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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溫州市中心的妙果寺起步，打車不超過20元，中國鞋都產業園的模樣就會出現在眼前。
在溫州市西部這個名叫雙峪鎮的地方，數百家知名、不知名的鞋廠就聚集在寬闊馬路的兩側。國內鞋業領軍企業的康奈集團也在這個產業園內。在寬敞的辦公室里，創始人鄭秀康端詳著自己的皮鞋王國。
30年前的鄭秀康遠沒有現在這樣氣定神閑。
1978年，當時30出頭的鄭秀康是溫州通用機器廠的車間主任。每月50多元的工資在那個年代雖然已不算少，鄭秀康卻很苦惱，妻子體弱沒有工作，子女年紀尚小，自己的工資捉襟見肘。為了讓家人過上好日子，鄭秀康開始白天上班，晚上學做皮鞋。
1979年9月，鄭秀康做出了第一雙皮鞋。拿著這雙鞋，師傅左看右看，最后對鄭秀康露出了笑臉。
順利賣出幾雙鞋之后，鄭秀康開始琢磨，自己什么時候能開個皮鞋廠？他不曾想到，30年后，自己的公司居然占地160畝，擁有4000多名員工，在國外開出2000多家專賣店。
“30年了，這30年太關鍵了。”明年就要辦理退休手續、安心回家頤養天年的王運正很感慨。從1990年意氣風發地治理永嘉虛假廣告到兩次棄政從商，這位曾經的溫州市委副秘書長如今也已是頭發花白。
30年，帶給溫州這座城市的不僅僅是現代化和富裕，還有溫州人命運的起起伏伏。
已有1000年歷史的妙果寺默默地矗立在溫州市中心，面對著眼前的車水馬龍，仿佛向人們訴說著歷史的變遷。
沖破計劃經濟的禁錮
熟悉溫州的人都會說，溫州地方不大，名氣不小。改革開放之前，溫州的名氣是“亂”，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溫州的名氣是“活”。
溫州地處浙江省東南沿海地區，雖然也在江南，但卻不具備其他魚米之鄉的好條件。從古至今，溫州的特點就是資源貧乏。“七山二水一分田”是這個地方自然條件的真實寫照，人均耕地不足半畝，僅靠種地無法養家糊口。所以，手工業和商運業是當地人歷代賴以生存的主業。
新中國成立后，個體手工業不再被允許，有數據顯示，1978年溫州市的工農業總產值僅為25億元，財政收入1．3億元，農民人均收入113元，低于全國平均133元的水平。
“改革開放之前的溫州人生活非常苦，那個時候的溫州和溫州人給外界的印象就是亂、窮、行為不軌。”今年已經75歲、曾任溫州試驗區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宋文光回憶說。
由于糟糕的形象，曾有一個地方的公安局發內部文件，不準溫州人住大飯店，就是怕溫州人偷東西。
“溫州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家庭工廠就是起點。”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當時溫州人制作小產品都是靠“撿垃圾”完成的。沒有機器設備，就撿工廠丟棄的設備，沒有原材料，就撿別人不要的材料重新利用。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窮怕了的溫州人開始悄悄地重拾祖輩的主業，鞋、紐扣、螺絲、五金、線圈、小商標、編織袋等小商品開始從溫州的家庭作坊中源源不斷地進入全國市場。
重新啟動的家庭手工業已經開始爆發出驚人的力量。
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已經出現了萬元戶，一批在日后成為大集團的企業在這個時期已呱呱落地。
康奈集團在1980年還是紅象皮鞋作坊，赫赫有名的正泰集團在1984年才以求精開關廠的名字成立。
但在改革開放之前，這些都是偷偷摸摸進行的。在1978年的時候還有一部電影公開批判溫州。
溫州的經濟究竟該怎么發展，當時還是一片混亂。
1981年，國務院兩次發文“打擊投機倒把”，一批從事家庭工業的人被以“投機倒把罪”的名義逮捕。溫州也不例外。
1982年夏天的一個黃昏，一個鎮干部騎著自行車路過“五金大王”胡金林家門口，突然停下來小聲對他說：“不行啦，要下大雨啦！”然后就迅速地騎走。胡金林轉身往屋里奔，從抽屜拽出早已準備好的500斤糧票、2000元現金和各種各樣證件，連妻子也沒有告訴一聲就倉皇地逃出了柳市鎮。
這是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對當年溫州個體經濟被整治的描述。包括胡金林在內的8個在不同產品領域已經出名的小業主被列入重點打擊對象，1982年，這8人最終被判刑入獄，在溫州俗稱八大王事件。
這次中央發動的整頓可以說是對剛剛冒頭的個體、私營經濟一個沉重打擊，此后兩年多的時間，在浙江、珠三角，經濟發展的腳步緩慢了許多。八大王事件帶給溫州幾十萬家庭工業從業者的是無盡的恐懼。
