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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08年奧運會日趨臨近，北京的“奧運經濟”進行得如火如荼，各種體育場館、交通設施建設和大規模綠化改造進入沖刺階段，各大商家也摩拳擦掌，為爭食數以千億計的“奧運蛋糕”做好了各種前期投入。
這種大規模投資讓北京的各項經濟指標全線飄紅。2003年以來，奧運經濟對北京的經濟增長貢獻已超過每年2個百分點。2006年北京經濟增長率達12％，連續第8年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房價也節節攀升。而根據奧運經濟的一般規律，更大規模的投資高潮會出現在奧運會舉辦前的兩年內，所以2007年北京經濟很可能更上一層樓。
但欣喜之余，也引發了人們對北京面臨風險的憂慮。畢竟，15天風光過后，奧運主辦城市甚至承擔了30年債務的情況，真實發生過。而縱觀現代奧運史，幾乎沒有哪個主辦城市完全擺脫了所謂“后奧運經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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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經濟市場推介會吸引了世界各地投資商和記者的目光。張建峰
攝 | “蒙特利爾陷阱”的幽靈
加拿大蒙特利爾體育中心是當地居民永遠的驕傲，它已成為奧運史上最富象征性和紀念性的標志建筑之一。但同時，這座建筑也承載著蒙特利爾居民心中揮之不去的苦澀記憶。
1976年那屆奧運會，實際投資完全失去控制，花費了24億美元，超出預算近20倍。體育中心的建設投資超出預算6倍，工期一拖再拖，以至于最初構思的用電鈕操縱頂棚，將其變為室內運動場這一設計，直到1985年還未完成。
這屆奧運會被稱為“一場曠日持久的蒙特利爾納稅人的噩夢”，虧損達10億美元以上。奧運會后，蒙特利爾公民承擔了一個新的稅種——奧運特別稅，而且一交就是30年，直到2006年11月才還完1976年欠下的債務。而此時，體育中心又面臨一個新的問題：體育場頂棚需要更換，蒙特利爾市政當局仍需拿出一筆不小的資金。
它還給蒙特利爾公民留下了長期的心理陰影，使得市民不愿再為耗資千萬的重大體育比賽提供資金，這在2005年世界游泳錦標賽舉辦權問題上表現得極為明顯。2005年1月，國際泳聯剝奪了蒙特利爾市的舉辦權，因為該屆世錦賽在規定的準備時間內仍存在1460萬美元的財政缺口，而加拿大聯邦政府又明確表示不可能拿出錢來支持蒙特利爾。蒙特利爾組委會負責人、59歲的德羅什因此備受指責。同年2月2日，被壓力壓垮的他在自己的灰色奔馳車中飲彈自殺。
在積極爭取和斡旋之下，蒙特利爾最終于2月10日重獲舉辦權。7月，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于30年后再次出現在蒙特利爾體育中心。相信那一刻，許多人都會想起那個奧運史上的專業術語——蒙特利爾陷阱。
蒙特利爾的遭遇震驚了全世界，以至于主辦奧運會成為令人生畏的難事，鮮有人問津。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其籌委會主席彼德·尤伯羅斯，被公認為是“創造了另一個奧運會紀錄的人”。在既無政府補貼，也不能增加納稅人負擔，同時還不能發行彩票的情況下，尤伯羅斯通過一系列開創性的商業手段——出售電視轉播權、尋找企業贊助商、租讓營業權、預售門票、壓縮開支等等，用5億美元順利地舉辦了奧運會，還史無前例地盈利2．5億美元。
奧運經濟自此初現端倪，奧運主辦權成了受追捧的對象，奧運會也從此成為一個誘人的大蛋糕。
正當人們已逐漸淡忘“蒙特利爾陷阱”之時，1998年的長野冬奧會卻重新喚起了人們對它的記憶。冬奧會后，長野經歷了一場被稱為“后奧運綜合征”的經濟減速。1999年，長野的制造業下滑了30％，創下了211家企業破產的紀錄，其衰退程度甚至超過了二戰后日本大衰退時的全國平均水平。
同樣讓人記憶深刻的，還有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近50年來，希臘可能是承辦奧運會的國家中最小的，卻偏偏承辦了“9·11”后的第一屆奧運會。雅典奧運會的昂貴和對安全的要求可謂歷史之最。應該說，雅典圓滿完成了任務，贏得了榮耀。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雅典奧運會在安全費用方面的支出是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近6倍，是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的50倍。雖然希臘政府
難以擺脫的“奧運低谷效應”
將奧運會的預算從23億歐元增加到57億歐元，仍無法填補日益失控的開支。根據希臘負責奧運事務的文化部代部長佩特拉里亞女士的言論，雅典奧運會的總開支可能是160億美元，幾乎是提高后的預算的3倍。
