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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有時也是一種恩賜。在金融問題上就是這樣。本來，金融啊，貨幣啊，只是少數專家才掌握的學問。可是，金融危機來了，于是，幾乎轉眼間，以“貨幣”、“金融”為名的書籍便迅速增多，這門幽閉云端的高深學問便進入民間，一時間，出現了滿街皆談貨幣的盛況。
對于這種現象，金融學教授陳志武自然感到高興。他說，那么多的人了解金融知識，不是壞事。但是，對于坊間流行的金融陰謀論，陳志武則高興不起來，他說，“陰謀論”之類的東西，看起來很過癮，但其實它就是一種迷信。因為，它沒有從技術、從操作方面解釋為什么大的金融財團、金融家族有本事在一夜之間調動上千億美元的資金，而只是說金融家們做的事情就是在背后搞陰謀，然后利用他們的陰謀主宰一些國家的政治，主宰這些國家的走向，甚至挾持統治者發動戰爭，以實現他們的陰謀。“這聽起來像武俠小說一樣。”陳志武說。
８月１６日上午，在北京奧運村北辰洲際酒店的大堂里，本報記者采訪了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這位在金融領域已經卓然有成的耶魯終身教授來自湖南鄉間，最近幾年，經常回國講學，在國內發表的文章、出版的書籍，因為有了金融學家的視角，而使看似平常的歷史、政治和經濟問題獲得了新的意味。
金融陰謀論是一種迷信思維
中國經濟時報：陳教授，很高興再次見到你。你知道的，中國出現了金融熱。而且“金融陰謀論”頗為流行。你是金融教授，剛出版了《金融的邏輯》，雖然也常回國，但畢竟是在美國任教，所以大家希望多聽聽你的看法。
陳志武：金融熱是好事。但是“金融陰謀論”在很廣泛的范圍內受到追捧，是一個理性社會、強調邏輯思維的社會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雖然這個現象讓人很失望，但也是可以理解的。這說明五四運動推崇的“賽先生”，并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科學精神歷來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強調“賽先生”和“德先生”，“賽先生”是當時所推崇的核心價值取向和看待世界的方法論，這是因為五四先賢知道過去的中國社會缺乏科學的精神，所以必須要提倡。
在中國，歷來就存在著靠迷信來看待事情的傾向，在中國文化中，在文學作品中，圍繞那些不能夠理解的、但是又影響人們生活的各種現象，人們提出各種各樣沒有經過驗證、也沒有經過實證數據推敲的理論，用牛鬼蛇神解釋很多事情。
中國經濟時報：從你的文章里，我感覺到了來自上世紀８０年代的氣息。
陳志武：是這樣。上世紀８０年代中國人的干勁和對國家的責任感，對我影響很大。
１９７７年到上世紀８０年代初上大學的人，都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對國家的前程進行了艱苦的思考，充滿了擔憂。就是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正是對社會的責任感、要改變社會的理想，使我放棄了工程學，促成了我專業的轉變和轉型。很多的時候，我都是以那個時期形成的價值觀為參照系來展開思考的。我沒有忘記那時形成的觀念。
中國經濟時報：你與楊小凱都是湖南人。你們都是從湖南走出去的知名經濟學家。你熟悉他嗎？
陳志武：不是很熟悉。
我們中國人現在應該盡量回避湖南人那種革命的情懷，現在應該強調商業倫理，向浙江人學習。浙江的商業信用是最好的，守規則，講信用，遵守契約。如果不講信用，這個社會怎么才能合作呢？
金融對中低收入家庭貢獻很大
中國經濟時報：金融問題有較高的門檻，似乎總是精英們的事情，與小老百姓關系不大。
陳志武：我們確實需要補金融這門課。金融對社會更廣大的影響、貢獻到底是什么？所發揮的作用到底是什么？這些都是以前很少談的問題。實際上，金融對于社會，尤其是對中低收入家庭所做的貢獻是非常大的。
在中國，談到要不要加強金融監管的時候，一般人本能的反應就是必須要加強金融監管，就是要那些有錢的金融家、金融企業賺錢變得更為困難，但實際上，加強金融監管對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來說損害更大。可以舉出很具體的例子，比如說，如果沒有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中低收入家庭要改變生活環境、改變他們子女的教育，就會面臨更大的困難，像鋼琴、汽車、小提琴之類的東西，對有錢的家庭不成問題，但對中低收入家庭就有困難。對中低收入家庭來說，如果有更多的金融產品，像最近幾天銀監會推出的在五個大城市進行消費金融公司的試點，就是非常好的一步，這可以使中低收入子女在成長期間，可以與有錢人家的子女看齊。金融在縮小這種差距方面起到很大的幫助。我舉一個美國的例子。德克薩斯州一位很有名的參議員一直強烈反對取消高利貸公司，他為什么這樣呢？原來他母親有１２個孩子，那時很窮，父親去世早，他的母親就是依靠這類公司貸款使他們一家住上了房子，供孩子上學，如果當時這類公司被監管掉了，他的母親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由此可見，強化監管，對社會底層的人的打擊反而更大。
