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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6年夏完成《貨幣戰爭》以來，就開始著手收集資料醞釀《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近三年以來，仔細梳理了德、英、法、美兩百多年來的所有重要銀行家族之間的人脈關系，以及他們與各國的戰爭、革命、政變、危機之間的聯動關系，從1723年開始到2024年結束，中間涉及歐洲、美國的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及其背后的金融運作，得出了世界“17個主要銀行家族”之間的人脈關系圖。我自認為《貨幣戰爭2———金權天下》的信息量是第一本的10倍以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200人以上，相信讀過第一本書的人在看完第二本之后應該不會認為是在浪費時間。這兩本書的邏輯完全能夠自洽，大量史實相互印證。[查看全文]   　　財富的力量體現在對權力的腐蝕、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權力的控制上。從霍普、巴林家族聯手到英荷同盟的確立，從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銀行家族的幕后運作到法國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從“高特銀行家”資助“霧月政變”到拿破侖給予其法蘭西銀行壟斷的慷慨對價，從巴林、維靈—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脈網到美國路易斯安那購買融資，從貝列拉、福爾德聯手挑戰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動產信貸銀行”的金融創新之爭，從布雷施勞德扶持俾斯麥到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魯士大軍，從鮑林、沃伯格家族挑動德皇威廉二世擴張到羅斯柴爾德刺激英國反制，從貝爾蒙特參與廢除林肯綠幣到賽利格曼家族策劃巴拿馬獨立。[查看全文]   　　1866年7月3日黎明時分，在波希米亞薩多瓦村(今捷克境內)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萬人的部隊正靜靜地穿過雨幕快速向前挺進。一張張年輕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滿了緊張、興奮和期待。這些普魯士易北軍團的小伙子們知道，他們將要攻擊的是20萬奧地利、薩克森聯軍。敵眾我寡之下，他們能指望的只有同時從另一路發起攻擊的、由腓特列·查爾斯親王統帥的8.5萬人的普魯士第一軍團。本來按照普軍總參謀長毛奇將軍的戰略部署，同時參與攻擊的還應該有普魯士王儲、未來的德皇威廉二世親率的第二軍團的10萬大軍，卻因為該軍團部隊駐地超過了電報信號的接收范圍，無法及時收到命令而未實施機動。[查看全文]   　　老布雷施勞德叫塞米歐，他經營的主要業務是買賣當地政府的債券，在買賣的交易過程中賺取差價。當時這種債券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撫恤在戰爭中失去丈夫或者兒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起商業合作關系。由于羅斯柴爾德家族處于歐洲金融權力的頂峰，正是這樣一種“搭上大腕”的商業合作關系，使得布雷施勞德家族一舉從眾多的柏林銀行家中脫穎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定期從羅斯柴爾德家族領取傭金，而當時柏林聲名顯赫的門德爾松這種老牌銀行家族就逐漸被邊緣化了。布雷施勞德家族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強烈渴望能夠進入羅氏家族的情報速遞網絡。[查看全文]   　　1834年，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娶了老羅斯柴爾德的孫女，23歲的夏洛特·貝菲絲。亞伯拉罕有了財雄勢大、富可敵國的岳父和叔叔——他們就是決定著法蘭克福財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著奧地利金庫鑰匙的所羅門，主宰著倫敦金融城的內森，控制著意大利稅收的卡爾和征服了巴黎銀行業的詹姆斯。能夠娶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女兒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也不是平庸之輩。所羅門·奧本海默家族屬于猶太人中的最高階層“宮廷猶太人”。1789年，亞伯拉罕的父親所羅門·奧本海默在波恩創建了奧本海默家族銀行，后來遷往科隆。所羅門的戰略眼光還在于他特別重視戰略聯盟，通過一系列聯姻精心構建自己的人脈關系網。[查看全文]   　　柏林的門德爾松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猶太銀行家族之一。