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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04 作者:費戈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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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國東盟“10+1”FTA（自由貿易圈）日程表，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成，中國和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六個東盟老成員國的93%產品關稅降為零，至于其余柬埔寨、老撾、越南和緬甸這四個新東盟成員國，則會逐步降低關稅，直到2015年實現全免。
擁有20億人口的中國—東盟“10+1”FTA是發展中國家最大的自貿圈，同時也許是世界上關系最錯綜復雜的自貿圈。
其錯綜復雜之處在于，自貿圈的各國并非完全是按照比較優勢來進行產業分工的，各主體之間存在嚴重的“貿易沖突區”，這也意味著零關稅下的自貿圈運行將會不斷受到或明或暗政治干擾（企業要求政府庇護）。
“10+1”自貿圈并非是中國和東盟“兩極構成”，東盟不僅同韓國、印度、日本也進行了類似的FTA協定，而且東盟內部國家本身也是一個靈活的單元，Dayaratna
Banda和John Whalley就在其論文《Beyond Goods and
Services》描述了東盟內部國家單元的多觸角性，比如新加坡同歐盟簽署了實際性協議、泰國同美國簽署了框架協議、泰國同澳大利亞簽署了實質性協議、馬來西亞同美國也簽訂了雙邊投資協議。當然，每個國家單元都應該有拓展貿易圈層級的權力，但東盟諸國的特性在于，他們在新加坡（它是東盟的智囊國）的引導下，似乎要將多觸角達成的協議納入到“東盟自貿圈”運動中來，從而像一頭聰明的奶牛一樣，在不同國家和陣營之間來回“詢價”，吃上好草。
“非比較優勢”和“多觸角性”，是描述“雁行模式破產后”的亞洲貿易流的基本坐標。現在中國和東盟之間競爭的一個焦點是關于“引資”，以日資為例。在1990年代前，日本是深度投資東南亞，中國只是小角色。而在1997年之后，日資大幅度撤離東南亞，加入“如日中天”的中國，這一“此消彼長”導致東盟發出了“產業空心化”的焦慮，對中國表示不滿。在2005年之后，日本人采取了“平衡戰術”，如果中國和東盟作為投資地區別不大的情況下，優先考慮東盟。這種資本流動意識使得東盟和中國之間，在產業結構、資本形成和資源稟賦方面比較相近，雙方的貿易沖突應當是比較強烈的，例如在電子、機械、紡織等產業方面。
比如最近幾年，在爭奪日本電子信息產業的投資方面，東盟和中國趨向“白熱化”，該產業日本占據制高點，為了獲取壟斷效益或規模效益，對核心技術的轉讓具有很強的選擇性，往往在一個地區僅選擇一兩個國家作為轉讓對象，這種“排他性”爭奪方式是很難通過自貿圈（后續的投資自由化）來解決的。東盟諸國不斷通過“多觸點戰略”來吸取更具技術密集性的資本來加強同中國的競爭力。即使越南這樣的國家，也并不愿意成為中國的“后行雁”，他們對日本和美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熱衷程度要遠遠高于中國和臺灣的勞動密集型資本。簡單地說，東盟和中國的工業和出口結構有趨同的趨勢，未來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
而之所以中國和東盟之間暫時能壓制這些“沖突區”，主要是因為中國在金融危機時期承擔了一個“主要的外部需求者”角色，中國成為東盟產品最強勁的購買者，其實這個趨勢在金融危機之前就發生了。我們通過分解東盟的出口增長，就會發現東盟的競爭力（生產效率提高）只能解釋1/5的出口增長，而余下的主要是靠外部需求推動的，主要就是中國的進口需求。這次金融危機更是展現得淋漓盡致，印尼在危機時GDP下降是很快的，但是隨著中國的經濟刺激帶來的大宗商品進口需求，導致印尼經濟重新飆升。
但這種“外部需求者”角色能夠維持多久？在金融危機之前，亞洲產業鏈結構是：日韓、中國臺灣地區資本將中國變成一個生產鏈的終端，中國需要進口半成品（它們對中國是順差），同時中國從東盟進口能源等大宗品，然后將制成品銷往歐美，中國龐大的對美順差其實是替亞洲國家賺取的。現在新情況出現了，如果美國的需求并沒有想象那樣反彈的話，中國的出口管道開始“淤積”，它的進口（例如對東盟）管道必然也要下降，因為中國的內需提升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填補空白，最終必然造成中國的“亞洲需求者”角色的疲軟。
一旦未來出現這種情況，那么中國東盟“10+1”FTA將會放大這種結構性調整的波動，中國和東盟之間不僅僅在第三國“爭奪需求”，彼此之間也會“爭奪需求”，那么即使零關稅條件下，也會突然滋生出不容小視的非關稅壁壘。東盟現在是世界上青年勞動力最多的地區之一，它們需要更多的就業崗位，不可能容忍“中國制造”的沖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東盟“10+1”FTA的零關稅僅僅是一個序幕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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