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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年底，駐扎在伊拉克巴士拉的英國軍隊發現，自己正受到暴亂分子迫擊炮越來越準確的打擊。有一名英軍士兵陣亡，有多名士兵受傷。英國陸軍在新年第2周對可疑分子的家和隱蔽處進行了一系列襲擊，以求遏制這種炮擊。當英軍沖入某些建筑物時，他們驚訝地發現有從Google地球（Google Earth）制圖網頁下載的圖片。這些圖片很詳細地顯示了英軍的陣地，連單個的帳篷和廁所都可以辨認。有一張圖片顯示了有1 000兵力的斯塔福德郡團的總部，而且圖片的背面還寫著這個軍營的經度和緯度。英國陸軍情報官員得出的結論是，暴亂分子正在使用這些圖像來校準其炮火。
這一發現證實了軍事技術專家長期以來一直懷疑的事：恐怖分子和游擊戰士可以利用Google公司地球制圖工具和其他網上制圖工具獲取有價值的情報。這些圖像與GPS裝置獲取的地球定位數據配合使用，即可很精確地校準炸彈和炮火的攻擊。與現代軍隊的高技術制導系統相比，它們提供了一個簡單但有效的替代選擇。英國計算機學會副主席布萊恩·科林斯（Brian Collins）在2005年的一次采訪中表示：“Google Earth這類網站使這些人有可能做更精確的測量。如果你能在圖片上找到一個目標，你就會有很精確的坐標，而恐怖分子將準確地知道應該將導彈瞄準哪里。如果你還有一部GPS裝置，你就能準確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并可以用你的個人電腦看這些高分辨率的衛星圖像，從而知道應該從哪里發射導彈和應該瞄準哪一個目標。”
受到迫擊炮攻擊的英軍，在聽說敵方在用從公開網站下載的地圖和圖像來校準炮火時，感到非常氣憤。他們對《每日電訊報》記者表示，如果在未來有人再因襲擊而受傷，他們將有可能起訴Google公司。一名士兵嘆息說：“敵方士兵現在擁有了地圖，因此準確地知道我們吃飯、睡覺和上廁所的地方。”
這名士兵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憤怒是沒有根據的。目前有幾百萬人在用Google Earth服務，但完全是出于善意的目的。地產代理商用它來顯示住房的位置。教師用它來上地理課。電視記者用它來圖解新聞報道。Google Earth做的事與網上的其他幾百種服務是一樣的：將可以公開獲取的信息——在本例是從飛機和衛星上拍的照片——以一種方便的形式匯集到一起。正如Google公司的一名發言人早已承認的，Google Earth的這種服務“既可用于好的目的，也可用于壞的目的”，但任何工具都是如此。技術是不涉及道德的，人的發明經常會被用于發明者并不認同或贊成的目的。在電氣化的早期，罐頭行業曾發明了用于牲畜屠宰的電擊發生器，但后來警察部門和間諜部門曾用它在審訊時折磨犯人。要讓發明家為其發明的不當應用負責，就等于譴責技術進步本身。
當然，如果你正在受到迫擊炮的射擊，那以上只是不起作用的安慰，而英軍士兵身處的困境凸顯出一個重要的事實，而且這一事實在今后幾年將更加明顯：萬維網尤其易于被不當應用和濫用。它作為一種通用型技術，既可把無限多的大量應用提供給好人，也可以把無限多的大量應用提供給壞人。電腦網絡，尤其是互聯網，一直是騙子、犯罪分子和惡棍出沒的地方。因為他們很善于發現和利用軟件、數據庫及通訊規則方面易受攻擊的地方。隨著電腦應用和寬帶價格的下降，以及數據和源代碼分享的普及，他們搗亂的范圍和程度只會擴大。萬維網對如此多人如此有用，就在于它的特性——通用性和開放，而這也使它變得十分危險。
對恐怖分子來說，互聯網是一個天賜之物，它可使人易于獲取地圖、照片、武器的描述，以及其他有價值的戰術情報，而且它還是多用途的通訊網、偵察媒介、宣傳渠道和招募工具，并且人們在世界各地幾乎都能自由上網。亞利桑那大學有一個黑網門戶站點計劃，研究人員通過它監測恐怖組織的網上活動，并在2006年在網上發現了325個秘密的恐怖分子網站，它們這些網站存有275G的數據，包括706部錄像片（70部是關于斬首的，22部是關于自殺攻擊的）及音頻信號、潛在及實際的襲擊目標圖像（包括建筑物、車輛和行人）。網絡提供了一個現成的軍事基礎設施，它很理想地適應一種極為分散的、特別秘密力量的需要。