享譽世界的19世紀著名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費利克斯·門德爾松就是這個家族的嫡傳后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國著名哲學家摩西·門德爾松，他的銀行家父親亞伯拉罕曾調侃道：“我曾經是一個著名父親的兒子，后來又成為一個著名兒子的父親。”門德爾松家族銀行在1850年前后成為沙皇俄國的指定皇家代理銀行，負責數額龐大的俄國國債在歐洲市場的承銷業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818年11月4日，奧本海默與戰勝國的清償委員會達成協議，14天之內在巴黎籌措了5250萬法郎，并支付給在亞琛的清償委員會，募資、匯兌、運送、擔保的手續費為0·75%。[查看全文]   　　1830年前后是世界近代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工業革命從英國向歐洲大陸擴散的進程明顯加快。從1845年到1847年，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三年自然災害，大片地區爆發饑荒。糧食價格猛漲，農產品銷售下降，導致農業信用規模縮減，就業機會下降。同時，歐洲工業從1840年起開始陷入停滯，特別是鐵路建設速度基本喪失增長，工業信用也出現緊縮。兩種緊縮的力量聚合起來造成了1848年歐洲眾多地區的經濟蕭條。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以來所形成的穩定局面，在經濟收縮的巨大壓力之下已經出現道道裂縫。在觀察到歐洲各個資本市場普遍存在的資金緊缺現象后，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已經預感到一場重大危機的來臨。[查看全文]   　　如果說德國的統一離不開俾斯麥，那么俾斯麥的成功則離不開他身后的猶太銀行家格森·布雷施勞德。俾斯麥在德國歷史上的地位類似于中國歷史中的秦始皇，他們都是以堅韌的意志和鐵血手段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突出一筆。在德國有關俾斯麥的各類專著多達7000多種，德國史學界對俾斯麥的功過得失進行過徹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這些汗牛充棟的文獻中，幾乎完全忽視了俾斯麥政策背后龐大的金融勢力集團的影響力。在俾斯麥本人的長達3卷本的傳記中，僅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時提到布雷施勞德家族一次，猶太銀行家對德國政治的影響似乎是一個研究盲點。[查看全文]   　　俾斯麥1851年來到法蘭克福，很快就引起當時坐鎮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首領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的注意。當時羅斯柴爾德五兄弟中間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麥與阿姆斯洛初次相識就對其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回家以后經常給他的妻子模仿羅斯柴爾德的口音，包括用猶太人的口音和語法來表達德語。他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雄勢大有了非常強烈的印象，同時也很高興結識羅家人。以后只要羅斯柴爾德家族邀請他，他總是受寵若驚地應邀前往。俾斯麥勤奮好學，極度向往權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負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繼子梅耶卡爾兩個人的青睞。[查看全文]   　　1861年威廉一世繼承王位時，他所面對的首要難關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議會。自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來，以民主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橫掃歐洲，特別是1848年革命后，自由派在歐洲的影響力更加深遠，甚至不惜采取暴力與流血的方式力圖徹底砸碎封建專制的社會權力結構。在思想傳統較為保守的普魯士，自由派既向往法國與英國的民主模式，又從內心深處懼怕法國曾經歷過的血腥革命。這是普魯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點，他們從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義者，而僅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層皮。[查看全文]   　　俾斯麥的唯一希望就是繞開議會預算牽制，另辟蹊徑進行戰爭融資。他將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銀行家布雷施勞德身上。