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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故事和我們迄今為止看到的眾包應用有一個本質上的不同：在其他例子中，尋求眾包的人開發的是人們的剩余能力。而現在被稱作“集資（Crowdfunding）”的活動，既不是依賴于大眾的知識，也不是他們的創造力或者判斷，它開發的僅僅是人們的美元，英鎊以及比索。表面看，集資和其他形式的眾包似乎沒什么關系，其實他們的共同點很多。首先，它極大的轉變了現存領域的組織結構。其次，通過直接將需要錢的人和有錢的人聯系起來，它摧毀了等級制度。而且集資也具有眾包的民主推動力。
如果說這種新的融資模式有一個典型例子的話，就是Kiva.org。網站稱自己是“世界上首個‘人到人’的小額貸款網站。”這個描述沒有完全體現出Kiva戰略的優雅簡樸——通過互聯網將第三世界的小公司和第一世界有慈善意向的信貸機構聯系在一起。
多虧奧普拉·溫弗莉，比爾·克林頓以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古拉斯·D·克里斯托夫等各界名流的高度贊揚，Kiva成立不久后，就已經募集到2000萬美元的資金，在11個國家協助建立了約22萬5000個小公司。
Kiva現在面臨一個慈善非盈利組織很少見到的問題：捐贈的錢太多了。它在貸款機構中太受歡迎了，而它鑒別借方的能力還遠遠沒有跟上，這就導致網頁上常常出現“稍后核對”的標志。
Kiva是小額貸款領域一個巨大的改變，隨著互聯網發展，該領域已經有了整體的轉變。小額貸款的概念起源于孟加拉經濟學教授穆罕默德·尤諾斯作的一個實驗。通過將小額資金貸給那些因貧窮不能從其他渠道獲得信貸的人，尤諾斯看到他能夠藉此間接的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尤諾斯的第一筆貸款是將27美元貸給42個農民，用來做工藝品生意。7年后，他正是在這種方式的基礎上，建立了格拉米安（Grameen）鄉村銀行。銀行最初依賴于政府補助和慈善遺贈，到了1995，格拉米安開始自給自足，因為令人驚訝的是，那些利用銀行低息貸款的人當中，67%同時也有了儲蓄存款。
尤諾斯發現，貸款能夠完成傳統救助不能完成的事：它能為某些地方幾代的貧困帶來一個擺脫貧困的渠道。根據內部調查，格拉米安740萬貸款者中，有58%脫離了貧困。這個點子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影響力的創意之一——像花旗集團之類的國際大機構現在也開始設立了盈利的小額貸款部門——2006年尤諾斯和格拉米安銀行“因其在基層創造出的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Kiva直接將互聯網的全球連通性帶到最需要它的人那里，并讓它更容易地利用空余能力。其他類型的眾包利用我們的剩余能力設計新產品，改進科學公式，或者為網站上最新的視頻評分，而集資也差不多，只不過它開發的是大眾的錢包，讓世界各地的人們為他們信任的項目融資，而且只需要很少的錢。
這種“分配信貸”的方法也吸引了其他企業。集資也被叫做“社會銀行”，它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出了小額信貸領域。當然，那些通過互聯網搞詐騙的人也發現了集資的吸引力。Kiva發現，在例行查賬中，它的一個區域合作伙伴——決定哪個借方有信譽，可以獲得貸款的境內分支機構——私自扣留了一部分的錢。Kiva再次利用互聯網的民主本質，創造了一個機制，用以防止此類瀆職的發生：根據以往的表現，為區域合作伙伴評級，讓貸方自行評估和他們合作的風險。
一張巴士車票帶來的不同
來自烏干達的伊麗莎白·歐瑪拉，在2000年從當地的小額信貸機構農村企業基金（VEF）中貸了100美元，開始第一次創業。這些錢只夠她弄一個小攤，販賣蔬菜和食用油。VEF只是非洲大陸上眾多的小額信貸機構之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而且情況越來越糟。7億7000萬居民中將近一半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每天靠不足1美元的收入勉強支撐——而這個人數每年還在繼續攀升。和其他的發展中經濟體一樣，非洲不缺乏企業能源，缺乏的是資金。
歐瑪拉很快意識到，要想成功，她必須把烏干達很流行的主食——魚加進來。找到供應商后，歐瑪拉每天在她的村落里，大概能賣出六條魚。她的供應商是中介，把魚從維多利亞湖運來，到那兒不過兩小時的路程。