金融催生創新文化
中國經濟時報：你談金融的方式很有特點，就是將金融邏輯，延伸進了國家興衰、歷史、社會和文化領域。讀你的文章和書，覺得很理性，對我個人來說，很受鼓舞，即使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對未來仍然感到樂觀。
陳志武：謝謝。在西方國家崛起的過程中，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所做的貢獻是非常核心的。為什么西方能夠興起？為什么土耳其、印度和中國落后了？這里面存在著一個金融邏輯。我在一些文章中比較了１６００年時幾個國家國庫里的盈余，那些４００年前國庫里金銀萬貫的國家今天基本貧窮落后，而當年負債累累的國家今天既有發達的經濟，又有完善的法治和民主。
我們知道，美國教育制度很重視創新。那么，這樣的創新能力是靠什么催化出來的呢？這與金融市場、與股市有很大的關系。從１９世紀初開始，股市不僅催生了美國人的創業文化，而且為愿意冒險創業的人提供非常便宜的資本。資本市場使未來的現金流有了一個變現的機制，從而出現了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就能成為億萬富翁的現象。以前，百萬富翁都是年紀很大的人。但是有了股市，像蓋茨、戴爾等年輕人，二十來歲就成了百萬富翁、億萬富翁。股市激發了整個社會年輕人的創業熱情，感染和催化了美國社會的創新文化，包括教育價值取向的變化。這種創新能力是后天催化出來的，不是天生的生物基金決定的。資本市場在中國也刺激了創新文化，使李彥宏、江南春等人在很年輕的時候都成了億萬富翁。
中國經濟時報：在國內一些場合，總能聽到有人說，“我們的老師不行了”。“華爾街的挽歌”也一再響起。你在美國金融學界浸潤有年，而且也有金融實務的經驗，你如何看美國的金融體系？
陳志武：千萬別小看美國社會的自我修復的能力，因為在過去一百多年，每次危機過后十年，金融資產總量就會翻一倍還多，這些不是偶然的，而是整個社會架構非常自洽的結果，多次的金融危機，使得美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在不斷上升。這次危機不會改變美國的經濟模式，也沒有人要終止金融證券業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問題只是如何改良。
我估計，從今年第三、第四季度美國經濟將逐步回暖，至少到目前還看不到美國經濟進入全面蕭條的證據。我相信，再過一年，那些說華爾街終結、美國金融模式終結的聲音，會越來越少。
面對危機，有時我們顯得過于樂觀。坦率地講，三十年，在人類歷史上，是很短的時間。而有時很悲觀，總是想，今天風大，明天風更大。好像有一個時間表，風水輪流轉。
不能脫離開拐點談論金融監管
中國經濟時報：有人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陷入金融危機的陷阱，是因為中國有著更強的金融監管。你如何看金融監管？
陳志武：經過了三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轉折點，過去那種依賴投資、依賴出口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了，以后再靠這種方式實現持續增長的愿望是很難實現的。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拐點。
對于金融監管的看法不應該與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瓶頸狀態這樣的環境脫離開來，不應脫離開拐點談論金融監管。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像中石油、中石化、中投、聯想等，無論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必然會遇到金融行業的競爭，必須跟全球的金融市場打交道，這個時候我覺得中國要做的是放開。
