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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交通運輸部公布了這樣一組數據：
在交通運輸部和公安部聯合開展的為期3個月的打擊“黑車”等非法從事出租汽車經營專項治理活動中，全國共投入執法人員25.5萬人次，出動執法車輛53.7萬輛次，查扣各類非法經營的“黑車”24.8萬輛。
打擊“黑車”的豐碩成果，在上海城市交通行政執法部門疑似“釣魚”執法事件曝光后，難免有些失色。
全國一盤棋
打擊“黑車”，全國一盤棋。
2009年2月，交通運輸部、公安部聯合下發通知，開始了為期3個月的打擊“黑車”專項治理活動。
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違章處理處處長岳秀軍表示，2008年各地陸續出現的出租車罷運事件，誘因之一是“黑車”數量太多，出租行業市場秩序混亂。政府因此加大了“黑車”治理力度。
2005年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有數據顯示：北京共有出租車6.7萬輛，黑車約7.2萬輛。而目前，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余暉表示，北京的“黑車”已超過9萬輛。
而北京市合法出租車的數量維持在6.8萬輛左右，較2005年并無太大變化。
岳秀軍表示，在今年的整治行動中，截至9月，北京共查處非法經營的“黑車”12609輛，比上一年多6483輛。
經過3個月的集中治理，云南查獲黑車8266輛，吉林查扣3300輛，四川查獲4108輛，甘肅查處9700余輛。
打擊“黑車”是場“持久戰”。早在2006年5月，原建設部等6部委辦就曾下發文件，要求全面清除非法營運車輛。
陜西省西安市汽車學會出租汽車分會會長馬清和表示，每次整治，確實有很多“黑車”被交通執法部門查扣，但是繳納罰款后，就可以把車領回，重操舊業。
被罰的次數多了，“黑車”司機干脆把車扔在交通執法部門，“反正‘黑車’大部分都是報廢車，總交罰金還不如干脆買輛車劃算。”馬清和說。
在北京，從事出租汽車經營的“黑車”將被沒收違法所得，并處2萬元以下的罰款，罰款最高額可達50萬元。
今年，北京市交通執法大隊集中銷毀了447輛被扣后長期不接受處理，經公示后報廢的“黑車”。
岳秀軍說，此舉對“黑車”的震懾很大。但他們的工作越來越難開展，因為更多的“黑車”躲進了胡同，躲到偏遠的城鄉結合部。
“釣魚”目的就是“弄錢”
打擊“黑車”的過程中，亂象叢生。孫中界斷指，并非孤例。
2003年夏，哈爾濱交通行政綜合執法支隊大院里，一名40多歲的出租車司機，因無法交納巨額罰款，和執法人員發生了激烈爭吵，并把一桶汽油澆在身上。后來當地官方網站發布消息稱，此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系自殺死亡。
2006年10月16日，江蘇無錫一陸姓男子討要被扣的私家車及失蹤的數千元現金被拒，在濱湖區交通運政稽查大隊剖腹自殺。據稱，不交1.3萬元罰款，稽查隊絕不給車，而陸某則認為，沒人幫我，只能以死來證明我的車不是黑車。
“查處‘黑車’難在取證，很多乘客并不配合。”岳秀軍解釋說。
“釣魚”式執法應運而生。馬清和表示，在西安也存在類似的執法方式。西安市一位姓牛的出租車司機送客人到臨近的渭南市，空車返回途中被路人招停，說是去西安。司機見正好順路就同意了。車子還沒開動，幾名自稱是出租汽車管理處的男子就將車攔住，說其是異地營運，并處1000元罰金。
“那位乘客就是個托兒。”馬清和說，也就是上海所說的“鉤子”。
《陜西省出租車客運管理條例》確有規定，出租汽車不得在車輛營運證劃定的范圍以外駐地經營。但馬清和認為，這位牛姓出租車司機并沒有長期在渭南駐地經營，上述行政處罰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他說，雖然罰款中有多少上繳財政、多少返還給交通執法部門、“托兒”能分得多少提成并不清楚，但像上述案例的這類行政處罰，目的就是“弄錢”。
“黑車”治本必須放開行業準入
“2002年，原建設部等五部委曾下發通知要求：出租車有效里程利用率低于70%的城市和地區，原則上不應該再以審批、拍賣等形式向市場投放或變相投放新的運力。”馬清和表示，出租車行業的壟斷經營情況越來越嚴重。
在余暉看來，“黑車”泛濫難治，癥結還在中國出租車行業管理體制本身。因此，不少學者多次呼吁放開出租車行業準入制度。
壟斷經營下，出租車經營權自然炙手可熱。雖然上述2002年通知中明確規定，出租車經營權的轉讓要在政府主管部門的監管之下按照規定程序進行，但“出租車經營權”的私自交易并未消失。
馬清和說，在西安，出租車公司購進的比亞迪汽車零售價在8.48萬元左右，但如果加上出租車的經營權，這輛車就值40萬。
他認為，一是供不應求，二是門檻過高，“黑車”屢禁不止蓋因于此。
余暉認為，“黑車”數量遠超合法營運的出租車數量，說明出租車市場嚴重供不應求。“‘黑車’就是被逼出來的。”
2009年2月，交通運輸部副部長馮正霖稱：“要建立打擊非法營運的長效機制：建立科學合理的出租汽車運行組織和運力投放制度，合理安排城市公交運力和調整運輸線路，通過這種方式方便居民出行，從源頭上遏制‘黑車’的生存空間，鏟除‘黑車’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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