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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突圍
    2009-02-23    作者:王慧敏 顧春    來源:人民日報

正在走出困境的紹興建筑市場也空前活躍。王慧敏 攝

  紹興,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嚴峻考驗!
  金融危機是“危”也是“機”。它對我們的產業結構、經營理念和管理水平進行了系統的檢驗。面對沖擊,我們要迎難而上,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也要找準主攻方向,推進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走科學發展之路!紹興突圍,讓我們看到了這一點!
  這些年,浙江省經濟走在全國前列,企業率先“入海”。正如當地企業家所說:“大海的機會更多,風浪也更大。”既要勇闖大海,又要巧避風浪,需要不斷探索、積累經驗,這樣我們的企業才能破浪前行。
  ——編者

嗆到海水,資金鏈斷裂

  紹興,堪稱浙江經濟、社會、文化共同繁榮的典型。2007年底的數據顯示:經濟總量居全國同類城市第十一位,中心城市綜合實力居浙江省第三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長三角城市第三位。全國工商聯在2008年發布的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據203席,其中紹興市45家。同時,紹興市獲得中國人居環境獎、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社會發展水平綜合評價位于全省第四位,城市和諧指數位居全國第八位……
  “感覺就像是半夜醒來發現著火了,一瞬時往哪兒跑都不知道!”回憶起幾個月前的紹興,紹興縣楊汛橋鎮黨委書記許志炎仍然心有余悸。
  楊汛橋,一個長期聚集在聚光燈下的小鎮:2001年,小鎮企業“浙江玻璃”在香港敲響開市之鑼,此后幾年內,楊汛橋一條短短的街上集聚了7家上市公司;2000年至2004年,楊汛橋連續拿下“浙江第一鎮”桂冠;2007年,經濟貢獻率占紹興縣10%。
  就是這個小鎮,成為此次紹興危機的風暴眼:2008年9月29日突然停產的華聯三鑫,發起者中兩家企業來自楊汛橋:展望集團和加佰利集團。華聯三鑫投資由最初的24億元猛增到100多億元,展望集團和加佰利集團均為其提供了巨額擔保,而楊汛橋另幾家大型企業又為展望集團等提供了擔保。風聲鶴唳中,各大銀行、企業債權人紛紛趕往楊汛橋收貸,資金鏈條越絞越緊。
  2008年10月21日,危機又降臨到楊汛橋另一家大型企業——阻燃集團身上。這家曾躋身該鎮十大集團之列的企業,因資金鏈斷裂,投資數億的10萬噸熔體直紡項目難以為繼……
  2008年10月25日,楊汛橋鎮給紹興縣的一份急件中這樣寫道:“幾乎在一夜之間,各家銀行將楊汛橋籍企業設定為重點監控對象……許多企業甚至被銀行列入‘黑名單’……目前,全縣企業間的相互擔保已經成為了網絡,而楊汛橋鎮作為全縣經濟重鎮,許多大企業處于擔保網絡的最核心。這種資金鏈斷裂的局面極有可能在我鎮更多的企業間蔓延開來。”
  一封封緊急求援信,火速發向市里、甚至省里!
  就在紹興各方全力挽救華聯三鑫時,位于市區的另一家巨型企業——2008年胡潤百富榜上唯一來自紹興的縱橫集團又因資金斷裂陷入危機!
  “去年9月、10月是什么感受?意外,驚慌,迷惘。”紹興經貿委副主任樓建明說。“從上到下,寢食難安。幾個月沒有休息,每天辦公到深夜。”
  紹興市銀監局局長駱有才這樣描繪市領導的焦慮:“僅僅一個12月,我參加市委市政府各類重要協調會議17次。整整幾個月,市里基本上就在處理企業這些事!”
  更焦慮的是銀行。招商銀行紹興分行行長葛曉嫻形容:“最早還是從媒體得知華聯三鑫停產的消息,當時紹興一下子進入了昏天黑地的感覺,由于我們銀行和華聯三鑫有大量業務聯系,那一個月,基本上沒有好好睡過覺。”

“有外因,也有內因。”

