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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一家挨一家的破敗工廠，如今變成了博物館、體育場和成片的居住小區、購物中心。僅僅6年時間，過去一片蕭條的沈陽市鐵西區變得讓黃秀英這樣的“老鐵西”也感到陌生。
11月10日，68歲的黃秀英老人一早來到位于沈陽市鐵西區衛工街的鑄造博物館。博物館由原沈陽鑄造廠的三棟廠房改建而成，那是黃秀英老伴以前工作過的地方。沖天爐、悶火窯、轉盤車、碾砂機，博物館里這些寂靜無聲的大家伙讓老人既熟悉又陌生。
鐵西區曾被譽為“共和國裝備部”。在該區建設大路以北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沈陽市60％以上的工業資產、工業產值和75％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曾為新中國的工業體系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然而，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制約，這個典型的國家老工業基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不進反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自2002年沈陽市大手筆啟動鐵西整體搬遷改造至今，已有包括沈陽鑄造廠在內的230多家企業陸續搬離。
“共和國裝備部”陷入困境
“看看那部紀錄片，就知道當年的鐵西區是什么樣了。”沈陽市鐵西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振中說。王振中曾任鐵西區工業改造指揮部副總指揮。
王振中指的是曾獲國際大獎的紀錄片《鐵西區》。昏暗的廠房、等待下崗或已經下崗的工人、臟亂的棚戶區……鏡頭真實記錄了處于絕境中的鐵西區，記錄時間是1999年到2000年。“我聞到了鐵銹味。”一位評論人這樣描述自己看完《鐵西區》后的觀感。
上世紀最后10年，市場經濟大潮撲面而來，正是鐵西最艱難的時候。
輝煌時期擁有3萬多人的沈陽重型機械廠，生產出過新中國第一臺五噸錘、第一臺水壓機、第一臺球磨機，曾被稱為“中國重機工業的搖籃”。沈重是一家典型的大而全的國有企業，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專、職工大學，從職工醫院到招待所、公安處，應有盡有，但就是沒有自己的銷售部門。
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實行價格雙軌制，習慣圍繞計劃指令轉圈的沈重與鐵西區的大多數企業一樣，開始感受到市場的壓力。進入上世紀90年代，大部分國有企業就像一個負重前行的老人，已經顯現出設備陳舊、工藝落后、經營機制僵化、生產效率低下、社會負擔沉重的通病。
“到了市場經濟階段，得自己攬活，和南方的小廠競爭。我們能干的人家也能干，他的人還少、負擔輕、價格便宜；我們的人多、管理費高、東西貴，干得還慢。這樣一來，我們廠的生產任務就開始減少。”沈陽重型機械廠原廠長黃松濤說。
產品單一，市場萎縮，工廠開開停停，無法正常發放員工工資。退休工人每個月只能領300元生活費，還經常拖欠。“工人自嘲是‘三資企業’，只有新年、春節、國慶節才能發三次全額工資。‘開資沒有號，工作沒手套，洗手沒肥皂’，企業那時候就是順口溜說的那樣，前所未有的困難。”沈重集團動能公司黨總支書記趙立泉說。
最困難時期，沈陽鑄造廠、沈陽機床三廠、中捷友誼廠這樣的擁有成千上萬工人的大企業，賬上幾乎沒有現金，銀行不愿放貸，瀕臨破產。“領不到工資和退休金的工人，經常就把建設大路堵了。一堵路，政府和企業就得想辦法籌錢開支。工人把建設大路戲稱為‘建設銀行’。”王振中說。
2002年，谷春立調任鐵西區區長。擺在他面前的是一本讓人心情沉重的大賬本：
30多萬產業工人，近半數丟了飯碗；1100多家大中型國企，大多數債務沉重，資產負債率高達90％以上，欠銀行債務260億元，拖欠職工工資、生活費、醫藥費、采暖費、集資款、社會保險繳費、喪葬費等達35億元。