巨額開支直接導致希臘政府在2004年的預算赤字高達6.1％,比歐盟規定的最高標準超出兩倍還多。希臘政府近期已承認，舉辦奧運會的成本“短期內”不可能收回。盡管面臨歐盟多次施加的壓力，希臘政府至今也沒有公布其對雅典奧運會補貼的具體數額。但據最保守的估計，每個雅典居民至少要為這15天的狂歡承擔10年以上的債務。
自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引入商業化運作以來，奧運會主辦城市悲慘到蒙特利爾那般境地的確實相當罕見。然而奧運史上還誕生了一個情況類似只是程度略遜于“陷阱”的專業術語——奧運低谷效應。這一效應鮮有主辦城市能夠避免，即便是悉尼，一個主辦了被國際奧委會前主席薩馬蘭奇稱贊為“歷史上最成功的奧運會”的城市。
所謂“奧運低谷效應”，是指奧運會結束后，受需求不足制約，舉辦地出現的經濟不景氣現象。奧運經濟有著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學界將其分為前奧運階段、奧運階段和后奧運階段。
在前奧運階段，由于奧運場館和其他基礎建設投資的大幅增長，經濟發展相當強勁，特別是在奧運舉辦前兩年內。在奧運階段，由于人流的大量涌入，帶動了強勁的消費需求，經濟也因此生機勃勃。但在后奧運階段（一般是奧運結束后的3年左右），經濟卻常常出現衰退，步入低谷。
“最成功”的悉尼奧運會，其奧組委在奧運會結束后將籌備經驗編輯成文字，以35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國際奧委會，創下了奧運史上將奧運主辦城市經驗作為知識產權出售的先例，但它也未能避免“奧運低谷效應”。有人笑談，如果悉尼奧組委晚兩年出售經驗，在資料中加入對悉尼為何陷入“奧運低谷效應”的分析和總結，那么價格至少可以再翻兩番，雅典奧運會的損失也會小很多。
在2000年奧運會結束之后，悉尼所在新南威爾士州的GDP增長率便出現小幅下滑，直到2003年仍未有明顯起色。投資大幅下滑，房地產業衰退也很明顯。1993年到1999年，悉尼的房價持續上升，城市房價平均每年遞增10％以上，主場館周邊地區的房價甚至在3年內就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長率接近40％。而奧運會之后，房地產市場即出現大幅度下跌，一片蕭條，延續了兩年有余，嚴重影響經濟的持續發展。
同樣尷尬的還有體育場館利用情況。擁有11萬個座位的奧林匹克主體育場在2002年只舉辦了8場比賽，2003年稍好一點，1月至10月共舉辦了24場各類比賽，觀眾總數為近87萬人。網球中心則除了每年1月份的Adidas國際錦標賽，很少有其他重要的比賽可以舉辦，最后不得不與穹頂體育館、娛樂中心爭奪本來就少之又少的舞會、音樂會等活動。水上運動中心則靠舉辦嘉年華和公司活動為生，平均每年虧損300萬澳元。體育場館附近的旅館，平均入住率只有30％。
在商業上比較成功的1992年的巴塞羅那、1996年的亞特蘭大，也都出現了“奧運低谷效應”，盡管其經濟衰退不能全歸咎于奧運因素（尤其是巴塞羅那，當時西班牙全國和整個歐洲都出現了經濟衰退）。
即便是被公認為帶動了韓國“經濟起飛”，賽后頭兩年未出現明顯“奧運低谷效應”的1988年漢城（首爾）奧運會，其經濟增長率也在1990年后出現較為明顯的下滑。同時，奧運會前對漢城（首爾）新區的開發熱潮造成了房地產泡沫，直到1992年房地產價格才出現下降趨勢。1995年后，下跌更為明顯，許多項目由于資金短缺而被迫中斷施工，或者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委托給第三方處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更是讓其縮水30％至70％。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奧運會主辦城市在規劃階段就已有意識地規避“奧運低谷效應”，但仍未獲得一個完美的結局。規避此效應難度之大，可見一斑。
面臨潛在風險，北京可否創造奇跡？
“奧運低谷效應”源于奧運投資需求膨脹所帶動的遠期需求急劇萎縮。而根據北京市發改委預測，2004年至2010年的7年內，北京市投資總額將超過15000億元，其中絕大多數集中在奧運會前幾年完成。而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北京也不例外，投資需求的波動必然會影響北京經濟的穩定增長。
北京奧運會總投資預計超過350億美元，占到自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以來歷屆奧運會（包括北京奧運會）投資總額的43％以上；奧運會所需新增建設等直接投入超過170億美元，占同比的48％以上,是雅典奧運會的2．1倍。而且，近幾屆奧運會都出現了嚴重超支的情況，北京也不容樂觀。而“后奧運經濟風險”產生的原因之一便是奧運會的直接投入和奧運會需要的新增投入占總投入偏高。
歷屆奧運會數據顯示，直接投入與間接投入的比值越接近1，主辦城市產生經濟風險的可能性就越大。蒙特利爾奧運會的比值是0．923，赤字高達15億美元；莫斯科奧運會的比值為0．8，赤字達到6．91億美元；雅典奧運會該比值為0．916，當年希臘的財政赤字上漲0．7％。而北京奧運會直接、間接投入比率高達0．94，比奧運史上經濟風險最嚴重的蒙特利爾奧運會還高0．2個百分點。比照歷史，確實讓人為北京捏一把汗。