但歐瑪拉有8個小孩要養活，這樣做還是入不敷出。唯一能讓她的生意做大的方式，就是直接和維多利亞湖的漁民聯系。為了保證有充足的魚供應，還要支付運輸費用，她還需要500美元。按照小額貸款的標準，這是很大的一個數字——利用現在的資源，她是無法得到這筆錢的。農村企業基金的最大貸款數額是100美元，發展中國家的銀行一般需要繁冗的文件證明以及抵押物，還要收取最高30%的利息。非正式的貸方——我們稱它們為高利貸——則要收取300%的利息。暫時，歐瑪拉被困住了。雖然她有自己的生意，但她的夢想擱淺了。
那時，歐瑪拉從未見過馬特和杰西卡·弗蘭納夫婦（Matt and Jessica
Flannery），原因很簡單，他們住在地球的另一邊，但他們之間的通道很快會被打開。
馬特和弗蘭納在2003年初訂婚的時候，在當地教堂做了13周的婚前咨詢。其中一個問題是讓他們描述一下自己的職業目標。馬修說“我想要住在舊金山灣區，成為一名企業家。”杰西卡回答“我想要到非洲去從事小額貸款。”
那時，馬修正在為TiVo編寫一個軟件，嘗試每天提出一個新的商業創意。他后來寫“365個點子，那就是我的目標。”他的未婚妻在斯坦福商學院工作，她邀請馬修和她一起聽了尤諾斯的一個演講，他們都受到了演講的鼓舞。“那是一個鼓舞人心的人講述的很棒的故事，對于杰西卡來說，那是一種召喚，讓她立刻行動去實現自己人生目標。”
盡管他們的理想似乎相反，但兩人還是在那年夏天結婚了。6個月后，杰西卡準備去農村企業基金上班，公司為她提供了在東非的一個咨詢職位。
當杰西卡整天穿梭于肯尼亞和坦桑尼亞，訪問VEF貸款的借方時，馬修則待在舊金山，為TiVo工作。他們常常互通電話，并開始策劃運作一個將兩人的興趣結合起來的公司，一個致力于通過貸款，而非捐贈來緩解貧困的公司。馬修到非洲待了一個月，兩人仔細分析了他們的想法。
當他們從非洲回來后不久，馬修已經有了Kiva.org建成并運行的基本框架。從那時起，杰西卡開始研究小額貸款行業的合作者，并將他們的組織定位為非盈利機構。當然，這有很多問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會介入嗎？需要律師嗎？現有的小額貸款銀行會把Kiva當做競爭對手還是為了更大的利益和它合作？
Kiva上線前，馬修和杰西卡需要找到借方。當杰西卡在烏干達的時候，見過一個鄉村牧師，叫摩西·翁揚戈，現在杰西卡聘請他為公司尋找可能的貸款人。在他名單上的第一個人，就是歐瑪拉正在掙扎中的魚販生意。翁揚戈很快找到了其他6個當地的生意，包括一個牧羊人和一個賣二手衣服的人。
翁揚戈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沒有當地人合作，Kiva不可能評估潛在借方的信譽度和償還能力。翁揚戈是一個大腹便便，能說會道的人，在他的社區里很受尊敬，他是這個角色的不二人選。Kiva給了他一個數碼相機，翁揚戈將這7個借方候選人的照片以及他們的生意介紹上傳到網站。
Kiva接下來只需找到貸方。似乎可以說，他們是故意選擇這個小規模而且人員確定的群體作為首個“大眾群體”的。兩人給他們婚禮名單上的人發了郵件，等著看這300個朋友和他們的家人如何回復。不到一周，Kiva已經募集到3500美元——這些錢足夠滿足這七個借方的全部貸款。
“我們震驚了。”馬修回憶道，“一切都解決了。”
2005年3月，歐瑪拉收到了她的500美元貸款。這些錢讓她可以直接到維多利亞湖去買魚，買到的魚不但能滿足她那個村落的需求，連周圍的村落也足夠了。12月，歐瑪拉全額償還了她的貸款，而且還能剩下130美元，她購買了兩頭母牛和五只羊，這是不小的成就——這類“四條腿”的財產在烏干達意味著從饑荒到盛宴。但是現在Kiva的事業剛開始，這對夫妻面臨著雙重挑戰：找到新的資助者，同時還要找到資助的新生意。馬修之前已經意識到第一個障礙，他準備試著將Kiva建成一個足夠自給自足的組織，這項事業讓歐瑪拉的生活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他們要繼續為之努力。
Kiva和鄉村企業基金合作，解決了尋找借方的問題；但是那些有資金的人還是不知道Kiva，同時，馬修要在TiVo工作，杰西卡也開始在斯坦福商學院上課了。可能Kiva永遠只能作為他們業余愛好的一個項目了。
后來某天早上，馬修在起床后發現，他的郵箱里有1000封郵件。他們的網站被放在了自由博客“每日科斯”的首頁。那天早上，有超過100萬人知道了Kiva，他們的業余愛好項目有了1萬美元的貸款資金。
媒體金光閃閃的美譽隨之而來，馬修有了足夠的動力在當年12月辭掉工作。Kiva能和全球的小額信貸機構建立合作關系了，2007年9月，比爾·克林頓在他的書《給予——每個人都可以改變世界》中贊揚了Kiva.
