呈現不合理的“葫蘆型”，而不是像發達國家的“橄欖型”，正是高等職業教育欠發達的緣故。
正是在這種認識下，1992年6月，俞仲文開始全力投入到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的創辦中，并且在短短十幾年內將之建成中國職業教育的典范之一。
技工的渴望
有俞仲文經歷和認識的人畢竟是少數。因此，在過去的20多年間，中國的企業長期被“技工荒”折磨，其后遺癥是，雖然中國的很多工業產品產量巨大，在全球數一數二，但是品種少且檔次低。
常常有這樣的新聞見諸各種媒體：某企業開出年薪××萬元的高價聘請高級技工，但未能如愿；某地區的高級技工月薪五六千元、年薪十幾萬元已經尋常，汽車修理工等技術工人的最高年薪定在相當于或高于博士的水平；某地區大學畢業生就業難，而高等職業學校的學生往往還沒有畢業就已經被預訂一空等等。
物以稀為貴。價格杠桿向供方市場的傾斜反映了我國當前技術工人特別是高級技術工人嚴重稀缺的現狀。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曾經公布數字稱，目前全國城鎮企業共有1．4億名職工，其中技術工人有7000萬人，而在技術工人中中級工占30％,高級工僅占5％左右，與發達國家30％~40％的水平相差不小。長期以來人們不屑的觀念，技工卑微的地位、微薄的工資，職業教育的冷清等，這暗示著，隨著老一輩技工的退出，車間將無人接過他們手中的鉗子、扳手。
有研究者表示，中國要想成為真正的“世界工廠”，必須擁有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否則將永遠承接最低層次的世界分工，做最苦、最累、最廉價的部分。
耐克集團將加工廠從中國遷往越南的消息一度震驚國內企業界。不少有識之士在感嘆“中國企業的勞動力優勢在缺失”的同時提醒中國企業，要將競爭優勢從粗放式的勞動力價格優勢向集約式技術優勢轉變。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說：“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中國將更加深入地參與國際分工。世界各國的企業和跨國公司紛紛來華投資設廠，越來越多的產品將打上‘中國制造’而運往世界各地。在這種情況下，制造‘中國制造’的技術人才就成為關鍵。”
職教的機遇
俞仲文在他的文章中說，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他的理由是，一是近年來國務院連續召開了幾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先后出臺了《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等文件，職業教育已經進入中南海的視野。二是中央政府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的投入。2006年11月，教育部、財政部正式啟動了被稱為“高職211工程”的“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計劃”。“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將安排20億元專項資金重點支持100所左右的示范性高職院校。所有這些，都預示著中國高等職業教育即將迎來欣欣向榮的春天。
不過，有些研究者提到，中國經濟發展已然到了一個關鍵點上，產業升級向上已經成為必然，這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并駕齊驅在不久的將來必定能成為現實。”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專家如是說。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職業教育往后的道路是一帆風順的。正像許多業內人士指出的那樣，職業教育整體上內憂外患的局面并沒有改變。他們的意思是，由于人們觀念上的不認同，技術工人的身份、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再加上各種配套政策的缺失，使得大多數家長都不愿意將孩子送往職校，也使得大多數職校生都覺得自己的出身不夠體面；職業學校內部也是問題復雜，辦學條件差、教師整體水平不高、管理層觀念滯后，不少學校實際上是在挨日子，怎么能指望它們成為能工巧匠的搖籃呢？
俞仲文建議，要給高職畢業生以應有的名分和實惠。就給“名”而言，各級政府應采取多種激勵措施提高技能型人才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形成全社會尊重技能型人才、崇尚技術和技藝的良好風尚，扭轉那種脫離社會實際需求、有礙民族昌盛的人才價值觀念；就給“利”而言，要通過大幅度提高技能型人才收入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年輕人進入高職院校學習。“政府和社會各界只有切實采取措施，保障職業教育的學生畢業后享有較高的待遇，我們的高等職業教育才會越來越受歡迎，蓬勃發展的春天才會真正來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