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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促進消費，優化分配關系到我國整體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民生的改進。個人所得稅如何征收？征收物業稅如何進行？如何消除中低收入群體消費的后顧之憂？本報就相關問題采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賈康。
抑制不合理的收入懸殊
問：從數據上看，近幾年國民收入分配中企業形成的收入明顯提高。應該如何調整企業間收入上的懸殊？
賈康：對于一些大型企業，特別是具有壟斷特征的國有大型企業，他們在整個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近年來明顯提高。其中部分壟斷因素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加以消除。
2008年已經正式運轉的中央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進步非常值得肯定，就是在國資委管理監控之下的100多家大型企業，大體上要分別按照5%和10%兩檔比例向國庫上繳資產收益。在此之前石油行業帶有壟斷性的國有大型企業，已經在上繳石油特別收益金。按這個發展方向，通過國有經濟的進一步戰略性重組，以后應該使中央級國有大型企業最后收縮到100家以下，從而逐步發展一戶一率的特定法案，通過代表全體公民利益的立法程序，在法案上形式上確定某一個特定國有大型企業按什么樣的功能定位，應該怎么向國庫上繳資產收益。
改革個人所得稅制
問：怎樣改革個人所得稅制，調整個人收入的差距？
賈康：在我國現行的按照11個分類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框架之下，簡單地討論提高工薪收入起征點的問題沒有意義。我們應該推進中央早已在文件里寫明的“綜合與分類相結合”這個改革方向上的綜合配套改革。
我建議，我們可以首先把資本利得拋在一邊，看其他的各種收入有沒有可能都進入綜合。如果都進入綜合，首先要做好的，是相關技術性工作。公民身份證號碼應該成為各人的社會保障號碼，同時也應該成為個人納稅號碼，這個號碼應該終身不變，并在整個登記系統里是唯一的。
至于超額累進稅率，我認為，可以不動起征點，在一開始過了起征點的這個檔次上，把稅率調低到1%，最高不超過2%，它對應的是低收入的社會階層，1%的稅率，可以一直延伸到所謂“中等收入階層”的下沿。中央文件非常明確地說，要在我國培育中等收入階層。我認為個人所得稅上的處理，就是在中等收入階層這個范圍之內，以5%即原來的最低稅率來覆蓋。這個5%的稅率可以從中等收入階層的下沿一直覆蓋到上沿。對在此范圍界限之上的收入，我認為，可以再加大調節力度，強化收入再分配，可以從5%跳到15%，再跳到25%，最高還可以設想跳到35%，這樣從九級超額累進變成五級超額累進。
用物業稅調節收入分配
問：如果開征物業稅，會對我國收入分配有什么調節作用？
賈康：我們現在如果把物業稅定位為房地產稅，在保有環節征收，要做稅基評估，形成這樣一個調節機制。它的好處有很多方面，可以實質性地推動省以下地方稅體系建設和分稅制的貫徹落實，校正地方政府職能與行為，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等等。而且，它實際上會給我國有產權房的社會成員增加一個保有環節的稅負，這個稅負可以起到一定的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抑制房地產“泡沫收入”，并長久地產生不動產保有環節上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因素。在讓房價變得較沉穩的同時，使有能力炒房的人，盈利空間收窄，與無能力炒房人的收入差距縮小；讓有稅負承受能力的一批人，為國庫收入多作一些貢獻，進而通過財政分配更有力地去扶助低收入者。
消除消費的“后顧之憂”
問：目前低中收入階層在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方面，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如何才能消除他們認為以后可能面對的在養老、教育、醫療、住房這些方面存在的所謂“后顧之憂”？
賈康：要提高他們的即期消費能力，就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首先，在基本住房保障方面。我個人認為，我們政府的財力，在安居工程方面首先要托的底，不是籠統的所謂經濟適用房，而是廉租房，它是一種非產權房，是為了解決最低收入階層“住有所居”的問題。在廉租房之上，還應該積極地研究政府怎么樣合理地形成一個可以滿足社會需要的“適租房”層面的供給，用以解決所謂夾心層、年輕白領、進入職業生涯初期的這些人的住房問題。
在醫療保障方面。目前已經明確，在三年時間里，政府要投入8500億元新增財力來支持覆蓋全民的醫療衛生體系的建設。但我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開始保障的力度和很多社會成員心理的、實際的需要，可能還是有一定距離的。以后我們要爭取一步一步提高這種保障水平。
在養老保障方面，我認為應該按中央文件里已說清楚的方向，爭取盡快做到省級統籌，再往前則應該發展到全社會統籌；在義務教育的保障方面，現在必須下決心投入大量的財力、物力，并配上必要的人力，在那些地方建成一批寄宿制學校，使這些西部牧民的孩子擺脫現在“流動教學點”這種情況，才能夠使他們的義務教育基本保障大體落在實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