布雷施勞德與手眼通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關系緊密，他們不僅可以解決龐大的資金問題，對法國拿破侖三世的影響力也非同一般。在對丹麥的戰爭中，拿破侖三世的中立是成敗的關鍵。[查看全文]   　　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神圣羅馬帝國崩潰后，眾多德意志邦國成立了組織松散的德意志邦聯，奧地利成為德意志邦聯的領袖。隨著拿破侖光輝的逝去，法國在德意志的影響力減弱，民族主義興起，德意志統一運動日益壯大。1848年歐洲革命以來，德意志的統一形成兩種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國，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區，其中包括奧地利這個多民族帝國；以普魯士為核心，建立一個排除奧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麥出于現實考慮，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線。 [查看全文]   　　俾斯麥對奧地利的戰爭準備需要大約6000萬泰勒的總額，籌措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戰爭費用的重擔就落在了布雷施勞德的肩上。其實，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勞德經過仔細計算和反復考慮，就曾提出過極具爭議性的科隆-明登鐵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與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資全面收購鐵路公司的股份，從而對財政形成巨大壓力，不如普魯士政府以放棄國有化為代價，立刻就可以從鐵路公司拿到一筆補償金，同時放棄對債券利息的擔保，可以馬上盤活1400萬泰勒的部分保證金。[查看全文]   　　1866年2月，布雷施勞德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資金購買明登鐵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首的國際銀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紛紛認為購買股票的資金將被普魯士用于戰爭，而和平是國際銀行家們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密信中用暗語提到政府可能在考慮出售薩爾煤礦，市場上風傳羅斯柴爾德和奧本海默可能是買家。顯然，封殺明登鐵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薩爾煤礦轉手，意味著國際銀行家們發現煤礦的潛在收益更大，如果讓俾斯麥順利通過鐵路股份轉讓而獲得足夠的資金，普魯士政府勢必不愿再出售薩爾煤礦了。[查看全文]   　　普奧戰爭的輸家當中最窩囊者，非法國的拿破侖三世莫屬，他眼睜睜地看著普魯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國在俾斯麥的戰略性欺騙之下，非但沒有獲得任何實質上的“中立補償”，反而在盧森堡的問題上被俾斯麥奚落嘲弄。拿破侖三世在疏遠奧地利的問題上所犯的錯誤與楚懷王被張儀用“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誘騙楚國與齊國斷交如出一轍，楚懷王與拿破侖三世同屬那種愛貪便宜、志大才疏之輩。 [查看全文]   　　布雷施勞德收到回信后，立刻明白了戰爭即將開始。第二天，他即刻將這一價值連城的情報發給巴黎的羅斯柴爾德：“所有的報價都會快速下跌。”同時，他指令在歐洲各個市場的交易員全部拋出他的各類資產，有些甚至是在虧損中售出的。布雷施勞德此時已顧不了那么多了。 [查看全文]   　　俾斯麥的大軍開始休整了，但是國際銀行家們更加忙碌了。高達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業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額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費用，僅此一項就是一個5000萬法郎的天大餡餅！ [查看全文]   　　對國際情報組織有所了解的人，恐怕無人不識金·菲爾比的大名。菲爾比作為蘇聯克格勃的高級間諜，臥底英國情報部門時間長達20余年，又是英國派駐美國CIA(中央情報局)的高級聯絡官，負責協調英美兩國情報系統的反蘇聯間諜行動，其位置之關鍵，潛伏時間之長，對英美間諜網絡破壞力之大，堪稱冷戰之最。 [查看全文]   　　其實，羅斯柴爾德家族堪稱國際情報系統的鼻祖。早在拿破侖戰爭期間，羅家就以早于市場24小時的滑鐵盧戰役進展情報，一舉在倫敦金融市場上獲得了驚人的利潤。對于大量從事跨國金融市場套利的國際銀行家族而言，情報的準確和快速是賺錢的“第一生產力”。技術發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情報系統的發展方向。在沒有電報電話的時代，羅家率先發明使用信鴿來傳遞金融市場的數據和交易指令。為防止息在傳遞過程中被截獲而泄露機密，羅家還創造了一整套信息加密技術。