為幫助這些國有企業解困，從1986年到2002年年初，各級財政共投入資金約350億元，但仍解決不了問題。重振鐵西，始終面臨著幾大難題：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這些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為特征的傳統工業如何轉型？企業老化的機制如何轉換？
從試行承包制到減稅讓利，從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到零價格出售，“20多年來，各種招都想遍了。實踐證明，單就企業論企業，就技術改造論技術改造的路，根本走不通。”王振中說。
企業想死都死不成咋辦
“過去，我們著眼于具體解決某家企業和某個產品的困境，而不是整體通盤考慮，一直收效不大。當時有一句話：‘企業不改造是等死，改造了是找死。’”現任鐵西區區長李松林說。
從2002年6月開始，沈陽市對鐵西區開始了一場脫胎換骨式的改造。當年6月18日，“慕馬大案”之后的新一屆沈陽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決策———將鐵西區和張士經濟技術開發區合二為一，對建設大路以北的企業從城中心地區搬遷至位于郊區的張士開發區，騰出的土地用于發展商貿、住宅、娛樂、休閑、文化等第三產業。
在李松林看來，“騰籠換鳥”模式跳出了“就企業論企業”的舊思路，將工業基地改造與城市功能區重新布局結合起來，意味著“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等一系列難題有了破解之道。
鐵西區的具體做法是，將破敗企業和高污染企業整體搬遷至開發區。騰出的城中心地區，大力拓寬道路、種草植樹，新修湖渠水面，改善環境，以提高土地價值。用出售土地的差價收益，解決原廠債務和職工安置問題。與此同時，大力推進企業機制轉換，使新廠輕裝上陣，并擁有足夠的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升級。
規模浩大的鐵西再造拉開序幕，沈陽黎明毛紡廠幸運地成為了“試驗田”。
2002年年中，黎明毛紡廠、浙江新湖集團和鐵西新區土地儲備中心簽署協議，將黎明毛紡廠18萬平方米的地塊和地上建筑，以每平方米700元出售給浙江新湖集團。前者獲得了寶貴的1．16億元現金補償。
黎明毛紡廠所屬的沈陽華岳紡織集團資產部原部長范昆是這一歷史轉變的見證人。他給記者算了筆賬：開發區土地每平方米價格為200元，新蓋11萬平方米的廠房，土地成本只需2200萬元。出售土地和新購土地之間每平方米有500元的差價收益，為拯救黎明毛紡廠留下了巨大的騰挪空間。
在張士開發區購地、蓋廠房和購買前期設備，總共投入9300萬元；用600多萬元，解決了500多名職工的失業并軌，與企業脫離關系；另用600多萬元，解決了部分長期拖欠的離退休職工生活費和職工工資、醫療費和集資款；后期投入購買設備、安裝、調試等花費2000萬元。“這讓我們初步卸掉了困擾企業的沉重債務、冗員包袱，轉換了管理機制，相當于再造了一個全新的大型毛紡企業。”范昆說。
要知道，2002年前，由大型國有企業沈陽第一毛紡廠和第二毛紡廠重組而成的黎明毛紡廠還處于停產、工人無工資可開的絕境。當時的黎明毛紡廠想死都死不了，因為還拖欠著近兩億元的內外債務。
作為第一家整體搬遷的上規模企業，黎明毛紡廠是6年來鐵西區230多家大中型國企突圍的縮影。
首任區長被稱為“谷扒”
“試驗田”效果不錯，沈陽低壓開關廠被列上了搬遷企業的名錄。當時的沈陽低壓開關廠，欠職工各種內債6000萬元、外債1個多億，已經資不抵債。但讓王振中和他的同事們沒想到的是，搬遷過程卻“異常艱難”。
鐵西區工業改造指揮部工作人員第一次到低壓開關廠，就吃了閉門羹。工廠是工人的命根子，拆完了怎么辦？工廠搬遷有沒有規劃可依？有什么法律依據？搬遷按什么標準補償？工人們提出了一串疑問。
但解決方案尚在醞釀當中，根本沒有現成的答案。“當時別說在崗工人不理解，離退休工人不理解，就是在職干部和廠長也不理解。工人們甚至組織了護廠隊，保護工廠。”王振中說。
區領導親自上門，與工人對話，反復溝通，反復協調，仍舊得不到理解。一次，上門動員搬遷的工作人員與工人一語不合，遭到圍攻。警察聞訊趕來，可進不了工廠大門。一直等到區長谷春立和王振中趕來。