美國軍方很了解這一威脅。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在2003年10月起草了一份秘密報告《信息作戰路線圖》，它宣布自己的重點之一是“我們必須與網絡作戰。”當時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為這份報告寫了前言，聲稱這份路線圖“為國防部提供了一個以推進信息作戰能力為目標的計劃，將信息作戰視為一個核心的軍事能力。它作為又一個例證，表明國防部決心對我們的軍事能力進行改造，以應對新出現的威脅，并利用創新和迅速發展的信息技術所帶來的新機會”。
政府在2005年向新聞界發布了這份報告的修訂版，它讀起來令人入迷，但又令人驚恐。它介紹了美國軍方正在如何“建設一支以信息為中心的部隊，目的是控制信息領域。”它的作者寫道：“電腦網絡正日益成為作戰重心，而且現在易于受到攻擊，如不給予足夠的關注，將變得越來越易于受到攻擊。”“軍隊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以便確保在網上擁有關鍵的作戰能力。”“政府尤其要做出協同一致的努力，來制訂一項關于用網絡進行攻擊的國家政策。這包括進行法律評估，以確定對數據作何種水平的操控或對操作系統作何種操控即構成網絡攻擊。”以及“可適當采取何種行動進行自衛”。
互聯網是一個戰場，但與任何其他戰場都不同。它的邊界和地形一直在變化，業余的軟件代碼寫手可用廉價的電腦在它上面建設和部署復雜的新式武器，而且它的商業和社交用途是與軍事用途密不可分的，它使擁有先進武器的龐大軍隊傳統上占有的優勢有很多都不再存在。這份路線圖的作者承認說：“網絡發展的太快，我們都無法保衛它們了，攻擊的復雜性在增加。”這些作者敘述了網絡是如何使心理戰（比如進行宣傳）變得更為復雜：“本擬給外國觀眾看的信息，包括公開外交和心理作戰信息，正在越來越多地被國內觀眾消費。”在互聯網戰場上，信息和虛假信息都在一直變化之中，根本沒有本地作戰這么一說。
于是，《信息作戰路線圖》這樣一個文件存在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了，人們有一切理由認為信息網絡將是未來某種作戰的現場，因此國家防務戰略需要考慮這類可能性。然而，當人們讀到軍事計劃人員鎮靜地規劃危機場景——美國部隊在這一場景中采取行動“擾亂或破壞正在全球出現的各類依賴電磁頻譜的通訊系統、傳感器和武器系統——仍是很令人窘迫的。如果互聯網為美國的敵人準備了戰場，那么唯一的辦法似乎就是摧毀這個戰場。
但是，高技術的軍事進攻并不是互聯網面臨的唯一威脅，還有其他許多威脅，從刑事犯罪到政治的威脅，再到技術的威脅，不一而足。鑒于互聯網對世界經濟具有中心地位，它作為一個基礎設施驚人地不安全。
比爾·蓋茨2004年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發言時，曾信心十足地宣布對互聯網最老和最難解決的禍害之一——垃圾郵件開戰，他向與會的商界和政界要人們保證說，“垃圾郵件”的問題會在2006年之前解決。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似乎他有可能是正確的。先進的新型過濾軟件遏制了垃圾郵件的流行，大大增加了發垃圾郵件的人的成本，并似乎會使他們干不下去了，但發垃圾郵件的人進行了反擊。他們利用萬維電腦的力量發出了新的一批詐騙性電子郵件，使以前的垃圾郵件相比之下簡直就像兒戲。垃圾郵件并沒被消滅，它的數量反而創了新高。在2006年年底時，有人估計網上郵件有94%都是垃圾郵件，而蓋茨2004年作預言時，這一比例只有38%。有一家跟蹤垃圾郵件的公司報告說，每一天都有850億封垃圾郵件產生。盡管這些大部分被過濾軟件攔截，但仍有相當多的垃圾郵件發到了目標受眾的電子信箱中，使垃圾郵件這門“生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利可圖。