情報學對于羅家而言，可謂是家學源遠流長。 [查看全文]   　　“使徒會”的成員所形成的圈子有著一套完備的信仰價值體系、組織形式、選拔機制和活動儀式。他們在一起聚會不是大家吃吃喝喝的輕松社交，而是基于深刻的歷史淵源、家族背景關系、高智商的相互仰慕，進行旨在未來“更好地”管理社會的高端嚴格訓練。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對未來社會改造有著強烈動機。換句話說，這是政治野心遠大的一圈人，他們絕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團體，也不僅僅是一個同學會，更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秘密組織。由于他們超凡脫俗的家世、財富、智商和能量，尤其重要的是，他們都秉承讓社會按照他們的意志運轉的“精英”情結。這樣一群人組織在一起，并成為終身永不背叛的盟友，他們相互提攜，相互鼓勵，結成了一個堅不可摧的利益共同體，這就是“使徒會”的傳統。能夠把這樣一群高智商、高能量的人凝聚在一起的紐帶，絕不僅僅是利益，信仰才是更為深層的力量。 [查看全文]   　　維克多并非布朗特和卡皮察眼中思想單純的“小白兔”。由于性格早熟和深厚積淀的宗教信仰，還有他與生俱來的家族烙印，維克多很小就已經是個思維活躍復雜，有強大的意志力和偉大志向的人。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極有主見，絕不會因為來自外部的勸說和理論影響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的心態始終如一，深謀遠慮，深藏不露，指向明晰。他顯然有自己的考慮和打算，這也是世代家族傳承所積淀下來的思維方式。 　　在他心目中醞釀著一個更遠大宏偉的目標，甚至是遠遠超過意識形態的社會發展規劃。他在接受身邊這些人的思想理念的同時，也在琢磨著如何利用這些人，為達到自己的目標而服務。維克多的天性中，活躍著商人的基因，他對利益的獲取欲望始終凌駕于對理論的興趣之上。 [查看全文]   　　菲爾比的父親約翰·菲爾比也是一位傳奇人物。約翰·菲爾比也畢業于劍橋三一學院，他的同窗好友尼赫魯就是后來印度的總理。盡管不如自己的兒子有名，但是作為猶太人，約翰·菲爾比高度關注中東和巴勒斯坦地區的局勢，他對中東的地緣政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約翰·菲爾比是英國殖民地情報系統的官員，曾經參與策劃了阿拉伯大起義，反抗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并保護巴士拉地區的油田，這是當時大英帝國海軍的唯一石油來源。約翰·菲爾比對阿拉伯人承諾支持他們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聯邦國家。與約翰·菲爾比同時參與阿拉伯大起義的還有著名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但是雙方支持的阿拉伯領袖卻不一樣，約翰·菲爾比看好阿拉伯部落酋長沙德，而勞倫斯支持赫賈茲國王胡賽因。 　　無論是沙德還是胡賽因都不知道，英、法兩國早已秘密議定近東地區戰后的勢力劃分。 [查看全文]   　　1933年6月，菲爾比剛剛在劍橋大學考完經濟學這門課，獲得了全優成績，得到了三一學院的獎學金。菲爾比將這些錢一部分用來購買了卡爾·馬克思的全集，用剩下的錢買了一輛二手摩托車。菲爾比準備開著他的二手摩托，游歷整個歐洲。畢竟是約翰·菲爾比的兒子，他周身充滿了冒險的沖動。 　　這無疑對維克多·羅斯柴爾德造成強烈的刺激。他的家庭背景、特殊地位、財富和名望編織成無形的繩索，束縛他永遠無法像菲爾比這般“瀟灑走一回”。這可望不可及的誘惑就對維克多形成更加強烈的吸引力。維克多忍不住問菲爾比能不能帶他同行。或許是因為這愿望不可能實現，菲爾比翩然離去的身影在維克多眼中充滿了非凡的豪氣和魄力。 　　1934年5月，當菲爾比用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完成了歐洲游歷，再次見到維克多時。[查看全文]   　　1937年維克多的叔叔沃爾特爵士去世了。沃爾特自己沒有子嗣，于是爵士頭銜就由26歲的維克多繼承，維克多成為第三代羅斯柴爾德爵士。作為英國的世襲勛爵，維克多自動成為英國上議院的議員，他的社會活動能量大大增強了。 　　 當時在英國的蘇聯物理學家卡皮察已經回到莫斯科，而維克多一直與卡皮察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定期給他發送各學科的研究進展報告，其中包括原子能物理學方面的最新進展，也包括在內部刊物上發表的其他學科的重要成果和數據。這些數據和信息具有高級別的敏感性和機密性，從普通的國際科學研究渠道無法獲取。這些領域包括生物毒素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可以被直接應用于生物武器制造。此類最新信息和數據，源源不斷傳入蘇聯的科學家手中，彌足珍貴。 　　維克多是一個勤奮且智商奇高的人，除了銀行業是他的祖傳專業外，維克多廣泛閱讀各個學科的研究論文。[查看全文]   　　維克多利用劍橋的人脈關系，為自己在英國國防科技實驗室波登當(PortonDown)的關鍵研究部門謀得了一個重要位置。