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展農村保險事業，健全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作為國家支農惠農的新抓手，農業保險試點工作正由點及面、不斷推進。
江蘇是我國首批政策性農險試點省份。蘇北、蘇中、蘇南農民收入差距較大，商業類人身險、財產險呈現出多層次的供需形態，成為整個中國農險市場的一個“縮影”。那么，保險到底為農業生產、農村發展解決了哪些困難？下一步需要突破的瓶頸在哪里？農民的保費負擔重不重？保險在農村新時期的改革發展中還可以有哪些作為？請看記者來自江蘇農村的調查報道。
——編者
交費少，賠償快，老百姓說：“這是項惠農政策！”
在蘇南揚州市邗江區蔣王鄉，70歲的黎志明老人對保險很認同：“我的兩畝八分地一共交保費11.2元，少抽一包煙就夠啦！”同村的何麗珠在一旁連連點頭。她家的水稻去年遭臺風受損，不到一個月，保險公司就把賠款送來了。
蘇北沭陽縣章集鄉農民張永平家中的8畝地從2007年就開始參保，他覺得保費負擔并不算重。“水稻每畝保費10元，中央、省、縣三級財政補貼7.5元，我自己只掏2.5元。政府出的多，個人掏的少，這是項惠農政策。”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現在種一畝水稻的物化成本大約450元左右，要是絕收了，每畝保險賠款200元，加上國家各種綜合補貼的100多元，自己承擔的損失只是小部分。“有保險，地種得踏實。”
在部分富裕地區，縣財政補貼保險的力度非常大，如在宿遷市，農民自繳保費每畝1.5元；揚州市直管轄區則由財政全部代繳，農民不用掏錢。
交費少、賠償快，廣大農民真心實意地歡迎政策性保險。尤其是2007年蘇南蘇北不同程度地發生了風災、雹災，賠款到位及時，博得了農民的信任，2008年很多鎮、鄉都100%參保。
農險服務農業生產，盤活農金鏈條
在江蘇，各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結合當地農業發展的特點，配合政府農村工作的重點，開展了很多富有特色的農險業務。
吳江市絲綢業發達，養蠶戶眾多。太平洋保險公司2007年受政府委托代辦了桑蠶保險，這是全國第一個地級財政補貼的農險險種。在蘇州太倉，太保與溫氏家禽公司溝通，由公司出資補貼保費幫養雞戶投保，為農工貿產業鏈加上了一把“安全鎖”。在宿遷市，人保公司與政府共同開辦了蔬菜大棚、設施農用菇房、農機具保險，很受歡迎。
除了服務農業生產，保險在“盤活”農村金融鏈條方面，也進行了有益探索。在宿遷市，中國人壽結合當地經濟欠發達、農戶收入普遍不高互相擔保難、銀行擔心貸款戶發生意外惜貸的實際，開辦了小額貸款保險，保身故、保醫療。很多農民說：拿60元投保險，比東奔西走地求人擔保更方便省事，也不怕有意外讓家人負債，創業更安心！僅今年上半年，全市就有6萬多農戶投保小額貸款保險，占總貸款人數的一半以上。
在宜興，中國人壽承辦了政府的農村社保項目，通過專業技術支持，實現了農民身份轉換后與城市社保、企業社保賬戶的接續，破解了城鄉二元身份的難題，在全國是第一家。
“這些年，江蘇省農業保險有很多亮點。但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農業經營的主體、農業風險的特性都在發生變化，如何更好地滿足農民的需要，更高效地參與社會管理，是每家保險公司都在認真思考的問題。”中國人保江蘇分公司農險部副總許亞平說，較之于農民的需求，“農險”的供給缺口還很大。
魏重洋是蘇北的養豬大戶，是沭陽多個連鎖肉店的供應商。母豬上了保險后，他開始擔心仔豬：“仔豬的病死率更高，要是有保險就好了。”
吳江市政府副秘書長張志明告訴記者，當地的花卉、養鴨業都實行“農戶+合作社+公司”的產業模式，政府的財稅扶持雖然能增加農民收入，卻應付不了天災疫病，缺乏相應的保險保障。
不僅是財產保險，在人身險方面，蘇北農村市場以簡易人身險、小額保險等保費低廉的卡、折式業務為主，而蘇南農民已能逐漸接受保費較高的長期壽險。與城市比，農村人身險的保險品種還不夠豐富，農民選擇的余地并不大。
政府拿出“真金白銀”支持農險
“江浙熟，天下足”。作為產糧大省，2007年江蘇被列為國家首批政策性農業保險的試點省份之一，水稻、小麥等農作物保險保費享受中央、省、縣三級財政補貼。而當地不少市縣早在2005年就開展了地方財政補貼的農業保險試點。
目前，省內各市縣的政策性農業保險一律采取政府和保險公司“聯辦共保”的方式：收取保費后，保險公司扣除12%—15%的管理費、省里扣除10%的大災基金，然后政府和保險公司按6∶4的比例分配保費，專賬專用并接受地方審計；發生農業災害損失時，政府與保險公司按6∶4各擔其責。
