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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董事長關建中在焦急地等待著——美國監管機構“國家認可的統計評級機構”資質審批下一個節點的到來。
這是他努力進入美國市場的第三個年頭。
對關建中而言，美國評級市場準入政策存在一扇“玻璃門”。美國方面給他的理由是：“大公國際在美國沒有辦公室和客戶，無法確定美國的法律框架能否適用于大公國際。”
“半年前，我們完成了對50個國家的主權債務評級報告。我們對他們的評級，沒有他們自己的評級機構給的那么高。”在6月26日舉行的“中國信用評級高峰論壇”會后，關建中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說，“時機成熟我們就對外發布，可能是下個月。”
這是對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公開叫板。
中國評級行業還只是口誅筆伐，歐盟、俄羅斯、日本等則已付諸行動。抵制現行不公正的國際評級體系正在成為一種潮流。
2009年4月，歐盟提出信用評級機構今后要在歐盟市場上開展業務須統一登記注冊，并提高評估透明度。今年4月底，歐盟宣布建立自己的信用評級機構。俄羅斯、韓國、日本、馬來西亞等已經或正在制定更為嚴厲的評級監管法規，著手扶持保護本國評級機構發展。
金融利器
來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組長吳紅認為：三大評級機構在主權信用評級和跨國企業評級中不是或不完全是從正確揭示信用風險的角度評價他國的國家、地區和企業信用風險，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國通過金融手段攫取他國利益，保護美國國家利益和美國投資人利益的工具。
該課題組提交的報告說：2003年底，正值我國銀行業謀求海外上市之際，美國標準普爾置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外匯儲備穩定增加于不顧，宣布維持其10年來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的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還將中國13家商業銀行的信用級別都評為不具備投資價值的“垃圾等級”。
但是同時美國評級機構又高調肯定境外投資者參股中國銀行，“使外資在與中國商業銀行談判時極力地壓低價格，為國際壟斷資本攫取我國的國有資產大開方便之門”。
僅2006年，境外投資者在工、建、中、交等國有銀行身上就賺了7500億元，加上從其他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得到的利潤，外資從中國銀行業賺取的利潤超過1萬億元。
課題組報告還引述世界銀行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國經濟季報》中的結論作為說明：中國銀行股被賤賣，問題并不在IPO環節，而是在此前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定價上。“較低的入股價格使得境外戰略投資者們在中國金融股身上享受著暴利。”
比如，2005年10月27日，中國建設銀行在香港的公開發行價格是每股2.35港元，而此前出售給戰略投資者——美國銀行的價格僅為每股1.19元。
信用評級長期處于較低級別，導致中國政府、企業海外融資成本大增。而美國則長期擁有最高信用等級，由此每年可以幫助其少支付數千億美元的債務利息。
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大債務國，僅美國國債就達12萬億美元，其中外國政府持有量就超過3萬億美元，再加上個人和企業投資者的購買量，專家估計外國資金購買美國國債量接近50%。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副所長向松祚認為，正是由于龐大的國債市場讓美國可以處變不驚，而根本原因就是外國人樂意為美國人融資。
信用降級可毀滅一個國家
“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不是根據能否還款的風險，而是根據是否還能借到錢而給予其高評級。”關建中說。
信用評級通過對企業和政府的債務償還風險進行評價，引導金融資本投資和經濟決策，它直接關系到金融產品的定價權，并影響一國信貸市場利率及匯率形成。
早在1996年，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就將美國和穆迪形容為兩個實力旗鼓相當的超級大國。“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信用降級毀滅一個國家。”
美國次貸危機最終演變成國際金融危機。后來各國發現：一直到事發的前幾天，那些在次貸危機中暴露的有毒證券資產，還擁有穆迪、標普、惠譽三大評級巨頭給予的高信用評級。比如在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前數天，穆迪曾給該投行的債務以A2評級，在美國國際集團(AIG
)2008年被美國政府接管前一周，穆迪還給該保險巨頭無保擔債券Aa3的評級。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認為，三大評級機構擁有一種“介乎市場私權與政府公權，或兼有私權與公權的獨特權力”。
雖然美國評級機構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監管，但是它們極少向SEC報送相關資料，SEC的例行檢查又是平均每五年一次。同時，SEC又嚴格限制新進入者。這就相當于SEC既給它們貼上了“免檢”的標識，也保證了它們的壟斷地位。
從2009年底開始，三大評級機構先后降低或警告降低多個歐洲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整個歐洲籠罩在債務危機的陰霾之中。“美國評級機構通過其擁有的絕對話語權影響和操控國際資本市場，經常在關鍵時刻發揮關鍵作用”。
國內業界弊病
“我們看到了機會，看到了我國評級機構崛起的機會。”關建中表示說，大公國際為了進入美國市場已經耗費了三年時間，耗資一千多萬元。
截至2009年底，我國上海、深圳加上香港證券市場的市值已超過日本。初始發行股(IPO
)市場的市值相當于同期美國IPO市場的兩倍。此外，我國債券市場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美國信用評級機構的核心資本‘信譽’在此次危機中受到重創。如果說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規模造就了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大評級機構，中國市場在今后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只要政策制度到位，必然促成民族品牌信用評級機構的發展。”中國進出口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建業說。
就在各國都欣喜若狂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卻澆了一盆涼水。他在6月26日表示：“這場國際金融危機讓我們思考究竟該如何發展評級行業，但我不認為解決的辦法是每個國家都去搞自己的評級機構，我也不相信一個小國能夠建立很完整、很嚴肅、很有信用的評級機構。中國不是小國，但是中國還在不斷的發展……”
吳紅說，目前我國信用評級業同樣存在重大缺陷無法充分及時揭示信用風險。她將主要問題分為三類：法規缺失，監管無力；仿照美國模式運作造成市場惡性競爭，信用級別買賣公開化；評級市場被美國機構主導，嚴重威脅我國金融主權。
對于信用評級買賣公開化的問題，關建中介紹，債券市場的信用評級業務曾一度是價低者得，最后國家相關部門“實在看不過眼”才硬性采取指導價。
現任中國期貨協會常務副會長的鄒建平說：二十年前他留學日本，回國時信心滿滿地選擇信用評估行業，準備大干一番，但最終不得不選擇了放棄。原因是這項事業在中國推行起來舉步維艱，監管部門形成了一種很不好的風氣——說起來重要、做起來不重要。
6月27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四次峰會上說：“要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減少對信用評級機構的依賴，完善信用評級機構行為準則和問責制度，特別是要制定客觀、公正、合理、統一的主權信用評級方法和標準，使有關評級結果準確反映一國經濟狀況和信用級別。”
對于中國而言，這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