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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從6月起在中國啟動一項預算為280萬歐元的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這將是迄今為止歐盟資助的最大規模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
由于溫室氣體排放限額的存在和各工業國溫室氣體排放的需求之間的矛盾也催生了全球“碳交易”的活躍。盡管中國當今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而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并沒有受到《京都議定書》的溫室氣體排放額的限制，反而在“碳市場”的獨特結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形成了獨特的“碳利益鏈”。
“創設”溫室氣體排放權
從2006年滬市上市公司“三愛富”與世界銀行簽訂總值高達6億元的溫室氣體減排額交易開始，清潔發展機制（CDM）作為上市公司盈利的一個重要“概念”被炒作，因為這能使投資者相信，有了CDM項目就會有不費吹灰之力的額外盈利。
而被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喜歡的CDM正是《京都議定書》確定的全球減排方案中給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安排。
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規定，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必須共同努力，從2008到2012年期間，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同時《京都議定書》再加入了一項名為“清潔發展機制”（CDM）的條款，這是一種基于項目的碳交易機制，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通過發展減排項目產生可證實的減排額（CERs）出售給發達國家的買主。
而在另一個規模更大的市場——基于配額的碳交易市場上。買家只能在“限量與貿易”體制下購買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賣）的減排配額，譬如《京都議定書》下的分配數量單位（AAU）,
或者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下的歐盟配額（EUAs）等。
而大多數工業國都認可基于項目產生的CER進行交易。一旦CER被簽發，并且傳送到需要實現減排目標的國家之后，項目信用額度與配額就無太大差別。
“事實上，中國企業通過減排項目創造的減排額增加了基于配額的碳交易市場的供應。”有分析人士說，“盡管CDM是一種成本較高而且有風險的‘創設’排放權的方式，但這依然給沒有減排義務的中國在全球碳市場中很大的靈活度。”
國家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辦公室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12日，國家發改委批準的全部CDM項目有524個；在CDM執行理事會成功注冊的中國CDM項目87個；已獲得CERs簽發的中國CDM項目有13個。而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截至2006年三季度，來自中國的減排額已經占全球基于項目的碳交易總量的60%。
中國的碳利益鏈
就像任何產品市場一樣，基于CDM而被創造出來的排放權是整個中國碳利益鏈的第一環。
以三愛富為例，有分析師測算稱，隨著2007年1月1日CDM項目的正式實施，公司每年可能新增利潤近億元。另一上市公司天富熱電今年初與日本電力株式會社基于CDM的交易也將使公司每年收益達到千萬元左右。
而在此之外，由于CDM機制的存在以及兩大不同碳交易體系的區別為眾多與排放權并無直接聯系的資金提供了參與機會。目前，由于CDM項目的專業性和開發中的潛在風險，有眾多的中介機構在中國為CDM項目業主提供咨詢服務。
當然，咨詢服務還只是與中國有關的碳交易的“外圍活動”，有更多的資金直接參與了CER的交易。募集資金超過1.43億歐元的歐洲碳基金中國代表處首代李超對記者表示：“從國內CDM項目中購買的CER是不確定交付時間和交付數量的，我們通過投資組合的方法管理購買的CER，賣給終端用戶和其他買家的是確定交付時間和數量的減排指標。當然CDM項目業主也可以承諾確定數量和時間，這樣他的賣價能更高，這種情況下，如果出現交付不足，那他就需要從歐洲市場直接買入排放權填補缺口。”
歐洲碳基金的狀況只是與中國相關的利益鏈的一小部分。曼氏金融在6月底發布的報告認為，包括對沖基金在內的各類投機資金正在為參與碳交易引入新的投資策略，包括對排放權的交易、為減排項目融資、電力交易、跨商品交易，以及對相關股票和私人股權（PE）的交易等等。
最終，當中國CDM項目的業主收到出售減排額的價款時，其中還有一部分將上繳國家。例如三愛富在CDM框架下的氫氟碳化物分解項目產生的減排額收入中，將有65%上繳國家。
而當最終獲得簽發的CER到達工業國最終用戶的時候，誰還會在意這是來自于配額，還是中國CDM項目的“創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