波登當實驗室所進行的工作，都是屬于絕密級別的項目，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最終將會被應用于細菌戰武器的制造。生化武器研究計劃的目標是在3年之內，能夠實現武器化和量產化，將被作為對付德國的最后武器。希特勒一旦真正形成對英國本土登陸作戰的實力，英國將毫不猶豫地動用生化武器殺手锏來對付德國。 　　當然這種研究工作是在發明毒藥過程中，同時也在制造解藥，生化武器的研制與疫苗開發同步進行。維克多對這兩方面的關鍵數據都密切關注，同時不動聲色地收集著美國馬里蘭的細菌戰研究機構的數據和在美國密西西比州進行的實際測試結果。波登當實驗室所進行的工作是整個戰爭過程中最絕密的項目之一。 [查看全文]   　　蘇聯方面的卡皮察等物理學家在原子彈領域的研究正處于停頓狀態，此時來自維克多的新思路如久旱后的甘霖，使卡皮察等人大獲啟發，立竿見影加快了原子彈研制步伐。美國方面，費米在1942年芝加哥實驗中，根據皮爾斯鏈式反應理論，提出了原子彈可以使用钚，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核反應堆。 　　費米的思路在英國卻受到皮爾斯等人的質疑。在這樣的情況下，維克多為了徹底搞明白钚是否能夠成為反應堆的燃料，必須大量實地走訪幾乎所有國防科技的研究部門，廣泛與各行各業的研究人員面談，才能夠了解整個原子反應堆的關鍵技術環節。但是如此高調地調查原子彈的細節，勢必會引起懷疑。 　　維克多是誰啊？他迅速冷靜地設計出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 [查看全文]   　　蘇聯從1947年開始，在以色列建國問題上突然改變了一貫主張，明確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國。 　　在國際史學界，人們一直對此事大惑不解。要知道馬克思從一開始就堅定地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思潮。馬克思明確指出，建立猶太國家是一種幻想。他對猶太復國主義持堅決批判的態度。斯大林對猶太復國主義也是采取這種批判的態度。蘇聯成立以后，它在政治上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負面態度并未發生改變。蘇聯政府的官方態度立場鮮明，猶太復國主義被形容為猶太資本家用來剝削猶太工人的一種反動意識形態，而在巴勒斯坦成立猶太民族之家的思想被認為是歷史倒退，是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背道而馳的。1939年5月英國發表了白皮書，對猶太復國主義持反對態度。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之后，蘇聯在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方面有所緩解，但總的立場并未改變。 [查看全文]   　　基于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國際金融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和維克多在英國情報部門所掌握的大量原子彈以及生化武器方面的核心機密，加之他在英國政治圈子里的強大影響力和人脈關系，維克多的“情報資產”價值在蘇聯方面重重加碼。 　　此時維克多開口要價，讓蘇聯政府放松限制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控制，并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    　 在戰爭結束以后，維克多越來越公開和強烈地呼吁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國。當時他在英國議院發表了一系列這方面的演講，呼吁公眾關注此問題，這點引起了英國社會各階層的普遍關注。    　 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建國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利益沖突，所有阿拉伯國家都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猶太國家的建立。從阿拉伯國家的視角看，這些土地世代是阿拉伯人的根基，不可能允許猶太移民重新建立一個以色列國。 [查看全文]   　　2008年11月，美國出版了一本內容極具爆炸性的書——《目標巴頓》。書中論述美國“二戰”著名將領巴頓將軍實際上并非死于車禍，而是被謀殺。     　在美國軍界和史學界很早就有類似的說法，歸納起來有幾種謀殺動機的推測：一種說法是德國納粹干的。可是戰爭已經結束，德國納粹基本上土崩瓦解，謀殺美國將軍對影響戰爭進程已毫無意義，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     　另一種說法是蘇聯方面所為。因為巴頓對蘇聯的態度一貫敵視，他在“二戰”結束的時候，甚至囂張地要求美國釋放德國納粹黨衛軍，他將帶領他的部下和納粹黨衛軍一起向蘇聯軍隊發動進攻，因此蘇聯倒是有謀殺巴頓的動機。     　還有一種說法是巴頓功高蓋主。“二戰”后期在解放歐洲的進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