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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經濟強調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水平，要把更多財富投入到“用其他替代物來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發展低碳經濟需要理念、技術、法制的支撐，需要區域間的合作與互動，需要我們在地區、區域發展規劃和政策支持方面有超前的思路
今年以來，“低碳經濟”成了世界各國包括中國探討可持續發展議題時的一個熱點。比起先前“十一五規劃”所倡導和實施的循環經濟，低碳經濟更強調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水平。人類發展到21世紀，要把更多財富投入到“用其他替代物來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發展低碳經濟需要理念、技術、法制的支撐，需要區域間的合作與互動。近日我參加由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牽頭組織的“生態文明與長三角”研討會，得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信息。
發展低碳經濟應當放在戰略位置
發展低碳經濟既然有戰略意義，就應當放在戰略位置。如今一些領導干部在政績考核“壓力”下，為追求個人“發展”而追求“短期效應”。城市形態的變化、基礎設施的改善，政績“看得見、摸得著”，而且也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重要需求，容易贏得各方喝彩。至于生態建設，往往是“中長期項目”，比如搞太陽能、風能，技術難、成本高，入電網時政府要補貼電價，短期內難以顯示成效；植樹造林、河湖水質改善，更不是短期能看出變化的。這一任投下去的財力和精力，常會成為后任的政績。由此，有些干部就講“現實”了，短期能“顯績”就先上，難“顯績”的，“從實際出發”吧。就是在發展理念較先進的長三角地區，領導干部中也不同程度存在這種“政績觀”。
集中體現在“調結構”
低碳經濟的戰略意義，集中體現在“調結構”。有數據顯示，我國重化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為62%，上海為74%。由此，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企業有很大的分量。我曾參與上海市人大的節能調研，發現產業結構對節能有75%的貢獻，而技術為25%，也就是說，如果高能耗的企業多，整個能耗就難以明顯下降。單位GDP能耗，美國2001年為0.15，日本為0.08，而中國為0.49，我們的能耗分別是美國的3.26倍，日本的5.3倍，其中很大的因素在于產業結構的差異。上海前年關閉了裝機容量為10萬千瓦小火電的南市發電廠，涉及7000多電業工人的轉崗、下崗，今年又面臨上海焦化公司兩個煉焦爐的關閉，調整力度很大。“調結構”還包括用能結構的調整。煤和油是我國能耗的主要原料，煤占66.6%，油占21.8%。中國核電的裝機總量占發電裝機總量的1.6%，而國際平均占16%，法國占78%，日本占30%，我國是鈾的富礦國，發展核電的潛力巨大。還有，加快發展水電、風電、太陽能和地熱能發電，我們的潛力也很大。這都需要我們在地區、區域發展規劃和政策支持方面有超前的思路。
需要市場經濟手段和技術支撐
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市場經濟手段和技術的支撐。在上海市人大的建筑節能立法調研中，我們注意到有一種市場方式叫做“能源合同管理”，即專業服務公司與客戶簽合同，對節能項目約定目標、運行模式，以節約能源的費用支付節能改造成本。同時，節能需不斷采用新技術。建筑中節能材料的運用需要投入，但能帶來以后的節約；空調設計成從座位底下吹出冷風，可節約用電，等等。上海市政府已經拿出專項節能費用，鼓勵居民改用節能燈具和變頻空調。
低碳經濟需要法制支撐
低碳經濟的發展，還需要法制的支撐。上海近兩年連續出臺《上海市節約能源條例》（修訂）、《關于上海市節能的重大事項決定》、《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修正案）、《上海市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修訂），正在立法調研的則有《上海市建筑節能條例》等地方法規，加上一批市政府有關資源環境方面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提供了發展低碳經濟和推進生態文明的法制保障。然而從更寬廣的視野看，低碳經濟的法制環境是以“超行政區域”為特征的，比如長三角水系密布、相互關聯，處于“同飲一江一湖水”的狀況，不少法律問題，需要“超行政區”的構思和制度設計，我們在審議“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時，就遇到黃浦江水源的上游屬江蘇省水系的問題。又如，交通建設要用土地資源，而一省一市的交通樞紐和網絡構建，一定離不開對鄰省鄰市的影響，浙江的“杭州灣大橋”對上海發展直接有“利好”，而剛通車的上海長江隧橋，不僅對崇明，還對蘇北發展是“大利好”。還比如，大氣的保護，更難劃清地域界限，需要作整合性的法制思考。現在，長三角各省市的人大立法工作部門已在展開這方面的討論和研究，我們期待加緊推進，使長三角的生態文明建設擁有有效的法制保障。
（作者為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委員、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