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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先生的標志性名言，也是他心目中具有價值的學術境界，更是許多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識精英的終極目標。但考諸歷史和現實，達此目標簡直難于上青天。何也？多年來筆者常常思慮這個問題。最近拜讀王志浩先生的《大國經濟之路》，忽然開悟了：要達到“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境界，原來也很簡單，只要你超脫于中國的語境，獨立于廬山之外，你只要遵循學術研究的一般規范，你就能穿越政治宣傳辭令的濃濃迷霧層層路障，并最終得出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向人們提供有價值的思想產品。
本書作者王志浩，其姓名雖然很中國，但其人卻是白皮膚、藍眼睛的英國人，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系獲得博士學位，目前是渣打銀行中國研究部主管。那么他的這本定稿于2009年11月的研究中國經濟的《大國經濟之路》對中國讀者有什么價值呢？這正是本文要告訴各位讀者朋友的。
官員干預是雙刃劍
爆發于華爾街的金融海嘯沖擊全球，也搞亂了許多人的思維，有人大呼小叫說自由市場經濟要終結了，還有人主張政府應該扮演經濟發展的主角。大政府國家主義是可行有效的經濟發展的正道么？本書作者王志浩先生在第三章《中國經濟增長為什么那么快？》中指出，政府干預往往是一把雙刃劍。政府干預具有隱蔽成本，而且你永遠不知道一個十分強勢的政府會如何改變游戲規則，也不知道它哪天想要改變規則，更無從知曉是否會有利于你的生意。政府干預的成本和收益，得到和付出，不分你我，不可控制也無法預測。在王志浩看來，“天真地信任政府總能給企業帶來積極的推動，與自由市場狂熱者深信政府干預往往是壞事一樣有害。政府對企業不受限制的權力的成本與收益的微妙平衡，目前為止一直在中國起著作用，但并不確保它會永遠起作用。”所以，王志浩認為，更好的制度、明確穩定的規則的必要性比政府干預更重要。不過，王志浩也有疑惑：在中國，制度會有飛躍么？有待觀察。為什么明確穩定的制度規則比政府干預更重要呢？筆者這里略做一點補充：一，因為政府治理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性的天大難題；二，政府干預是隨機性的，同時政府官員受任期制的制約，所以，政府------不，用官員更恰當，官員的干預以及所謂支持、指導、保護，肯定是短期行為，而且往往經不起成本---收益分析的推敲考核，故其效果并不怎么令人樂觀。
“過去好日子”的神話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的成績很大很大很大，但同時造成面臨急待解決的問題也很多很多很多。因為收入差距擴大（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階層分化改變，于是乎有些人開始懷念起“過去的好日子”，更有一些腦殘患者還希圖退回到30年前。那么王志浩先生是怎么分析這個問題的呢？在第五章《收入差距：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中，他主要用數據明確指出：沒有“過去的好日子”，“要打破毛澤東時代的神話”。毛澤東時代是收入平等的時代，自改革開放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說這種話的人，不是失憶健忘癥患者，就是睜眼說瞎話者。其實在30年前，當時的官方主流輿論也并不諱言否認存在收入差距，當時常常高喊的奮斗目標就是要“消除三大差別”。當然，王志浩先生對這個問題的分析與我們以前的說法不大一樣，他用數據和事實指出，30年前的收入差距既存在于農村居民之間，也存在于城市居民之間，更存在于城鄉居民之間，與現在的情況有相同之處。同一個廬山，山內的人看廬山，與山外的人看廬山，其得出的結論竟然大相徑庭，有的人在廬山之內自我感覺良好，幸福指數莫名其妙的高，山外之人一看，則是痛哭流涕長太息：30年前，李光耀總理訪華回國后，取消了原來不準新加坡公民旅游中國的規定，他認為不必擔心來華的新加坡華人會把中國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情緒帶回新加坡，因而應該鼓勵新加坡人去中國親眼看一看，去得越多越好，看一看極左思潮加狹隘民族主義把他們祖先的國家搞成了什么樣子------搞，原是湖南方言，經過幾十年的大搞亂搞，被搞成了全國流通糧票，還流通到了新加坡。