在王運正看來，上世紀80年代的溫州就像一艘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中航行的船，隨時都可能被推上風口浪尖，隨時都有可能被打翻。
1982年年底，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召開大會，頒布了10多條政策，鼓勵家庭工業的發展。當時邀請了1000多名專業戶、重點戶參加。但這些人以為要被批斗，怎么都不愿參加會議，在市政府動員下來到會場，沒想到居然被請上了主席臺，戴上了大紅花。
1983年，在袁芳烈的直接過問下，八大王得以平反，溫州市中院宣布八大王無罪，并歸還了其錢物。
日后成為著名企業家的南存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時正是看到了八大王平反，才敢于去創辦自己的企業，沒有這個平反，自己沒有膽量去辦廠。
袁芳烈的做法在溫州市廣受好評，但爭議依然存在。
“浙江省對溫州一直有看法，認為溫州個體太多，國有太少。”王運正說。1985年年底，袁芳烈調離溫州市，也離開經濟崗位。
接替袁芳烈的是當時的金華市委書記董朝才。
據王運正介紹，董朝才當時來到溫州，主要的任務是來糾偏，糾溫州私營多國有少的偏。
在董朝才上任的半年中，沒有對外發表過一次言論。那半年，董朝才在基層到處作調查。
“印象很深的是董朝才三進造船廠。”王運正說，當時溫州有一個國營的造船廠，效益很不好，是個“老大難”國有企業。
董朝才第一次去調研的時候發現這個船廠已經停工停產，負債數千萬，露天場地雜草叢生，電焊條隨意丟棄，車間滿地垃圾。造船廠廠長向董朝才訴苦，說已經一年發不出工資，三年報不了醫藥費，職工不斷鬧事。
為了解決這個國有企業的問題，董朝才帶著50萬元的貸款再次來到造船廠，希望能夠讓造船廠正常運轉起來。造船廠也提出了方案，爭取在兩個月內解決幾個主要問題。
但等兩個月之后董朝才第三次來到這個造船廠的時候，他發現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工作也沒有實質性轉變。
“當時董朝才就不斷搖頭嘆氣，說如果按照這個體制搞下去，怎么可能搞活國有企業，不改革沒有出路。”王運正說。
就在董朝才帶著“糾偏”的任務在溫州市到處考察時，溫州的個體、私營企業也在悄悄地發展壯大。橋頭紐扣市場、妙果寺服裝市場等十個小商品的專業市場已經開始在全國叫響。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鄉鎮企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溫州模式”第一次出現在報端。
根據王運正提供的數據，1986年的溫州，個體、私營經濟已經占工業的40％、商業的50％、交通服務業的80％。小商品市場已經有100多個，“小商品、大市場”的雛形已經顯露。
溫州究竟應該怎樣“糾偏”？
1986年5月，董朝才來到溫州之后第一次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在溫州市委常委會議上、溫州市三級干部動員大會上做了工作報告，強調國有、集體、個體要一起上，對所有經濟形式都支持。
“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攔，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強迫。”
“不等、不靠、不伸手向政府要錢而能發展壯大的企業就是好企業，就是‘姓社’的”。
董朝才的說法給了正在觀望的溫州人一個定心丸。人們沒有想到，一個更大的支持即將到來。
溫州試驗區究竟姓資還是姓社
1986年這一年，剛調回溫州的宋文光擔任市委副秘書長，他覺得，溫州的發展已經到了高潮。
就在當年11月7日，關于溫州成為試驗區的精神悄悄地在溫州市進行了傳達。此時，溫州是否成為改革試驗區尚未獲得中央的首肯，正式宣布溫州成為試驗區的中央文件在1987年2月才出臺。
“試驗區要試驗什么？就是個體、私營經濟是否要放手發展。”宋文光告訴記者，中央領導提出要試驗，主要就是對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態度不明朗，希望“一面實踐，一面討論”。
早在1985年，溫州模式已經出現在媒體的報道中，這種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家庭工業、個體私營經濟的大量興起。但是，個體、私營經濟是否屬于剝削經濟，是否屬于資本主義，爭議很大。怎么對待這種經濟形式，從中央到地方，沒有統一的看法。
1986年9月底，十二屆六中全會期間，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對溫州試驗區問題表示同意，要溫州積極先干起來。