既然有幾萬億美元業務額的電腦運算和通訊行業已在協調一致地阻擊垃圾郵件，為什么發垃圾郵件的人還能如此積極活動呢？這是因為他們和我們其他人一樣，能通過為萬維電腦編程，使其為自己服務。“遙控網絡”（或稱機器人網絡）已成為他們最有力的武器。這種“遙控網絡”與歐洲原子核研究組織網絡十分類似，但性質是邪惡的。它是指可以由中央控制的一大批私人擁有的個人電腦——盡管這種控制不是由研究實驗室進行，而是由一個犯罪實體進行。“遙控網絡”的產生是通過在網上傳播病毒，當病毒經由電子郵件的附件或下載的文檔進入個人電腦時，它即安裝一個很小的源代碼，使這臺電腦能被一臺異地電腦的指令操控。一個“遙控網絡”可包括幾千臺或甚至幾百萬臺“僵尸個人電腦”，它們可作為一個單一系統整齊化一地采取行動——而電腦擁有者卻不知道已經出了毛病。
發垃圾郵件的人可以使用“遙控網絡”同時發出幾百萬封或幾十億封電子郵件，而且由于是通過普通公民電子郵件程序發出，因此往往可以躲過垃圾郵件過濾器，而且由于“遙控網絡”強占了個人電腦擁有者的互聯網賬戶帶寬，因此即可大大減少發垃圾郵件的人的成本。事實上，發出一封電子郵件的邊際成本降到了零，使得發出無限多的垃圾郵件變得很經濟。據認為，如今互聯網上的電腦有10%～25%已染上“遙控網絡”病毒，而且在全部垃圾郵件中，有至少80%是由僵尸網絡發出的。
雖然“遙控網絡”是一種討厭的東西，發出的全是宣傳投資價值可疑的股票和違法藥品的垃圾郵件，但它們還可疑用于更陰暗的用途。例如，“遙控網絡”病毒可以查看個人電腦硬盤上的內容，并監測用戶敲擊鍵盤的動作，從而收集敏感的私人信息，并將其通過互聯網發給其主人。這種刑事犯罪威脅的程度在2006年表現了出來，當時一個電腦安全專業人員截獲了某個“遙控網絡”創建的一個龐大文件。他發現該文件包含私人財務數據，包括信用卡號碼、銀行及傭金賬戶的密碼。這是在一個月時間內從近800臺個人電腦竊取的數據。一位電腦安全公司的高級經理對《紐約時報》稱：“我們在這場戰爭中正在吃敗仗。”他指出，每天都有25萬臺個人電腦感染上“遙控網絡”病毒。
除了有賺錢的潛力，“遙控網絡”還可用于在互聯網上播種毀滅。“遙控網絡”的主人可指示自己的遙控電腦大軍發起“分布式拒絕服務”攻擊，以不斷提出信息訪問要求致使某一商業或政府網站癱瘓。該網站的服務器由于無法應付流量的突然激增，會很快死機，有時整個數據中心或某個更大的二級網絡都會隨它一起癱瘓。美國博客出版公司Six Apart在2006年5月2日中午發現自己正在受到一次大規模“分布式拒絕服務”攻擊，攻擊方是一個特別有侵略性的遙控網絡，該公司的服務器在幾分鐘之內就死機了，使1 000萬客戶的博客從互聯網上消失。該公司很快發現，攻擊不是針對它的，而是針對它的一個以色列客戶（藍色安全公司）。藍色安全公司曾出售一種阻擊垃圾郵件的服務，從而招致了網上違法者的敵視。這次遙控網絡攻擊持續了好幾天，給其他許多公司和網絡造成了廣泛的損失。于是，藍色安全公司在5月17日投降了，該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不能通過繼續營業來對這場不斷升級的網絡戰承擔責任。”藍色安全公司在這一天關閉了，而且它的CEO也躲起來了。
比爾·蓋茨2007年又在世界經濟論壇致辭了，但他沒有這次提到垃圾郵件、遙控網絡或他3年前做的樂觀預言。但這個主題在某一個專家小組討論時還是冒了出來。主持這個專家小組的人是文頓·瑟夫（Vinton Cerf），他曾是美國國防部的電腦科學家，曾在互聯網的設計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現任Google公司首席互聯網宣傳主管。瑟夫警告說，現在可能有1億臺以上的電腦已是僵尸電腦。他指出，遙控網絡的擴散是一種“大規模流行病”。專家小組的另一位成員約翰·馬科夫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他告訴聽眾：“糟糕透了，它使整個互聯網處于風險中。”