各級政府的重視，是江蘇省農險順利推進的重要保證。很多市縣都成立了由政府一把手負責，財政、農辦、林業等多個部門參加的專門機構，并將分支機構——農業保險服務站延伸到各個鄉、村，承擔了收取保費、參與災后共同勘查、理賠公示等大量瑣碎繁重的工作。
在揚州，政府拿出“真金白銀”支持農險。按規定，市級財政只負責補貼直管轄區。而揚州市卻額外劃撥相當于農險保費收入3%的資金，獎勵下轄四（市）縣一區的基層農險骨干。蔣王鄉“保險服務站”站長厲梅告訴記者，從2007年8月試點以來，市、縣農險方面的大會小會不下幾十個。“我們以會代訓，保險是個新事物，關系群眾切身利益，一定要吃透、做實。”她給記者展示了全鄉4000來戶農戶的“保險電子檔案”，誰家幾畝地、賠多少，一收一支，清清楚楚。
財政補貼不應“撒芝麻”， 收入所得稅應適當減免
蘇北、蘇中、蘇南的農民人均年收入分別約為3500元、6000元、8000—10000元，差距較大。鑒于此，江蘇省級財政對農險補貼進行了差別化對待：對種植、養殖業參保品種，蘇南地區補20%、蘇中補30%、蘇北補50%。實踐證明，此舉確實極大地調動了貧困地區政府組織農民參保的積極性；而富裕地區也并未因此不作為。
首都經貿大學金融系教授庹國柱指出，江蘇的做法值得借鑒。“中國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財政富裕的地方多為工業發達地區，而糧食主產區恰恰是窮縣、窮省。盡管中央財政在轉移支付時已經有所傾斜，但資金未必都用在了農業保險上。”他建議，中央財政在補貼農業保險保費時，不應“撒芝麻”，而要區別對待。
稅收政策仍是農業保險的一道坎。“33%的所得稅，我們負擔太重了！政策性保險是非贏利性業務，利潤很薄，要考慮這項業務的可持續發展。”中華聯合淮安公司經理祖忠陽質疑：“政策性保險的保費賬戶是需要積累的，小災年我們有結余要交稅，那大災年超賠的部分該不該退稅呢？”
美、歐、日等農業保險發達國家，大多實行稅收減免政策。記者在采訪中，基層保險公司呼吁最多的就是稅收減免問題。
保額、保費、理賠尚存技術難題，巨災制度缺位如劍懸頂
與人身險不同，農業保險的保額一定要適度。農業保險專家、淮安市政協副主席王士高對記者說，目前很多人從保障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強調要提高農險保額，但這樣一來，就容易引發道德風險。“比如災害后投保人不再自救。這不是與我們保護農業生產、維護糧食安全的初衷背道而馳了嗎？”
中華聯合淮安支公司的農險部經理劉穎給記者講了個故事：去年盱眙縣河橋鎮一位種田大戶的800畝水稻遭淮河水災后，農戶并未積極排澇搶種，最終絕收。保險公司按每畝300元的標準賠款給他。至今，保險公司對投保人是否故意撂荒仍心存疑竇。
此外，很多基層干部反映，對于多年參保卻從未獲得賠款的保戶，應設計一套保費補貼或優惠的辦法。這么做，一方面能夠鼓勵農戶加大農田管理，增收增產；另一方面，也體現財政政策的普惠性。
采訪中，依然有不少農戶抱怨政策性保險的賠款門檻過高——水稻自然災害損失30%以上起賠，蟲災需損失70%以上；小麥起賠點則更高。吳江市農業局局長王國元說，“我們這兒損失五成以上的年景非常少。如果老得不到賠款，部分農民會覺得沒享受到財政補貼的實惠。能不能降低賠款門檻，賠款額少點也行啊。”
庹國柱教授指出，江蘇省農險的賠款制度設計應參照國內其他地區及國外的做法：將災后評估和收獲后評估結合起來，以產量計，用前幾年平均畝產做基數，設定起賠比例，差多少就賠多少，這讓所有投保的受損農戶都能得到補償，使政策陽光普照。
與國內其他地方一樣，巨災保險制度的缺位仍是農險經營機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目前江蘇各縣、市開展農險業務的，都是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不能將所獲保費上交總公司，在全國范圍內調撥運用、規避風險；各分支機構也無權通過商業再保險分散風險。而各地上交省里的占保費10%的大災基金，如逢大災，恐怕也是“杯水車薪。”
一位主管農險的副縣長對記者說，如果真的發生了全縣絕收的特大災害，即使保險公司只承擔40%的責任，也可能連累其總公司“傷筋動骨”。專家指出，在巨災制度體系沒有建立之前，保險公司開展農險業務，只能“在喜悅和擔憂交織”的矛盾中，邊走邊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