很快，溫州試驗區的消息開始在全國各地傳開。從中央機關到各省、市、縣，來溫州參觀考察的絡繹不絕。
1986年的溫州，交通還不是很便利，但就是在那一年，國務院三位總理先后來視察。
宋文光后來回憶，當年溫州一共接待了4．4萬多人次的參觀考察，一下成了全國的熱點。
這一年，《深圳特區報》稱之為溫州年。
宋文光告訴記者，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是溫州試驗區的第一個任務，調整所有制結構、發育市場是改革的重點。其中，明確溫州為試驗區的中央5號文件對溫州的試驗明確提出，“允許突破現行體制政策”。
中央5號文件肯定了私人企業在那個階段的作用。允許私人經濟第一次登上了中央的正式文件。
然而，對于溫州試驗區的爭論卻一直都沒有間斷，從溫州試驗區誕生之初，質疑聲就不絕于耳。
“溫州是自由化的典型”，“溫州試驗什么？試驗資本主義”，“溫州私人經濟不能再放手發展了，而是要大力收縮了”。這樣的聲音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場合。
1989年4月，有人寫信給中央，信中稱：“溫州自開辟為試驗區以來，帶來資本主義影響十分嚴重，物價高漲、走私偷漏稅嚴重、投機倒把、貪污受賄不正之風橫行”。
10月，一個署名“吳金候”的人寫信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對溫州試驗區作出了徹底的否定：溫州模式，實為資本主義模式，某些方面比資本主義還無法無天。
還有一個醫生編了一段順口溜上告，認為正是由于改革試驗區，才造成了溫州“妓女滿街走，賭博到處有，流氓打警察，共產黨員信菩薩。”
這樣的聲音很快引起了浙江省和中央的注意。1989年，浙江省曾有領導建議上報中央撤銷溫州試驗區。同樣在1989年一年間，中央先后派出了3個調查組對溫州進行調查。
1989年10月22日，根據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指示，國務院研究室派出黃家全、李小明兩名工作人員趕赴溫州進行實地調查。在杭州與浙江省委領導進行談話之后，黃家全、李小明來到溫州，進行了8天的調查。
這8天中，調查組在溫州8個縣（區）、13個部門、36個廠礦企事業單位召開了10多次座談會，最終形成了一份《關于溫州問題的調查報告》，送中央領導審閱。
“那個時候壓力很大。溫州模式一直都備受爭議，很多人把溫州模式政治化了。”宋文光說，當時心里非常擔心，改革開放剛剛嘗到甜頭，難道會因為這些爭議再走回頭路？
讓宋文光松了口氣的是，這份調查報告肯定了溫州模式，否定了溫州模式姓“資”的舉報。
數據顯示，從1986年到1996年，溫州國民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率，其中，最低的1989年為10.5％，最高的1993年為42％。同期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最高的1992年也僅為14.2％。
從“晨昏鞋”走向二次創業
在溫州，流傳著這樣的一句順口溜：遇到綠燈，要加速開車；遇到紅燈，要繞道開車。說的是溫州人敏感、善于抓住時機、善于尋找解決辦法。
如果說改革開放頭幾年溫州人是遇到了綠燈的話，那么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紅燈出現了。
1987年8月，杭州武林廣場，5000余雙溫州生產的劣質鞋被一把大火點燃，從這個時候開始，溫州制造開始被打上了假冒偽劣的印記。
“當時溫州生產的鞋確實質量不好。”康奈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周津淼告訴記者，在1987年的時候，溫州已經有6000多家大大小小的鞋廠，而溫州并沒有能夠支撐這么多鞋廠的技術人員。
偽劣幾乎是那個年代溫州鞋的通病。“晨昏鞋”就是當時人們對溫州鞋的戲稱，一雙鞋穿一天就壞。
1990年，原輕工業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出通知，將溫州產皮鞋列為重點整治對象。溫州鞋成了全國打假的目標。
很多商場開始拒售溫州貨。有些商場覺得鄭秀康做的鞋質量不錯，但要求其改變產地，才愿意進貨。但溫州很多中小鞋廠因此停產、消失。
“我的企業也一樣陷入困境。”鄭秀康說。1987年，他的企業剛擴大規模到70多人,正是向上發展的時候。眼看艱辛創立的事業陷入困境，鄭秀康心里既著急又難過。
南存輝同樣也經歷了假冒偽劣風暴。
就在火燒溫州鞋之前的1984年，21歲的南存輝在柳市創辦了一家名為求精開關廠的小企業。