  家底殷實的紹興,為什么會成為重災區?
  “有外因,也有內因。”市長錢建民說,“論外因,一是紹興參與國際競爭的程度高,外貿依存度高;二是紹興產業以紡織為主,面料生產與石油產品靠得近,國際油價出現大幅波動,造成PTA、紡絲、纖維產品等原料價格暴跌,企業出現巨額虧空。從內因看,產業層次低、以傳統產業為主,企業過分追求規模效應而忽視了企業的質量。盡管全市有40多家企業躋身全國500強,但自主研發能力差,實力卻不強。資產大幅縮水后,企業本身負債率高,一下子就轉不動了。”
  紹興市統計局局長趙澤良從另一個側面佐證了錢市長的觀點:“紹興的紡織結構存在嚴重問題:生活型面料生產占據產量90%以上,行業過度集聚、產品結構重復,管理粗放。”
  在楊汛橋鎮黨委書記許志炎看來,這場危機先發生在紹興,與紹興“先發”不無關系:“很多國內企業好比還在內河里行船,而楊汛橋企業已經出海,進入了國際產業鏈。大海的機會更多,風浪也更大,國際金融海嘯必然會首先影響到海船,會讓我們嗆到海水。”
  還有些經濟界人士認為,紹興陷困,與部分企業盲目擴張有關。紹興商業銀行行長陳方曉回憶:“危機來臨的9月底之前,紹興經濟運行到達高點,企業流動資金充裕,不良貸款達到歷史低點,利潤率達到最高點;不少企業盲目樂觀四處出擊找資源,投礦產,投天然氣,投股權,投地產。這種擴張,加劇了資金鏈斷裂。”
  不過,對于資金鏈斷裂,也有人認為與銀行前期“嫌貧愛富”有關。譬如,當地一個大企業,實際資產只有7.6億,然而,自貸10億,對外擔保29億!在經濟膨脹時,這些大企業門庭若市,市內外各大銀行爭相上門放貸,氣球被越吹越大。
  還有人認為,紹興所以會成為重災區,與紹興特色的“紹興人經濟”也有關系。紹興寸土寸金,許多想做大的企業,拼命對外投資,收購企業,由此產生的財務費用,又在當地消化。

救助企業,著力突圍

  2008年9月29日下午5時,華聯三鑫停產。幾乎同時,紹興上下,一場針對這個巨型龍頭企業的拯救行動迅速展開。
  “要走出‘多米諾’困境,就從源頭入手,只有保住第一張骨牌,才能保住所有的骨牌。”紹興縣立即成立由縣長任組長,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為成員的縣工業企業解困工作領導小組,進駐企業,幫助開展應急處置工作。同時,從紹興市到浙江省,在聽取紹興縣的專題匯報后,都作出重要部署。
  “這場危機帶來影響之大、之突然,前所未有!對政府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快速反應,要敢于負責。有爭議的,由市委市政府來擔責任。”紹興市委書記張金如說。
  事實證明,在危機面前,政府采取主動出擊的舉措是正確的。2008年10月9日,浙江省政府專門就華聯三鑫的重組問題,主持召開省級銀行業協調會;10月13日,紹興縣專題召開縣內銀行行長會議,縣內各家銀行出臺“不隨意抽貸、不附加擔保抵押條件、不增加企業貸款負擔”為主要內容的同業協會公約;10月16日晚,紹興縣通過了《關于做好當前工業企業資金鏈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見》。通過工業用地變性、地方稅收分成獎勵、組建政府性擔保公司進行應急過渡擔保等措施,全力防范企業的資金鏈斷裂。
  在應急處置維護穩定的同時,由政府出面,對倒閉企業實施重組,力爭將損失降到最低限度。10月16日,浙江遠東化纖集團、濱海工業區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注資9億元和6億元重組華聯三鑫。11月7日,停產不到一個半月,原華聯三鑫第一條生產線重新開通,順利恢復生產。
  連續數個月,市、縣、鎮三級政府有關人士斡旋在債權人、企業、擔保單位之間,召集相關利益人,協調各方之間的利益。“政府政策扶持一點,擔保企業剝離一點,債權銀行讓利一點,社會個人承擔一點”成為大家在解困中總結出來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經驗。
  “漸進式”的解困之舉,保護了現有生產力,企業和銀行有了更多喘息的機會。在最初的慌亂穩定下來后,更多的救援途徑開始出現。解困生產保障組、解困債權債務核查組、解困信訪維穩組、解困債權債務處置組和解困重組洽談組5個專項工作組的成立,使解困工作納入制度化的軌道。
  各級銀行也從收貸轉向了加入救助隊伍。“要做最受尊敬的銀行,而不是最賺錢的銀行”成為銀行的座右銘。“從10月份開始,我們像救火一樣,放貸了7.26億元,投向15家有資金困難的企業。危機開始前,我們處于全國城市商業銀行200億元規模以上銀行排行第二名,去年底,不良貸款率從全省最低的1.2%升到了全省最高的2.84%!但這時候,我們不能回避社會責任!”紹興商業銀行行長陳方曉說。
  政府、銀行齊發力,紹興企業家們的情緒迅速平復了。“現在,遭遇困境的企業沒有一家喪失信心,都在努力自救。”“重災區”楊汛橋鎮黨委書記許志炎如是說。
  在2009年的新春,紹興經濟出現止跌回升跡象:去年12月,工業用電量比11月已經增加11.3%;今年,紹興規模以上企業開工率達到98%;1月外貿出口額比上年12月份繼續增加9.3%。

