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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上海兩起“釣魚執法”個案的輿情持續震蕩。就在《人民日報》、新華社和CCTV等主流媒體紛紛加入“反釣”陣營時，上海市閔行區政府26日宣布，張暉駕車載客一案行政執法行為取證方式不當，導致認定事實不清，區交通執法大隊在區建交委責令下已撤銷行政處罰行為。浦東新區也通報了“10·14孫中界事件”的調查處理意見，認為原南匯區交通行政執法大隊的執法過程使用不正當取證手段，責成有關部門依法終結執法程序。
根據多家媒體的調查，“釣魚執法”存在于當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已有相當規模。上海市閔行區交通執法大隊也曾在一份公開的報告中披露了他們的光輝“業績”：兩年查處非法營運車輛5000多輛，罰沒款達5000多萬元，超額完成上級的預定指標。這些數字，大致可以解釋之前的官方調查結果為何要力挺對被“鉤”者的處罰。在官方將“釣魚執法”列入“不當取證手段”之后，在法律上應如何為這種“不當”進行定性，就成了后續最值得關注的焦點問題。
毫無疑問，輿論的風向將由張暉案和孫中界案轉向“釣魚執法”本身。有媒體開始探討張暉和孫中界尋求國家賠償的可能性和最終結果，但只要翻翻現行《國家賠償法》，就會發現這一法律管道內的賠償制度基本實現不了對私權利的救濟。間接損失不賠，精神損害不賠，執法不當(如果將此說法理解為只是不當而無違法的話)也不賠，這些例外的“不賠”條款及山高水長的賠償程序，將使受害人無法忍受。
當然，要反思的絕不僅僅是“取證不當”，還應包括公民在遭遇公權力陷害之后，普遍表現出的那種無能為力。張暉案也好，孫中界案也好，被害人都是通過一種完全迥異于平面媒體的特殊方式來吸引觀眾眼球，繼而一步步“沉冤得雪”的。如果張暉沒有選擇在網上發帖，如果孫中界不是“斷指以證清白”，他們很可能會被淹沒在數以萬計的“被釣者”群體之中。
如新華社發表的新華時評所言，“執法過程中出現了問題和錯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錯誤的態度。是查明真相、有錯必究，還是文過飾非、欲蓋彌彰？是痛定思痛、舉一反三，還是我行我素、重蹈覆轍？這對各級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同樣是考驗”。我們已經見識了這之前的“文過飾非、欲蓋彌彰”，也見到了時下上海兩級政府的“查明真相、有錯必究”，我們正期待看到“痛定思痛、舉一反三”。兩起“釣魚執法”事件的善后同樣應圍繞“舉一反三”來展開——一個便捷而有效的投訴系統，一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個科學合理的處罰程序，都是制度改良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