一位抗日時期加入革命、在低壓開關廠工作多年的離休老干部質問谷春立：“工廠的一磚一瓦都是我領著建的，花了國家多少錢！拆了，你不心疼嗎？”
“我當然心疼。”谷春立說：“可這么大的一塊土地資源不能有效利用，廠里那么多工人失業在家，鐵西不能發展，我更心疼。多少年了，想盡了辦法，都不能讓工廠起死回生，只有整體搬遷一條路。”
反復勸說下，谷春立給出的承諾終于讓工人們有所松動。“當時我們承諾由區政府先拿出幾百萬元，解決部分工廠拖欠工人的工資、生活費和集資款。”工人們同意召開職代會，終于通過了搬遷方案。
低壓開關廠的工人很快看到了搬遷的好處。廠區原有土地6萬平方米，出讓所得1億余元，其中的6000萬元用于償還拖欠工人的工資、生活費、取暖費、喪葬費和部分醫療費。“應該說，工人對結果基本滿意。我們足足用了一年時間，才讓鐵西區的企業認識到了整體搬遷的好處。”王振中說。
曾經聞名全國的沈陽鼓風機廠、沈陽冶煉廠等，相繼走上了搬遷之路。截至2007年年底，鐵西區共有230多家企業遷往開發區。這些企業搬遷后騰出了近8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出讓使鐵西區獲得了140多億元改造資金。
作為鐵西改造這一重大決策的執行者，鐵西新區首任區長谷春立被鐵西人送了個外號——“谷扒”。
企業如何在搬遷中脫胎換骨
“鐵西整體改造，并非簡單的出售土地和位移，”李松林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它意味著，過去我們粗放的工業發展模式，將向以新技術、低能耗和高效益為特征的新型工業發展模式轉變。”
最早搬遷的黎明毛紡廠就在搬遷中實現了再造。搬遷至開發區后新組建的企業，與米其林輪胎、可口可樂和樂凱膠卷等知名企業為鄰。花園式廠區綠化率達40％，花團錦簇，窗明幾凈。從意大利引進的目前國內最先進的后染整設備，使年生產能力擴大到300萬米。
同樣實現再造的還有沈陽鼓風機集團。搬遷之前，效益相對鐵西其他企業還不錯的鼓風機廠一直想擴大生產規模，卻無能為力。當時廠區占地18萬平方米，新產品試車缺乏空間，發出的噪音還擾民。另外一個困難就是缺乏資金，企業負債率達60％以上，銀行不愿意放貸。
搬遷到開發區的鼓風機集團，整合了另外兩家企業，占地面地擴大到80萬平方米。同時，原有廠區土地出讓也部分解決了擴大生產規模的資金來源。“今年我們銷售收入有望突破80億元，企業上了新臺階。”沈陽鼓風機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鄧長輝說。
再造后的沈陽鼓風機集團吸引了美國通用電氣和日本三菱等國際巨頭，紛紛要求股權投資。“過去，我們上門求人家都不愿來投資。”李松林說。
據沈陽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董峰介紹，目前整體搬遷的企業分三類：一是能做好的企業做強，例如沈陽鼓風機集團、沈陽重型機械廠和沈陽礦山機械廠重組后的北方重工等；一是能做大的企業通過整合做大，如多家企業整合形成的沈陽裝備集團；還有一類企業，要產品沒產品，要市場沒市場，則在拆除后徹底退出市場。
“最后一類企業，多數屬于高污染、高能耗，即便通過搬遷騰挪也救不活，只能徹底退出。”董峰說，在搬遷過程中，異地重組的企業沒有簡單地復制舊有的生產模式。“企業必須實現技術設備升級換代和資源整合，不符合低能耗和環保要求的企業，堅決不許進入開發區。”
過去，沈陽機床集團、沈陽重型機械長、沈陽鼓風機廠等多家工廠相鄰，卻分別擁有自己的鑄鍛分廠，巨大的鍋爐日夜不停地吞噬煤炭，排放濃煙。搬遷到開發區后，所有企業的鑄鍛車間合而為一，組成一個鑄鍛產業園。有鑄造、鍛造需求的企業，將與這個產業園按市場規則進行交易，這就使過去的分散污染、資源浪費得到了有效控制。
“這個產業園采用了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力求實現高效益、低能耗和最低的排污量。”董峰說。
2007年搬遷至開發區后，原沈陽鑄造廠整合為現在的沈陽鑄鍛工業有限公司，成為一家專業化的鑄鍛公司，為開發區的企業提供鑄鍛件配套。再造過程中，沈陽鑄鍛工業有限公司得以按照國際標準來組織生產工藝、流程和設備。
在搬遷中淘汰裝備落后、污染嚴重、耗能高、效益低的工業企業。目前，冶煉、水泥、草漿造紙等重污染行業已全部退出中心城區。