王先生關于“過去好日子”的神話的分析無疑啟示我們：回頭路不能走，我們只有向前看向前走這一種選擇，雖然探索新路不容易，也只能探索著向前走。
行為比制度更關鍵
為什么有的經濟體茁壯成長，有的經濟體卻躑躅不前？排除了一些非必要條件之后，與其他經濟學家一樣，王志浩先生把目光聚焦于制度之上。在第八章《制度有多重要？》中，王先生指出：制度也即法治，包括各種成文的制度和不成文的潛規則，得當的制度對于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它們能夠支持投資、創新和消費，制約權力的濫用，行政權力濫用是破壞經濟增長的因素之一。正如中國共產黨執政60年得到的經驗，制度可以帶來天壤之別。制度在前30年擊倒了這個國家，在第二個30年成就了這個國家。王先生的分析有沒有道理呢？既有，也沒有。何以這么說？在筆者看來，“制度”在有的時候是一種大而化之的說法，容易流于籠統抽象，所以筆者認為說“制度在前30年擊倒了這個國家，在第二個30年成就了這個國家”是不夠嚴謹嚴肅的，恰當的表述應該是：行為在前30年擊倒了這個國家，在第二個30年成就了這個國家，是行為，具體說是所謂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是沒完沒了的政治動亂、運動群眾，是胡作非為瞎折騰擊倒了這個國家，而不是制度，或者說主要不是制度。在前30年是沒有什么制度可言的，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被吹捧為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舵手偉大統帥，在日本首相田中角榮面前曾自稱是大官僚主義者的毛澤東明確講不要憲法以及其它法規，理由他說是法律條款太多，記不住，他主張一年搞四次會議、決議來維持秩序、治國安邦。說其有道理，是因為在第二個30年制度建設進步很大，制度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不過腦筋急轉一下，其實還是行為對頭，用周其仁先生的話說，中國這30年之所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是因為做對了事。所以筆者要強調，行為更重要，當然，如果有好的制度保障支持，對的行為會更持久更有效率。雖然并不完全同意王先生關于制度的表述，筆者還是要說，《制度有多重要？》是最值得拜讀的一章。
這就是政治
在全球化時代，在平的彎的直的熱的世界，你必須具有全球視野才能想明白國內的一些問題。在第十一章《中國崛起意味著什么？》中，王志浩先生在分析中外貿易問題時對外國政客和媒體的描述很值得我們思考，作者說：如果抨擊中國能夠獲得選民的支持，那他們一定愿意這么做。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媒體人物，也抓住機會會對中國左撲右咬，并且因此名噪一時。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懂得一些經濟學的，明白事情不是這么簡單，因而更富有責任感，宣揚自由貿易的好處。但是，他們一樣需要選票。而且，因為對華貿易給美國創造出來的高薪崗位畢竟較少，這幫家伙不敢大聲站出來，當然也不希望被別人看見在替中國說話。這就是政治------我們要特別小心別對某個國會議員或CNN的嘉賓前兩天說的什么反應強烈。相信我吧，他們明火執仗、唾沫橫飛，罵同性戀，罵支持全民醫療者和擁護墮胎，罵奧巴馬。很多炮轟中國的人讓炮轟他人成了有”錢“途的職業。我們可別跟他們嘴中噴出的垃圾較勁，萬不可自行對號入座。政治總是烏煙瘴氣、充滿顛三倒四的謊言、噪音和混淆黑白的歪理邪說，中外皆是如此，對此，你得見怪不驚！
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怎么走？細讀王志浩先生的這本書，我們不難體悟到：既取決于我們如何認識中國經濟過去的前后兩個30年，也取決于我們如何認識世界經濟，尤其是美歐日經濟的過去和現在。嚴謹嚴肅高尚的經濟學，既是中性中立的，也是有立場傾向的，即它對真實經濟世界的分析是中性中立的，而它對利益關系的價值判斷是有立場傾向的。經濟學家自有他她的是非標準，而且這個是非標準具有深厚的經濟學底蘊，即它以經濟行為的外部性的正負來判斷經濟決策、經濟行為之優劣對錯，并據此提出支持或反對的主張和建議。這是我讀王志浩先生這本大作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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