如果中國經濟真的要持續增長，要降低對國際出口市場的嚴重依賴，使得中國經濟依賴自身需求來增長的話，別無選擇，必須推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松管制，而不是強化管制。
如果不放松管制，中國培養自身金融競爭力的前景就不會太好，讓中國金融行業增加競爭力的辦法就是放開。包括讓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迫使中國自己的金融機構面對更多的競爭，逼著它面對競爭。這樣才能增加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
中國經濟時報：確實，在國內存在著一種自滿情緒。比如有不少人提出，需要向外輸出中國模式。
陳志武：１９８６年我剛到耶魯的時候，每天在報紙、雜志上看到的都是日本，鋪天蓋地。請來的教授，一與日本沾邊，就有很高的“溢價”，過了幾年，當我回到耶魯當教授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再談日本了。
我們的知識分子、意見領袖要超脫一些。我雖然不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樣冷靜，但也不要過于受短期樂觀和悲觀情緒的影響。
對中國金融體系的評價，現在下判斷還太早。因為，這是中國第一次經歷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雖然中國的金融體系受到的沖擊不大，但是對于以后的發展是否會繼續產生有利的影響，這些現在都不能做出判斷。過去沒有受到太大的沖擊，不是一件好事。
不要從危機中得出錯誤的結論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模式的轉型已經成為一項共識。金融危機進一步暴露了經濟模式存在的問題。但是，為應對危機，我們不得不采取很多刺激措施。但這又開始讓人們擔心經濟模式轉型是否被延誤。
陳志武：
那是肯定的。為了應對危機，有些措施是必要的。但是我們有理由為以后擔心。短短幾個月，釋放出這么多的流動性，能上的項目上，不能上的項目也在上。國進民退。這次金融危機帶給中國最大的代價，不是具體的經濟上的損失，更多的是對經濟模式理解上的誤區。我擔心從危機中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繼續強化國企、央企在經濟中的比重，國進民退，就是從金融危機中得出了錯誤結論的反映，從長遠來說，這是非常糟糕的，因為這種負面影響可以在很多方面表現出來，比如說就業，這對就業的影響絕對是負面的，破壞性的。過去十年，對國企的投資是對民企投資的３．５倍左右，但在就業方面，民企每年都在創造５００萬個就業機會，而在過去十年里面，國有經濟平均每年損失掉１００萬個就業機會，甚至在１９９８年的時候損失了２０００萬的就業崗位，在２００７年的時候，繼續損失了１００萬的就業崗位。也就是說，國有經濟在就業這個方面是負貢獻。如果國進民退的趨勢更加強化的話，會導致中國每年新增就業數量的繼續下降，那以后老百姓能找到工作的數量就會越來越少，甚至即使能找到工作，其所獲得薪酬也會越來越低，最后的話，將來的民間消費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有可能會比今天的３５％還要更低一些。政府的開支，會比現在的３０％的比例更高。
這樣發展下去的話，對中國經濟的轉型是破壞性的，同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創新能力也是非常負面的。
如何使用外匯儲備
中國經濟時報：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２２０００億美元，對于如何使用這些錢，有很多建議。錢多了也讓人焦慮啊。
陳志武：巨額外匯儲備確實是一個燙手的山芋，壓力越來越大，國際社會允許用外匯儲備進行投資的空間越來越小，這涉及到模式增長的問題和管制架構的問題，因為中國企業出口拿到外匯之后一個月之內要結匯，把所有的風險都集中到了外匯管理局和央行，由國家來承擔。在美國是沒有這樣的制度的，所以也就沒有外匯儲備不斷膨脹的問題。所以，中國沒必要要求所有企業都必須在一個月之內進行結匯。
另外，也要允許哪怕是單向的開放資本賬戶，這樣可以有效地降低外匯儲備的壓力。可以讓老百姓、家庭和法人企業直接去海外投資。讓個人、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要比國家主權基金在海外投資的政治壓力小得多。
需要改革體制安排。上世紀８０年代，當時外匯太少，需要強制結匯。現在情況已經不同了。應由企業自己做出選擇，允許企業、家庭把人民幣財富換成外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