歌迷變信徒
集資并不是新事物。從政治家開始親吻小孩起，它就是美國政治系統的支柱。通過互聯網募集政治資金的活動，從2000年開始逐漸加速。2008年巴拉克·奧巴馬選舉期間，它變成了一種科學——募集的資金從開始的200多萬到2億7200萬，大部分來自小額捐款。而這只是初期募集的捐款而已。
在尋找潛在資助者方面，互聯網不僅加快了速度，而且簡化了過程，以至于集資已經散布到各個領域，包括文化中最不可能的犄角旮旯——比如音樂和電影。
乍一聽不太可能，細想則能夠理解。為了制作一個暢銷的專輯或電影，一般需要數額巨大的先期投資。光制作和市場營銷的成本恐怕就需要上百萬美元，——要是電影的話，差不多要上千萬美元的投資。
因此，藝人一般都隨便讓電影工作室或唱片公司擺布，因為是他們決定要為哪個項目投錢的。但是，將這樣的權利交給這么幾個人，總是有些奇怪。最終，是由好萊塢五個主要的工作室決定投拍哪些電影，他們試著用直覺來決定上億電影觀眾的品味和興趣。
這個系統不僅不民主，而且效率很低。唱片公司的情況并沒有多少不同，開綠燈的權利同樣掌握在幾十個高管的手里。再多的抽樣小組，或者市場調查——工作室和唱片公司都會強勢地參與其中——都很難輕易辨別出暢銷貨和滯銷貨的本質差別。
另一方面，集資可以讓藝人直接吸引消費者。人們將一小部分金融股權投資到音樂人或電影制作人的事業中，這樣，藝人吸引到的便是最后直接消費他們作品的那批顧客（我還沒有看到過其他作家或創作者用這種方式，但肯定在2008年之前會出現）。
你會看這個嗎？會聽這個嗎？如果是的話，給我幾美金來幫助我完成這張專輯/電影吧。哪些產品應該被制造，最終消費產品的人最有發言權。
集資在文化領域的應用，還沒有取得像Kiva那樣的成功，但他們已經超越了理論階段。英國作家和電影制作人馬修·漢森開始了他的電影集資計劃——并恰如其分將其稱為“天使部落”——他想終止現有的工作室系統。漢森希望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大概200萬美元）制作一部故事片。
為了完成這個目標，他在網上貼出告示，希望每個想成為“天使”的人捐給他25英鎊，漢森希望最終能有5萬人參與，在過程中，他還加入了一個巧妙的技巧，在電影制作方面利用了一下眾包——1000名投資者將為漢森的劇本創作提建議，并最終決定漢森寫的兩個不同版本的劇本，哪個將被拍成電影。
這不像聽上去那么靠不住：2007年4月，威廉·布魯克斯，一個36歲的英國撰稿人，發布了一個叫“我的足球俱樂部”的網站（MyFootballClub），目標是從5萬人那里每人募集35英鎊，用于收購一支專業球隊。2007年11月，布魯克斯已經籌集了70多萬英鎊，從而接管了艾貝斯費特聯足球隊。通過網絡投票，布魯克斯的“大眾”有權決定球隊的一切，包括穿什么球衣以及誰來執教。
漢森“想撬動一種創造性的商業模式，可以大規模免費生產文化產品。”最終，電影將會通過互聯網發行，在“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授權下享有版權，也就是說，其他人只要不用于商業用途，便可以“下載，重新加工制作和發行影片。”原始的影片素材將被上傳到網上用于商業用途。
漢森說，向大眾收費，并讓他們參與到一個像“天使部落”這樣的眾包社區，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保證了人們的參與是有意義的。“否則，為什么要把25英鎊交給一個混蛋？本質上，你將電影從與越來越商業化的邊緣變回了最初的形式——藝術。你不需要再為錢去取悅某個制作人，現在你要搞定的是一個社區——這讓整個過程變得開放多了。”