棚戶區土地如何升值
4年前，41歲的鄭立輝在“新湖·北國之春”買了一套房子。如今，這個小區的樓房均價已翻了將近一倍。這個原沈陽第一毛紡廠的老工人，此前從沒想到過，自己有一天能住到這里來。
這個小區曾是沈陽第一毛紡廠和第二毛紡廠所在地。“我住的那棟高層塔樓是原來的毛料倉庫。”鄭立輝指著自己住的房子告訴記者。
浙江新湖集團董事長鄒麗華當年在購買土地協議書上簽下名字時，遭到沈陽當地同行的嘲笑：鐵西那地方的土地，還值得花每平方米700元去買？
2002年前，別說開發商不愿到鐵西，沈陽當地人也不愿意住到鐵西區。“那時候，我們早晨出門絕對不穿白襯衣。溜達一圈兒回家，襯衣就分不清顏色了。”鄭立輝說。
鐵西區是沈陽市工人的重要聚居地，房子常年失修，垃圾、棚戶區和違章建筑隨處可見。40平方公里的城區，沒有一家大型商場，沒有一家星級酒店，生活配套設施嚴重缺乏。
在大規模搬遷工廠的同時，鐵西新區對環境動起了“大手術”。“只有良好的生態環境，才能吸引房地產商等投資者來投資，土地才能升值。”李松林解釋說，也只有發展起來的第三產業，才能充分吸納數量龐大的下崗失業工人，解決“人往哪里去”的難題。
2004年3月23日，沈陽冶煉廠3根高達170多米的煙囪在市民的注目中轟然倒地。始建于1936年的沈冶是一家大型綜合有色金屬冶煉廠，曾是共和國國庫和財政的象征。
但該廠落后的傳統生產工藝，導致資源消耗高、排污量大。3根煙囪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煙塵，形成面積達50平方公里的重污染區。隨著沈冶停產，3根煙囪倒地，以該廠為中心的局部重污染區域消失了，沈陽市城區空氣二氧化硫濃度達到了國家二級標準。
傳統工業給沈陽留下的高大煙囪，有近6000根。目前，這些煙囪基本被拆除，一大批高污染企業搬離城區。鐵西區的環境變化有目共睹：
建設大路以北新建的綠地，取代了過去的廠房和煙囪鍋爐；正在建設的苗圃森林公園，形成錯落有致的城市森林景觀和“綠肺”系統；過去遍布的棚戶區已全部消失，全區綠化率達32％以上。
生態環境脫胎換骨，騰出的大片土地吸引了眾多外來投資者。
北二路過去被戲稱為“下崗一條街”。現在這條街上，經營大眾、通用、豐田等知名汽車品牌的“4S銷售店”達40多家，玻璃房子透著現代和氣派；重工街上，東方家園、香江大市場等現代家居超市生意興隆。
“我小閨女就在那邊的超市上班。”姜大媽指的是仙女湖北數百米外的“家得寶”大型家居購物超市。已是傍晚，超市仍然燈火通明，門前的大型停車場人來車往。6年前，這里還是破敗凋敝的工廠廠區，姜大媽的小女兒已經下崗多年。
房地產市場發展帶動起來的裝修裝飾、家政服務、餐飲和商業物流等第三產業，每年能提供兩萬個左右的新增就業機會。“只要不挑不揀，幾乎所有下崗失業人員都可實現再就業。”鐵西區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朱祥和說。
下崗工人如何分享改革成果
商家畢至，使得鐵西區城區地價迅速上漲至現在的每平方米3800元，6年來地價年均漲幅31.3％。商品房平均單價從2002年的每平方米1800元提高到每平方米4700元，年均增長27.1％。目前全區在建項目共有49個，在建項目總面積達130萬平方米。
僅土地出讓金一項，鐵西新區6年就籌集資金約140億元。統計顯示，鐵西新區2007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67億元，是2002年的4.46倍,年均增長29.5％；財政收入46億元，是2002年的6.15倍,年均增長39.5％。這是鐵西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增長。
但是，也有人認為，鐵西區改造其實就是炒高地價。有人則擔心，原來居住在鐵西的下崗失業工人，無法享受鐵西改革帶來的成果。
李松林認為，刨除過去鐵西地價過低的不合理因素，與鐵西年均高達30％的GDP增幅、40％左右的財政收入增幅比起來，近幾年的房價增幅在合理的范圍內。“鐵西區幾任領導堅持一個原則，財政收入快速增長，首先用于回報為國家作出過巨大貢獻和犧牲的工人。”他說。
鐵西區拆遷危舊住宅和棚戶區，按市場價格給予被拆遷戶經濟補償，同時在回遷時，幾乎按成本價出售給回遷戶。6年來，享受增加居住面積的鐵西人達20萬。