企業反思,政府補課

  盡管形勢有所好轉,但紹興市委、市政府并未喜形于色。
  “透過這場危機,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反思。”紹興市委書記張金如一臉凝重:“危機的根源在于粗放經營:無論是產業結構,還是企業經營。這給我們敲了警鐘,要增強發展后勁和區域競爭能力,必須具體思考這些問題:政府如何通過管理創新,加強監管經濟的能力?做大后的企業如何提高管理能力、控制風險?企業家素質如何提高?如果這次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即使這次僥幸躲過了風險,將來還會出問題!”
  “危機暴露出政府監管、社會監管的不到位。香港政府對企業監管、貸款的真實性、去向都很清楚,而我們呢?要等到企業出現停工時才能知道。” 市長錢建民的話一針見血。
  “銀行對集團客戶、授信盡責不到位,縱容企業短貸長用,其實與企業一起組成了擔保鏈。”紹興市銀監(分)局局長駱有才自我揭短。
  冷靜、客觀地對待問題、對待成績,紹興人的胸懷令人感佩!
  這場危機,因為前所未見,所以危機中衍生出的許多話題,并不是“黑”和“白”那樣可以很清楚地去判明,還需要我們去做深層次的反思:
  譬如,政府該不該救市、該怎樣去救市、涉入程度到底該多深?采訪中我們也聽到了不同的意見。一位銀行界人士困惑地說:“浙江的政府,太愛護自己的企業了。政府對企業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企業一出事就來找政府、找銀行尋求支持。政府這樣為企業擔責任,‘孩子’能學會走路嗎?”
  對此,也有人認為,這次危機能得以及時控制處理,關鍵點恰恰在于政府“挑了擔子”。按市場經濟法則去操作,政府完全撒手不管,很難想象這次會出現什么樣的后果。當時,人人自危,正是因為政府的介入,給了企業信心、銀行信心,從而穩定了局面。實踐證明,市場之手失靈時,政府一定要進入調控。
  還有,企業經營多元化,究竟是利是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在紹興企業的轉型過程中,不少以輕紡為主的企業,大步進入其他產業,開始了多元化進程。
  本輪危機中,停產的江龍、華聯三鑫、縱橫三大企業,無不涉及大量對外投資,并且因為擴張帶來資金鏈問題而陷入危機。盡管如此,采訪當中另一些企業還是表示,多元化投資仍然應該是企業發展方向。
  一位企業家直言不諱地說:“企業能撐到今天,幸虧是很早之前就開始進行多元化經營。東方不亮西方亮。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不搞資本運營,不可能大發展。”
  也有人對此堅決反對,一位長期關注紹興經濟的學者告訴記者:只有夕陽產品,沒有夕陽產業。市場競爭,說到底是產品質量的競爭、品牌的競爭。要創出一個知名品牌,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如果我們這個品牌還沒有做好就這山看著那山高,到處出擊,最后,什么品牌也做不好、什么產業也做不大。
  有人認為:“這次危機告訴我們,政府不該一味要求企業做大,該看重的是如何做強。一個小而強的企業比一個龐大的、效益差的企業更經得起市場風浪……”
  的的確確,正如“紹興突圍”仍還在進行一樣,這次危機留給我們的反思還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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