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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的到來，讓1998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成果出現倒退，使得各種經濟資源再次向國有企業集中回流。中國政府出臺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成為這場國進民退的催化劑。對于這樣的一種倒退，學者們異口同聲地表示了批判，他們指出，在國企觸角向更多更深領域的伸展的過程中，應警惕權貴的國有化。
國有企業定位不清
提到央企和國企，絕大多數人想到的是利潤和壟斷。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在很多人看來是低效率運行和利益勾結的群體，在今天，卻成為很多人千方百計想要靠攏和進入的“天堂”。而且，這種趨勢正在蔓延。
“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真正的國有企業，因為利潤不是大家平分，或者是利潤上交給中央或者是政府，然后給你減稅，減多少就相當于你收入多少。國企的資產并沒有量化到13億人或者是各個地方，所以現在沒有真正的國企，都是部門所有。”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馮興元如此直言。
這得到了其他學者的一致贊同。“‘國進民退’，‘國’是什么含義，我們要在概念含義和事實范疇上進行理清。我們現在誰代表‘國’？難道所有那些打著國有資本的幌子進行權貴資本的都叫‘國’嗎？他們都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嗎？”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李人慶給出了這樣的質疑。
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建勛則從另一層次強調了國企的定位問題。他指出，“國進民退”不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或者是簡單的利益支撐，這背后其實有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那就是政府適合做什么和不適合做什么。
國企是靠對市場和優勢資源壟斷來取勝
除了國企定位不清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國企不是在一種公平、公正的環境中進行市場化競爭，其是通過對市場和優勢資源的壟斷來取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教授高全喜指出，目前大家說的“國進民退”，是一種特指，指的是國有化的、壟斷的，這情況是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因為涉及到民營企業或者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情況。
“中國經濟的性質在本質上是國有經濟，國企的特點是政府用權利加以發展。國家隨時可以用權利來保障國企的發展，并不斷地鞏固國企的競爭主導地位，任何有跡象表明國企的主導地位受到威脅的時候，政府有權利采取措施恢復國企的主導地位。”在文化部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劉軍寧看來，《憲法》的一些條例就決定了一切利益最豐厚的經濟領域私人企業不能進入，一旦進入之后隨時會被趕出來。只是，國企應該是什么樣的主導地位，憲法法律并沒有明確說明。
正是因為了這種先天的優越性，國有企業的重心發生了偏移，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業良指出，國有企業的精力不是如何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上，怎么樣進行創新或者是降低成本，而是想到怎么樣用壟斷的勢力對民營企業進行兼并。“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只好采取賄賂或者是勾結的方式跟權利部門取得共盟。”
警惕權貴國有化
國有企業通過種種權力來實現自己無邊界的自由擴張，這使得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小，市場化競爭受到種種羈絆，然而，這還不是國進民退最讓人憂心的后果。
獨立學者姚中秋就強調，在現有的大環境下，中國的私有經濟和私人企業成為了政府的一個工具，“他們從來在政治上、法律上、道德上都不具有獨立的位置。它的角色就是扮演政府用來達成自己目的的一種經濟性的工具。”
“中國這樣一個現象，讓我開始考慮，中國真的有過市場化嗎？我們看到的中國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變化，能夠用市場化這個概念來概括、描述嗎？”姚中秋指出，現在所謂的“國有企業”，看不到法律上對它的治理結構有明確的規定，這個規定能夠使得這個企業真正是國民的企業而不僅僅是官員的企業。“我們現在看到的所有國有企業要么是官員控制，要么是高級管理層控制，當然官員和高級管理層本來就是雙向流動的，這就是‘權貴’。”
對于這點，《經濟觀察報》研究院院長新望很是贊同，他指出，正是由于國有企業猶如一塊肥肉，掉下來近的人就可以得到，在這樣的非常的理論指導下，國有企業就變成了“人質”，變成了官場化。
正是由于這種權貴國有化的出現，政府的一些政策出現了偏向。“政府現在是有偏的、有傾向的，政府所遵守的措施是有偏向的，他的利益指向了具體的群體。在這個過程中誰損失了利益、誰獲得了利益，這不是一個公平的傾向。”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劉業進說。
就此，劉業進指出，要鼓勵私人企業當財產權得到侵害的時候，設法進行自我保護。新聞媒體也要呼吁，建立好的輿論環境，告訴公眾一個良性的經濟秩序是怎么建立的。
國進民退將給中國經濟和收入分配帶來重創
“當你認為用低價強行收買的民企，以為付出的是很便宜的成本，實際上政府信用搭進去了，這是很高的成本。”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對于權貴資本化的趨勢發出了這樣的警告。
事實上，國進民退帶來的后果不僅如此，它還帶來了很多的負作用，“一個是財政收入的暴增，絕對不是民間消費增長、經濟好轉導致的，而是給生掏出來的，查稅風暴還在繼續。第二個非稅收的財政增長對中國公共財政體制的損害是非常巨大的。政府是以公共服務分配為天職的，可是現在并不是這樣的思路，所以公共財政的建設在中國基本上是中斷的趨勢。”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指出。
“國進民退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領域中所有權的轉換，最關鍵是它不僅讓把中國經濟帶入到一種將來很難復原的深遠影響，而且它會對中國整個社會包括收入分配、未來的發展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夏業良說。
“‘國進民退’不光是帶來了我們政治體制的敗壞，同時也使全國人民的福利得到了很大的損害。”新望說。
就此，高全喜指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國進民退”是必然的。所以單純的從經濟學的層面上或者是從市場經濟的層面上探討這個問題，甚至想扭轉這個問題目前來說是做不到的。“我覺得解決國與民的問題，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企業，或者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社會職能，還是市場經濟的職能問題，要重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這是解決目前‘國進民退‘的唯一道路。”
“從長遠來看，我認為‘國進民退‘是持久不了的，大型國企必須退出來，否則在全球化世界WTO規則不能得到永久性的允許，而民營企業也會做大的。”或許，馮興元的這句話代表了眾多人的心聲，也說明了未來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