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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02 作者:唐學鵬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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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不約而同在12月7日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前發布了未來碳減排目標。中國決定以2005年為基期，在2020年將中國單位GDP的碳排放下降40%-45%（碳密度減排目標），而美國則承諾，在2020年將碳排放總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17％，若以1990年排放為基期，美國約在碳排放總量下降了4%。
由于中國堅持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要延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愿意用過硬、過激的總量減排來犧牲“發展為第一要務”，所以采取了“碳密度策略”。坦率地說，相對于印度諸多至今不愿公布指標的同類別發展大國，已是一個非常高的姿態，“碳密度策略”依然會導致碳排放總量的上升，以2005年為基期，至2020年假設GDP增速一直為8%，如果2020年單位GDP排放下降45%，那么中國的碳排放總量依然上升75%以上。
從某種意義上看，中國的“碳密度策略”兼顧了經濟發展和環境倫理，看似碳排放的要求比較寬松。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認為在“碳密度策略”里面，2005年—2020年GDP都能保持8%的增長速度是過于樂觀的，實際上，世界上任何一個經濟體在高速增長30年之后都必然會降低為一個“中速增長狀態”。
中國目前的碳排放大約在65億噸，人均碳排放大約是4.5噸，每1000美元GDP的碳排放大約在2.9噸。中國的碳排放均值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人均碳排放是4噸左右，但世界目前的每1000美元碳排放是77噸，而中國遠遠低于這個數字。歐洲和日本雄心勃勃地提出“全世界2050年比1990年減少50%”，這意味著將世界人均排放從4噸削減到2噸左右。顯然，中國是無法做到“歐洲日本”的“均值要求”，實際上中國的人均碳排放在未來還將迅速上升，或達到5.5噸。
中國的“碳密度策略”需要低碳技術的廣泛推進、碳匯以及非化石能源占有率的提升，不過它的另外巧妙之處在于存在著“數字修辭術”。“碳密度”是由GDP、碳排放量以及匯率三者構成，碳密度最終要折合成美元計算。例如，即使中國不存在低碳技術的改進來大幅度降低單位GDP碳排放，由于目前減排的“匯報、測量、核實的標準”是由主權國決定，它僅僅對發達國家的援助部門公開。所以，中國完全可以采取“匯率升值”的方式，比如中國可以將匯率升值35%，同時將單位GDP碳排放降低10%，那么按照這種計算式，中國完全可以達標。其實，2005年-2007年單位碳排放下降17%不代表中國減排技術效率的提升，其最大作用的是匯改后的人民幣升值。
坦率地說，如果完全依靠技術進步的單位碳排放降低45%是一件較有難度的事，因為過濾掉匯率因素，中國單位GDP排放量大約是美國的3倍多、日本的5倍多，而降低45%則意味著達到美國1.5倍的水平。目前中國碳經濟其實是由三個“帶域”構成：一線城市、中小型城市以及鄉鎮農村，每個帶域都至少3億人口以上，一些發達的“帶域”可以輕易達到這個標準，但中國的高梯度結構決定了相當廣大的另外一些落后“帶域”不一定能夠完成這個標準，并最終拖累了整體效果。
相較之下，美國的總量減排指標令人憤怒，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高達19噸，是中國的4倍多，而單位碳排放大約是0.7噸，也就是說，美國的減排的關鍵在于人均對能源的“鋪張浪費式使用”，奧巴馬政府所制定的“相比較1990年減少4％”目標幾乎是一個毫無誠意的目標，不僅遠低于歐洲和日本，只需要通過鼓勵民眾儲蓄、輕微加稅節能以及跨國購買（排放額度）就可以達到，從實現的難度看，遠遠低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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