“求精開關廠創辦的時候，正是柳市假冒偽劣盛行的時候。”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說，當時柳市十萬供銷大軍走南闖北，將柳市的低壓電器銷往全國各地。但當時沒有什么技術標準，沒有專業工藝，甚至沒有貨真價實的原材料。一些人甚至用銅觸點代替銀觸點，用鐵片代替雙金屬片，導致各地電力工程事故不斷發生。柳市已經成了假冒偽劣的代名詞，但越是作假越能賺錢。
南存輝跟別人不一樣，他跑到上海去請技術員。
那時候的溫州盡管活力很強，但相比上海并無吸引力，從一個國有大廠里挖技術員到私營企業去，別人都認為南存輝是異想天開。
也許是被南存輝的誠意打動，上海有3位技術人員跟著他來到柳市，白天工作，晚上一起打地鋪。
正是因為這一點，求精開關廠在1987年就成為當地第一個取得國家機電部頒發的生產許可證的企業。
在1990年中央對柳市低壓電器進行徹底的治理、整頓中，原來靠假冒偽劣產品賺大錢的企業紛紛成為被治理整頓的目標，而南存輝的企業卻因為較早地注意到質量問題成為了被扶持的企業。
在考察了意大利的鞋廠之后，1989年,鄭秀康引進了溫州第一條機械化生產線，將手工制鞋轉向機械生產。而這個時候，國內的制鞋廠，即使是上海這樣發達的城市，也仍然基本是手工為主，而且沒有形成規模。
1993年，康奈的一雙高檔鞋賣出400元的價格。同年，康奈拿到了中國鞋王的稱號。2001年，康奈在全國的鞋廠中第一個走出國門，在巴黎開設專賣店。
打擊溫州假冒偽劣商品成為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事件。溫州企業也在這樣的環境中尋找新的轉變。
就在溫州企業家們還在為甩掉假冒偽劣的帽子想盡辦法時，1992年，溫州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創業”。
“經過改革開放前13年的發展，溫州已經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宋文光說，但在溫州，第一次創業留下了很多突出問題。比如企業規模小，產品檔次、質量低，基礎設施滯后，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等。
“二次創業時候的溫州需要對經濟增長方式進行調整。”溫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洪振寧說，當時市政府提出了質量立市工程、名牌興業工程、基礎設施工程等等，試圖從整體上對溫州市的經濟發展作出一次調整。
如果說溫州市第一次創業是從農村改革起步、推動城市改革的話，二次創業則是由城市發展帶動農村。
不僅僅是這些，在這個階段，企業的發展更加大膽。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這些講話讓溫州企業家有了信心。
“這個時候，企業開始摘下紅帽子，改制成有限公司。”周德文說，這個時期是溫州高速發展的時期，企業家不再象過去一樣，擔心自己的財富會被國家隨時拿去。
1990年之前，溫州的個體、私營企業中，絕大多數采取掛靠方式進行經營活動，也就是戴紅帽子，掛集體企業的招牌。當地群眾說這類企業是“牌子硬、成分假、財產是私的、管理是公的”的四不象。1987年，全市向工商部門登記的私人企業只有4家。
宋文光曾在1988年全國農村研究室主任與全國第三次試驗區負責人會議上發言稱，農民覺得集體企業太公，怕統，私人企業太私，怕割資本主義尾巴。
當時人們的顧慮由此可見，國家對個體、私營經濟的態度不明朗讓很多企業不得不戴著紅帽子經營，以求平穩。
“鄧小平南巡講話是個大轉折點。”宋文光說，由于有了國家領導人的肯定，1992年溫州市工業總產值達到了188億，比1991年增長了46.7％。
時代在一步步前進。1992年后的溫州進入了一個高速增長期，這里越來越成為財富的代名詞。
從全國來看，10％－20％的服裝、鞋，70％以上的剃須刀、鎖具、眼鏡，90％以上的打火機都來自溫州制造，五金制品、低壓電器、汽摩配件、陶瓷制品中也有相當一部分產自溫州。
在全國其他地方還不知什么是投資時，溫州人已經開始了資本的擴張。房地產、煤礦、國有企業改制、水電站，200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甚至海外尋找著各種各樣的投資機會。在溫州，民間資本就高達6000億元。
30年緩緩走過，盡管一路領先，卻有不少人對溫州的未來并不樂觀。
“溫州的未來就會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很難再繼續領跑。”在洪振寧看來，溫州的自身條件并不足以支撐溫州繼續走在全國的前面。改革開放之初，上海還在睡覺，溫州已經開始騎自行車向前跑，一旦上海醒過來，開的是小汽車，很快就會超過溫州。
溫州能否繼續領跑？溫州人正用行動作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