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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訪華一個重要的議程就是簽署能源協議，這是奧巴馬能源新政在外交領域的延伸。新能源、低碳經濟既是中美兩國利益的匯合點，也是利益的沖突點。事實上，從“重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是全球未來發展的總趨勢。當前，一場沒有硝煙的全球“綠色戰役”已經打響，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經濟轉軌國家、發展中大國，或是中小國家，都將圍繞為全球氣候變化承擔的責任與義務，而產生新的沖突與博弈。中國如何通過既能實現經濟增長與碳基能源消耗脫鉤，又能實現綠色復蘇的低碳經濟，邁向可持續發展的轉型之路，是未來面對的最大挑戰。
當前碳排放權的“準金融屬性”已日益突顯，并成為繼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價值符號。隨著碳交易市場規模的擴大，碳貨幣化程度越來越高，碳排放權進一步衍生為具有投資價值和流動性的金融資產。發達國家為此都在厲兵秣馬，圍繞碳減排權，試圖構建碳交易貨幣，以及包括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工具為支撐的碳金融體系。目前全球碳交易所共有四個：歐盟排放權交易制（EU
ETS）、英國排放權交易制（ETG）、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以及澳洲國家信托（NSW），
全為發達國家所主導。在發展碳金融方面，渣打銀行、美國銀行、匯豐銀行等歐美金融機構都有創新試驗。新興市場機構也不甘落后，如韓國光州銀行推出了“碳銀行”計劃，嘗試將居民節約下來的能源折合成可用于日常消費的積分。中國盡管有極其豐富和極具有潛力的碳減排資源和碳減排市場，但是碳資本與碳金融的發展極為落后，目前僅在“綠色信貸”方面有所進展，不僅缺乏有效的碳交易制度、碳交易場所和碳交易平臺，更沒有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碳基金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創新產品以及科學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
近期發改委能源研究所(ERI)的一份研究報告提出的構想是，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提高各經濟部門的效率，促進中國未來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報告以能源需求情景為基礎，對未來中國低碳經濟作了三種情景的模擬。第一種，不改變當前趨勢，到2050年，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將達近130億噸；第二種是“低碳情景”，年排放量減少到近90億噸；第三種是“強化低碳情景”，年排放量在2025年前后見頂，到2050年時減少到50億噸，將單位GDP能耗降低75%至85%。另外從能源構成上也將發生深刻變化。在中期內，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比重將會增加，到2030年，50%的發電量將來自低碳能源。到2050年，新增發電量將全部來自低碳能源。
從目前情況看，支撐低碳經濟的低碳產業、低碳技術以及低碳金融這三大支柱力量極其薄弱，正嚴重地制約著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步子。
在產業結構層面，我國以工業，特別是以碳基為主的重工業化產業結構極為突出。自1991年我國工業化進入了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發展階段以來，能源生產效率和綜合利用效率低，資源消耗強度大，低碳產業經濟總量比重低，低碳產業結構所要求的服務業占比還不到40%，未來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
在低碳技術層面，由于低碳技術壟斷，在重要的技術變革時期，中國還將遭遇低碳技術擴散和技術壟斷的矛盾以及發達國家用技術控制市場、資源的嚴峻考驗。
目前中國提供的碳減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場的三分之一左右，居全球第二。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預計，2010年中國將占到世界總CDM潛力的35%至45%，相當于拉美、非洲和中東的潛力總和。然而，中國是未來低碳產業鏈上最有潛力的供給方，卻仍不是定價方。由于碳交易權的計價結算與貨幣的綁定機制，發達國家擁有強大的定價能力，而人民幣尚未成為碳交易計價和結算貨幣，這使中國面臨著全球碳金融極其定價權缺失帶來被動局面。
圍繞“碳減排”形成的新摩擦，將會帶來不可預知的風險。今后各國國際收支平衡、碳貿易摩擦、匯率問題、碳減排配額及其分配問題等都會高度與碳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并圍繞為全球氣候變化承擔的責任與義務，產生新的沖突與博弈，進而加大新的不可預知的風險。
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競爭和利益格局調整的主戰場，從這一意義上講，中國要在綠色競爭中賽跑。全球低碳經濟新格局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如何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在新的全球低碳框架下爭取主動權刻不容緩。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