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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發展的難題與解決思路
對全球經濟來說，中國代表的是一種嚴重的自相矛盾，我在開始時只簡單地描述一下。一方面，中國必須努力促進經濟發展—以那種讓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增長率高速發展。較低的增長率就意味著更少的工作崗位和潛在的各方面社會壓力。另一方面，中國發展過快也會面臨重大風險，因為它會給世界經濟帶來威脅，給世界金融帶來泡沫。①現在，中國股票市場浪潮洶涌，政府部門也在積蓄力量以促進經濟的更快發展。在中國，通貨膨脹也在上升，這同時也抬高了工業化世界對通貨膨脹的預期。
但這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當中國的發展泡沫（總是以多種形態）破裂時，中國的通貨緊縮又會影響到世界其他國家。在發展不景氣的背景下，中國將會毫無選擇地把積聚的儲備物資和商品傾倒進世界市場。這將會促使全球的產品價格重錘般落下，也會給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帶來極大的挑戰。
在下面的討論中，你會發現關于中國另外一個自相矛盾的因素：資本流動的作用。一方面，中國需要工業化世界以持續不斷的直接投資的形式帶來的技術。另一方面，中國還是一個主要的資本出口國。它利用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到今天，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一個讓人吃驚的數額）在國外進行投資，從而獲得更多戰略利益。這里有一個底線，中國對工業化世界來說，正在執行的是小心翼翼“走鋼絲”的平衡策略，但這種策略好像是擁有眾多變數的魔方，它使得危機管理的戰略規劃實施起來難度加大了。
中國在過去10年里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的年均增長率已經達到了10%，而且中國政府的執政黨從來沒有面對過巨大的挑戰。中國政府奇跡般地解決了各省勞動人口的就業問題，考慮到中國的人口數量，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在未來25年的時間里，中國要逐步淘汰一些效益低下的國有企業，因此，中國每年要提供的工作崗位比加拿大人口的三分之二還多。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中國確保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接近10%。中國的發展需要前所未有的投資比例和不斷增長的消費比例。在控制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保持這些比例即便是可能的，其難度也是相當大的。在中國面臨這種巨大挑戰的背景下，世界經濟也會承擔很大的風險與壓力。
毫無疑問，中國經濟的成功發展將會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收益。而且，一個高速發展的可以大量購買美國出口產品的亞洲經濟體將會是減輕全球經濟衰退、降低美國巨額經常賬戶赤字的最有效途徑之一。但這絕不是簡單的一次灌籃—用沃倫·巴菲特的話說，中國的經濟必須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否則通貨膨脹就無法扼制住。西方國家雖然一直在向中國投資，但中國境內的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也給經濟發展帶來消極影響。
最大的危險是，中國的經濟和金融領域正在生成泡沫。這里的泡沫指的是，經濟發展決策者非理性地吸引投資，期望能夠獲得高回報，結果這種期望值越來越高，最后形成了投資的惡性循環。正像近年來所有的投資泡沫—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房地產泡沫、90年代美國所暴露出來的網絡泡沫，以及西方國家在21世紀初的住房泡沫—一樣，所有的泡沫都不會永久地持續下去的。有時候泡沫是慢慢地縮小的，但大多數情況是泡沫急劇破裂并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
如果中國經濟發展的泡沫破裂，那么對整個世界來說，其造成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中國將會變成全球通貨緊縮的巨人。大多數的經濟學家談到高通貨膨脹帶來的風險時都會引經據典，提到20世紀70年代的災難時期。但實際上，和所有產品價格急劇下降的通貨緊縮相比，通貨膨脹算是一個相對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了。
最近有人要我描述一下，如果中國的泡沫破裂，那會發生什么樣的結果。我做了一下簡單的預測。首先，中國政府會迅速地把儲備的大量商品（中國之所以儲備商品，部分原因是中國的負實際利率①，在后面我將討論中國最近的這一發展趨向）推向全球市場—這些商品被儲備起來是為了支撐未來高速的經濟發展。接下來，世界將會充斥著如潮水般的中國廉價商品。