北京市目前的支柱產業主要包括建筑業、通訊電子設備制造業、信息服務及軟件業、金融保險業、化工業和房地產業，這6大行業的GDP合計占了北京經濟總量的44.3％以上。同時，這些行業產業關聯強度高，其中4個行業的影響力系數大于1，超過了國民經濟產業間的平均影響力。而根據悉尼在奧運會后的行業統計數據，建筑業增長速度由奧運會前的1．8％下降到奧運會后的－0.18％，降幅高達1．98個百分點；房地產業由奧運會前的增長0．34％變為奧運會后的下降0．02％；金融業由奧運會前的增長0．27％變為奧運會后的下降0．03％。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北京奧運會后，必將引起北京經濟的劇烈波動。
牛氣沖天的股市也是一個潛在的危險。雖然奧運會主辦國通過舉辦奧運會賺到錢的少之又少，但該國的產權投資市場卻總是在奧運會前后呈上升趨勢。在過去11屆奧運會中，主辦國的股票指數在奧運年之前的12個月里平均增長25％，在最近6屆奧運會中，所有主辦國的股票市場在奧運會之前的一年都取得了收益，其中韓國（1988年）、希臘（2004年）和美國（1996年）三屆奧運會的增長數分別達到90％、29％和33％。目前，中國股市的日益泡沫化越來越明顯，一旦投機者忙于抽逃資金，北京奧運會后的投資下降會比預期的更快。
歷史經驗表明，奧運主辦國在賽前兩年內都會出現經濟過熱現象。中國2007年前4個月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實際增長率為15％，同期全社會投資增長達到25.5％，投資消費比達到70％以上。如此高的投資消費比例是不可持續的，很可能出現下滑或經歷一個漫長而痛苦的調整期。
宏觀經濟遭遇流動性過剩很可能引發通貨膨脹。今年前4個月，我國城鄉消費價格水平上漲了2．8％，3、4兩個月物價連續上漲，豬肉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讓每個人都感受到了壓力。同時，前4個月的房地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27.4％，說明大量過剩資金都流向了房地產業。當房地產金融占主導的時候，一旦遭遇經濟收縮就會發生資金“雪崩”。
而且，據中國GDP增長趨勢表明，中國經濟中周期的平均波長為8年。從中周期波動角度分析，2004年是該輪經濟周期的波峰，按照波長8年推算，2008年中國將進入周期性衰退階段。這對后奧運經濟風險具有“放大效應”，很可能將加劇奧運會結束后北京國民經濟下滑的速度。
用歷史經驗比照北京，可能并不準確。中國是個大國，經濟規模遠超希臘。而北京作為首都，也會得到全國的鼎力支持，類似加拿大聯邦政府不肯為蒙特利爾市承擔1460萬美元財政缺口的情況不可能出現。
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已對“后奧運經濟風險”展開了積極應對。在“節儉辦奧運”的號召下，北京將部分奧運體育場館分布在高校，對“鳥巢”主體育場等場館建設進行了“瘦身”。中央也開始對過熱的經濟進行調控，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2007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被定為8％左右，而2006年的經濟增長率是10.7％。雖然各大研究機構紛紛指出這一經濟增長目標留有余地，但這種有意的調低向地方政府傳遞了嚴格控制經濟過度增長的信號。北京市將2007年的GDP增長預期目標定為適度的9％。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辦奧運會的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中期，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很可能像韓國一樣，借助奧運東風邁入長期經濟高增長的快車道。
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經驗不重要。縱觀奧運史，會發現除了技術性因素之外，奧運會運作的市場化程度越高，規避“后奧運經濟風險”就越有效。這是因為以政府為主操辦奧運會的國家往往“好大喜功”，在運作時會采用一些行政的、非市場化的手段，導致賽前“燒錢”、賽后“低谷”。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對常強調“別太在乎財政赤字”的希臘政府批評道：“投資在學校、醫院、公路或者其他能更好產生商業利益的基礎設施上，直接促進經濟增長，難道不比面子光彩更好？如果希臘需要更好的基礎設施，直接投資就好了，何必非要跟奧運會聯系起來？”
“在籌辦奧運會時，不要想‘震驚世界’。想舉辦一屆過程快樂、轟動世界的奧運會，結束之后必然收獲痛苦。但要著眼于舉辦一屆促進城市發展、滿足市民需要的奧運會，扎扎實實工作，過程也許痛苦，但結果肯定會‘震驚世界’！”這是巴塞羅那原奧組委秘書長對北京的忠告。
（作者系《新青年·財經報道》編輯，本文參考了北京奧運經濟研究所和劉起云、王軍平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