很顯然，互聯網不僅僅是一個戰場，它還是一個目標——而且還是一個有異常高價值的目標，它的戰略重要性遠遠超過它潛在的軍事角色，它正迅速成為美國及全球主要的商業基礎設施，使全球多條供應鏈互相連接起來，處理海量的交易，為營銷和廣告提供了一個豐富的渠道，并供人們儲存商業和財務數據。對現代信息經濟來說，電腦運算網絡就是鐵路系統、公路網、電網及電話系統四合一。而且正如國防部路線圖所顯示的，它受到的保護是有限的。如果一個遙控的機器人網絡就可以把一批公司變成人質，在好多天里都無法營業，而且最終迫使其中一家公司關閉，那么人們不難想象一個不友好的政府、一個刑事犯罪組織或一個恐怖主義組織發起協調的攻擊會是什么樣子。《連線》雜志報道說：“有約20個國家正在實施電腦攻擊計劃”，而且“Arbor Networks公司最近發現了一個機器人網絡，它是通過‘圣戰’和‘真主偉大’聊天頻道控制的”。
白宮關于信息技術的知名專家咨詢委員會的若干成員曾在2005年寫信給布什總統，就互聯網可能受到攻擊發出了直言不諱的警告。他們寫道：“互聯網基礎設施很容易受到有預謀的攻擊，并有可能因此產生災難性的后果。因此它不僅是刑事犯罪行為，也是網絡恐怖主義的一個首要目標。”該委員會的成員——電腦科學家及企業家湯姆·萊頓（Tom Leighton）——在國會作證時更尖銳地指出：“今天，我們基礎設施的每一個方面——包括通信、公用事業、金融、運輸、執法、國防——都對網絡化的信息技術系統有重大依賴，而這些系統面對網絡攻擊只有很小的防御能力。如果信息技術不安全的話，美國基礎設施的全部要素都是不安全的，而今天我們的信息技術確實是不安全的。”
瘋狂的恐怖分子和隱藏的刑事犯罪分子并非萬維電腦面臨的唯一威脅，還另有更為平淡一些的風險，如缺電、自然災害和技術故障。一批技術公司（包括IBM、Google、硅谷圖文、Cisco、惠普）2006年12月6日在硅谷與美國能源部的代表舉行了4小時的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是數據中心對電力的爆炸式需求，以及美國電力系統有可能無法滿足它這一現實可能性。一個新的國家基礎設施的崛起有可能壓垮一個老的國家基礎設施。硅谷圖文公司的一名高級經理稱：“我認為，對信息技術部門來說，我們有可能處于一個潛在能源危機的開始階段。”Google公司的代表說：“這種危機顯然正在到來。”除非在供電方面作出變革，否則缺電現象在今后5～10年是有可能出現的。
能源部助理部長安德魯·卡斯納（Andrew Karsner）表示同意企業家的意見，他認為電腦系統是能源消費中的“絕對大戶”，表示信息技術業和政府都有“道德義務”確保國家的能源安全。他向各位高級經理問道：“如果Google公司全系統死機72小時，美國的生產率會發生什么情況？”
卡斯納并不知道3周后，就在12月26日，他就看到了他預言的惡夢場景的預演——盡管這次的損失是自然災害，而不是停電造成的。中國臺灣外海發生的一次大地震，切斷了東亞至世界其他地方的通訊電纜。有幾百萬人發現自己上不了互聯網，而香港、首爾、臺北和新加坡等商業中心只能勉強維持其金融市場和其他商業服務的運轉。香港機場作為亞洲的重要樞紐機場，由于它的主電腦系統有一個死機了，因此也陷入癱瘓狀態。互聯網服務在幾周之后才恢復正常。一位中國高級經理說：“我從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我們已變得過于依賴光纖電纜了——假如有幾條光纖電纜損壞了，一切全都泡湯。”
互聯網一直都有一些毛病并曾面對過威脅——多年來，許多學者都曾預言它就要死亡了——但它至今已證明很有恢復力。正如瑟夫在達沃斯所表示的：“網絡還在工作，這真令人吃驚。”互聯網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他和其他那些設計了互聯網基本結構的電腦科學家和軍事計劃人員。在這個實體網絡中，設計了很大的冗余能力和靈活性，另外還設計了通訊規程，以引導數據通過互聯網。一旦出現堵塞或其他故障點，可以很容易地使數據流量繞過它們。