李松林算了筆賬：6年來，鐵西為企業再造、轉制重組投入45億元，解決企業職工從企業人向社會人轉變、補充社會保障方面投入13億元；新修博物館、青少年宮、體育場等公共設施，投入12億余元；其他的投入還包括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整體環境改造等。
作為長期跟蹤研究鐵西改革的學者，沈陽理工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教授巴俊宇最擔心的是失業群體中的“4050”人員。這個群體在13萬失業者中占絕大多數。“他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家庭的頂梁柱。這個時候失業，讓他們的家庭變得格外脆弱。”巴俊宇說。
2005年4月，鐵西新區正式發布《城鄉群眾特殊困難社會救助暫行辦法》。該辦法共50條，著眼于在全面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礎上，重點向城市低保戶和農村特困戶傾斜，尤其關注因病致貧、因殘喪失勞動能力的低保家庭。這是東北地區建立的首個弱勢群眾社會救助制度。
“《暫行辦法》的實施，意味著當時鐵西區改造已走出低谷，政府開始騰出財政余力來推動社會事業的發展，讓老百姓分享改革帶來的成果。”李松林說。
李秀芳是這一系列措施的受益者。2000年從一家集體企業下崗的李秀芳，當年夏天開始在建設大路上一個立交橋下擦皮鞋。那年，她32歲，正是人生黃金年齡。皮鞋一擦就是6年。
“每天天蒙蒙亮就去，到晚上十點多鐘。連擦帶修，一天能掙個三四十元，好歹比在原單位強多了。那時候橋下一溜，20多人，全部是下崗女工。逢陰雨天，就做鐘點工。”剛至中年，李秀芳過早邁入了人生的黃昏。
2006年，鐵西區政府為特困戶和“4050”人員購買3000個公益崗位，李秀芳被列為特困戶，報名做了交通協勤。常年病重的丈夫兩個月前去世。“大部分醫藥費政府都報銷了，看病沒怎么花錢。現在做交通協勤，一個月收入1000多元，刨掉社保，我和兒子還能余下600多元。”李秀芳說。
朱祥和告訴記者，正是得益于近年的財力增長，鐵西區才能為全區人民初步構建起了一張社會保障網。至2004年年底，13萬下崗工人實現了失業并軌，過去拖欠多年的養老保險得到補繳。同時，建立起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李秀芳這樣的特困人群，則可以享受最低收入保障。在鐵西，凡人均收入低于320元的家庭，均可以補充至人均320元的收入水平。
這在6年前的鐵西幾乎不可想象。“鐵西目前的社會保障水平雖然還談不上高，但基本與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我們的目標是，基本保證老百姓能吃上飯，不至于看不起病。”朱祥和說。
金融危機下的鐵西區
2003年開始，在投資和出口帶動下，中國經濟迎來一輪高速增長。在李松林看來，鐵西區改造成效顯著，也得益于過去幾年快速增長的國內外市場需求。“人努力，天幫忙。我們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他說。
2007年席卷全球的次貸危機，引發了中國經濟的新一輪調整。誰也無法預測，這輪調整會持續多長時間。投資和消費減少，鐵西過去靠地價、房價上漲搬遷騰挪的路還能走下去嗎？宏觀經濟整體下滑，受影響最大的就是鐵西的裝備制造業，鐵西的國企改革是否會受到影響？
宏觀經濟調整，房地產和汽車行業首當其沖。這兩大支柱產業涉及石油、化工、鋼鐵等多個行業。“鋼鐵、石油化工是裝備制造業最主要的需求行業，一旦這兩個行業冷下來，對沈陽鼓風機集團的影響不言而喻。”沈陽鼓風機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鄧長輝此前一直關注中央應對經濟調整可能提出的對策。日前中央政府新出臺的4萬億刺激經濟措施，讓鄧長輝長長出了口氣。
“目前鐵西的積累，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抗風險能力。不過，無論宏觀經濟形勢如何變化，鐵西都只有繼續推進改革，沒有回頭路可走。”李松林說。
本報北京11月16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