開發新模式來支持藝術創作，這種需求在音樂人中更明顯。隨著CD銷售的持續下滑，很多可能的商業模式陸續出現，最有趣的是荷蘭的一個集資公司，叫做Sellaband。這是荷蘭皇家殼牌公司前賬戶經理Pim Betist的創意——任何樂隊都可以在Sellaband上建立個人頁面，像MySpace那樣，頁面有樂隊的介紹，還有試聽音樂。但和MySpace不同的是，Sellaband不是為了吸引更多的“朋友”，而是吸引投資人。Sellaband將這些人稱作“信徒”，他們可以購買樂隊的期權收益，每股是一張專輯10美元。如果募集到5萬美元，Sellaband將為樂隊介紹資深的制作人以及混音師，帶他們到錄音棚錄制專輯。當錄音工作完成時，每個“信徒”將會收到一張專輯，以及Sellaband網站廣告收益的分成。
2005年Betist從殼牌退休后，開始運營Sellaband，他聯系到歐洲音樂界的一位資深人士Johan Vosmeijer，他曾在很多大的唱片公司擔任制作人，比如索尼和史詩唱片。不到三個月，兩人已經湊足了開公司必需的資金。
2006年8月，Sellaband.com上線了。不久，音樂產業和媒體開始注意到Sellaband（我還曾在《連線》寫過一篇報道）。10周后，Sellaband的第一個合同創下了5萬的收益。第二支樂隊來自鹽湖城，叫做Cubworld，它在2007年完成了同樣的壯舉。
負責Cubworld創意工作的雅各布說，“我讀到了這個網頁的介紹，了解了它是如何操作的，心想‘這簡直就是完成我夢想的銀行賬戶。’”雅各布和“天使部落”的馬修·漢森有著驚人的巧合。有人問他，這件事對Sellaband來說最好的地方在哪里，他沒提到錢或名聲，而是說“我不必再對老板言聽計從了，以前老板告訴我，進棚前必須先寫70首歌；現在輪到歌迷說話了，這件事就解決了。”
在錄完一張六首歌的小樣后，Sellaband發行了Cubworld的CD，并將其送到他們的“信徒”手中。在和Sellaband簽約一年后，公司的發行收益保持在40%。在很多例子中，這個數字是零。但如果Sellaband的某個合同能大獲成功，或有一首單曲能成為電視廣告歌曲，他們的發行收入會非常豐厚。和Kiva不一樣，Sellaband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所有下載，廣告，網絡CD的收入都平分給樂隊、“信徒”和Sellaband公司。
Sellaband不僅將制作成本轉移給了大眾，還在過程中帶動了社交媒體的風潮。由于樂隊粉絲也是樂隊投資人，所以他們比一般粉絲更積極。市場認為，Sellaband的“信徒”是“福音派”——那是每一個樂隊（以及每一個銷售產品的人）都渴望得到的。集資不僅為Sellaband的藝人籌到了錢，它真正的作用是為樂隊建立起一批重要的“信徒”。在Sellaband的幫助下，有21個樂隊的收益都達到了5萬美金。
Sellaband出現的時機很有趣——上百萬音樂消費者通過互聯網免費下載音樂。這種大規模的P2P文件共享，讓唱片業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音樂人、經理人、大公司的執行官們……都嘗試了無數不同的方法，試圖對抗這種冷酷卻無法逆轉的潮流，這些方法包括讓顧客自由決定購買價格，就像“電臺司令”樂隊在2007年夏天做的那樣。然而，在一切都懸而未決的時候，Sellaband引領的這種集資方法對音樂人以及他們的粉絲，有著特殊的吸引力。
唱片行業和他們“最好的顧客”進行了長達六年艱苦卓絕的法律戰爭。（2003-2008年，美國唱片工業協會以“盜版音樂”為由，提起了28000個訴訟）此后，對于很多年輕的歌迷以及那些從未真心相信公司在為他們爭取最大利益的音樂人，唱片公司產生了極強的敵意。
結果，唱片行業中出現了很多關于“取消中介，直接讓樂隊和歌迷對話”的討論。幾年來，這些說法都只是一些鼓舞人心或模糊不清的空談，然而，Sellaband已經找到一種模式——歌迷成了銀行，取代了唱片公司曾扮演的角色，正如Kongaika說的，“歌迷說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