但即使我們對關于數字災難的預言應該半信半疑，但如果忽視它也是愚蠢的，尤其是鑒于它事關重大。如果萬維電腦崩潰了，那將如卡斯納所稱，會使經濟也崩潰相當大一部分。盡管互聯網的設計在過去效果不錯，但漏洞已開始出現。一些知名的電腦網絡專家擔心目前的互聯網可能正接近自身有益壽命的終結。流量爆炸式的增長、安全漏洞及多年的特別技術補丁所造成的綜合壓力可能已讓它應付不了了。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戴維·克拉克（David Clark，他在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時間里一直擔任互聯網規程首席設計師）2005年在《技術評論》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互聯網出問題了》。他指出：“我們可能處于網絡效用停步不前并可能下降的時刻。”普林斯頓大學科學家拉里·彼得森（Larry Peterson）認為，今天的互聯網是一個“日益變得復雜和易于損壞的系統。”他指出，美國政府官員最近已請他到華盛頓向有關方面介紹了情況。他以學者的低調口吻說：“人們承認這些問題中有一些是潛在的十分嚴重的。”
互聯網與我們見過的任何商業或社會基礎設施都不一樣。與鐵路、公路、電網、電話網均不同的是，互聯網不是一個建立在某國境內的固定的實體網絡，因此也就不由某一國政府直接控制。在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數據庫、軟件源代碼、電腦處理器中，有很多是可以便攜的。可以很容易地將它們運走，經常只需點擊幾下鼠標即可。許多美國大公司，包括通用電氣、美國運通、Verizon、IBM、通用汽車，已將自己的電腦運算作業的很大一部分遷到了印度和中國這類國家，有時還將關鍵設備和流程交外國公司和人員管理，信息技術的國際轉讓仍在加速。信息技術行業雜志《首席信息官更新》（CIO Update）2006年報道說：“小公司正在開始把信息技術基礎設施遷到海外（一次遷一個應用設施），而大的跨國公司正在把整個數據中心遷往海外。”
當電腦運算變得更像是一個公用事業的時候，公司將開始把自己電腦運算資產的管理權，甚至是所有權都放棄掉，于是這類資產有許多將自然地遷往維護和操作成本最小的地方。不難想象，美國商業基礎設施的很大一部分將最終遷往全球各地，完全處于外國管轄之中。這將引起新的和難以回答的問題：國家安全甚至是國家主權。如果本國經濟的運轉依賴于這些機器和軟件，那么放棄對它們的直接控制，令這些國家感到安慰嗎？這些國家敢于讓外國政府（它們有的可能是不穩定或甚至是不友好的）保護有關公司業務和公民生活的敏感數據嗎？
各國政府現在才開始解決這些問題。例如，雖然美國國會議員已開始理解互聯網穩定性遇到的軍事、刑事犯罪和技術威脅，但他們仍然無視政治控制權的問題，這種漠不關心有好幾個原因。其一是經選舉產生的官員們幾乎都不太了解互聯網的工作原理，他們不了解源代碼。其二，這種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由幾千個私人公司和大學建設并控制的，它們處于政府和議員的視野范圍之外。在最近之前，互聯網似乎不像是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它似乎只是一個松散陣列的電腦系統，主要存放在私人數據中心里，并靠地下電纜互相連接。
最后，互聯網的那些需要管制的方面，比如標準的設定、規程的選擇等一直在事實上由美國控制。互聯網起源于美國軍方和學術機構；主要的電腦應用和網絡互聯公司（如IBM、微軟、Cisco和Google）都把總部設在美國；而且互聯網的主要監管機構主要代表美國的利益。權力很大的互聯網名稱和數字地址分配公司（ICANN）負責管理域名和地址（這是有價值的網上“地產”）的分配，而它長期以來一直在美國商務部的支持下運營，盡管它一般被認為是一個國際機構，而且互聯網的13臺“根服務器”，即最終控制全部流量走向的電腦，是由美國政府機構和公司掌握的。互聯網上的每一臺電腦都有一個獨特的網際協議（IP）地址，它由4組數字組成（如123123123123）。由于人們發現難以記住一長串數字（并且由于IP地址是可變的），因此運行網站的電腦也有令人熟悉的、固定的域名（如wwwwhitehousegov）。網上有幾千臺“名稱電腦”，專門負責把域名翻譯成IP地址。那13臺根服務器是名稱服務器等級體系中的最高一級，因為它們包含了有關網上頂級域名（如com、org和uk）的地址所處地點的信息。例如，如果你在網絡瀏覽器上輸入“wwwwhitehousegov”，根服務器的數據庫將把你的電腦引導到另一臺名稱服務器，而這后一臺服務器存有gov領域各網站的IP地址。ICANN負責IP地址和域名的分配，以及根服務器的數據庫的維護。ICANN的決定有政治和文化的意義，同時也有重大的經濟價值，因為這些決定定義了網絡在所有權和控制權方面的特點，以及數據流如何在網絡中流動。由于網絡一直令美國人感到是“我們的互聯網”，美國人和他們的議員們對網絡的運營和控制一直抱樂觀的態度。
但已經有跡象表明，美國的權勢不會一直無人挑戰。一些國家一直呼吁在互聯網管理機構方面做出改革，而且有的還暗示美國在網址分配和流量路徑安排方面的權威地位是一種“新殖民主義”。巴西由于無力控制網上色情而感到沮喪，于是威脅說，如果目前的體制不改變，就會自己搞一個地區性的互聯網。
“離心派”的事業在2005年9月得到了一次巨大的推動，因為歐盟在該月表態說支持對網絡進行更多的國際監管，以便“基于國際法建立一個仲裁和爭端解決機制。”歐盟的這一舉動使美國措手不及。在聯合國主辦的關于信息社會的世界高峰會議（2005年在突尼斯舉行）上，這種日益增長的緊張關系主導了會議的討論。各國代表在無法達成具體一致意見的情況下，只發表了一個措辭含糊的聲明，強調“互聯網管理方針應是包容的、響應性的，并應繼續促進一種能實現創新、競爭和投資的環境”。
隨著互聯網作為全球共享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日益增長，關于它的管理、結構和規程的決定將更具分量。這種新型運算網絡可能已遍及全球，但它作為商業、通訊，以及文化的主要媒介，對各國和各地區都有深刻影響。隨著互聯網作為全球共享基礎設施的重要性日益增長，關于它的管理、結構和規程的決定將更具分量。這種新型運算網可能已遍及全球，但它作為商業、通訊，及甚至文化的主要媒介，對各國和各地區都有深刻影響。關于這個網絡該如何運營，互相間非常不同的觀點正在出現，這反映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利益。各國政府很快就將被迫開始表明態度。它們將在不同管理體制之間做出選擇，而據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和蒂姆·吳（Tim Wu）在《誰控制互聯網》一文中所稱，這些管理體制分為好幾種，“既有美國比較自由開放的模式，也有中國的政治控制模式。”那些似乎晦澀的技術標準，原是為了促進統一性而設計的，但現在將成為意識形態辯論和地緣政治斗爭的新術語。杰克·戈德史密斯和蒂姆·吳稱，結果將是“出現冷戰的技術版，而每一方都在堅持自己對互聯網前途的看法”。
不論我們是否處于第二次冷戰的邊緣，今后的若干年有可能是充滿危險的，因為各國政府和民眾都在努力理解這種普遍運算網的多重含義。正如委內瑞拉學者卡羅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所說的，政府對技術革命的響應一般是很慢的。當企業家和金融家，更不必說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人，在蜂擁而上地利用（互聯網導致的）商業和政治亂局時，政客、法官和官僚們卻仍然心態陳舊，固守著老的政策并依賴于過時的法律和調控方案，這種慣性放大了社會和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動蕩。在最糟的情況下，它會持續幾十年，并正如卡羅塔·佩雷斯所說，使“人類在遭受磨難方面付出高昂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