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下降的產品價格將會給經濟體系帶來巨大的破壞。突然之間，各國一直擔憂通貨膨脹的中央銀行將會被迫與價格水平的下降—通貨緊縮做斗爭�；谖磥眍A期收益率的商業合同也將會變得毫無意義。新一輪的員工失業大潮將會很快涌現。全球股票市場將會崩潰，因為投資者看到貿易保護主義者正在疲于應付價格水平的下降，而且還有可能一敗涂地，恐慌心理會迫使他們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轉而去購買美國和歐洲的證券。同樣，很快地，眾多的養老基金將會宣布它們無法承擔未來的養老任務，因為股票市場的表現難以盡如人意。四大新“權力掮客”—主權財富基金、產油國、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公司—將會迅速地撤出全球投資股份，并把投資兌換成現金。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和90年代的日本所表現的那樣，價格水平會急劇下降，也將會給隨后長期的經濟停滯種下禍根。同時，經濟規劃也會顯得無能為力。一家公司對一種產品或服務所預計的良好收益在未來也將會出現很大的變數。
但還會出現另外一種可能性。中國政府擔心社會動蕩會引發恐慌，它會選擇把巨額的外匯儲備資金從國際體系中抽取出來，將其用于滿足國內的經濟發展需要，以保持社會的穩定。這種做法將會迅速地提升全世界的銀行利率水平，逼迫各國中央銀行增加資金供應以購買中國拋售的證券。理論上講，這個結果對世界產生影響的嚴重程度要高于通貨膨脹，卻低于通貨緊縮。
不論最后的結果是厄運還是繁榮的局面，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會通過建立貿易壁壘報復中國，而如果它們這樣做，中國就會面臨巨大壓力。與此同時，全球各中央銀行將會釋放大量流動資金以確保市場不至于崩潰。但正像我們在2007~2008年信貸危機中所看到的，這個恢復過程將會是非常慢的，也是非常痛苦的。這是因為處于恐慌中的全球投資者將會把他們的資金迅速地轉移到工業化世界比較安全的短期政府債券市場—他們認為即使是高評級的企業債券和普通股也存在著極大的風險。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全球信貸市場將會失靈。正像在次貸危機期間所發生的那樣，驚慌失措的各中央銀行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將會大幅度衰減。
我最后的分析結論是，實際上，在真正出現泡沫時，我們無法知道中國將會如何發展下去，而即使一點小小的震蕩也有可能使整個結構坍塌。
為了把事情講清楚一點，我不得不說我對中國的情況抱有一些個人成見。那是因為，在20世紀90年代，我參加了一個對中國水泥的投資小團體。這個小團體包括幾位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還有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以及一家中央銀行的現任行長。我們購買了8家中國水泥廠，這幾家工廠都位于中國北方省份，因為我們預計這一地區工廠的基礎設施改造和更新的熱潮很快就要到來了。當時，中國的新經濟才剛剛開始崛起。這是20世紀末葉在中國淘金的最前沿，我們看到了機會，希望利用這種發展激情和機遇來促進企業的發展，并最終能使其在香港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
然而，與我們的期望相反的是，這次投資失敗了。就像在美國工業化開始時期的投資一樣，這里的###也到處滋生。公司的賬務也因為管理不善而搞得亂七八糟，完全成了一種形式主義。我們雇用了高盛的一位前行政人員擔任CEO，以盡可能地解決這些問題，但也徒勞無功。
中國水泥公司也從來沒有上市。我們把資產虧本賣給了法國水泥公司拉法基集團①。我們當時都被一種美好的前景吸引住了，但最終卻因管理不善和缺少對中國體制的了解而一敗涂地。在這一過程中，我從中國市場得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如果沒有一種產品或服務的保證，就絕對不能把錢擺在桌面上。零散的小規模投資是一回事，而真要經營一家基于在財務數據方面的信任或其他客觀量度標準的公司則又是另一回事。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在緊隨泡沫破裂之后的經濟、金融恐慌期間，這種信任的缺失往往是致命的。
很明顯，一些西方國家的公司總是想盡辦法在中國賺取利潤。一家歐洲汽車零部件公司的CEO曾向我講述過他是如何在中國擴展公司業務的—雖然他也面臨著自己公司的知識產權有可能泄露到中國的問題（他描述說，在中國內地的這種狀況就好像30年前在中國臺灣一樣）。在中國，他僅使用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技術�！拔覀儚膩聿幌蛩麄冋故疚覀冏钚碌募夹g，以防止高新技術的外流�！彼f。
然而，難能可貴的是，我對中國水泥產業的投資卻是一次很難得的收獲。為什么呢？因為在此后的數年里，我避免了在其他領域投資的損失，尤其是那種數額更大的投資項目。當我的朋友們或熟人向我提議投資時，我總是回應說：“我有一條投資規則：只對我熟知的行業進行投資�！比缓笪揖蜁o他們講述我對中國水泥產業進行投資的故事，最后我往往會提出反問：“我們之中哪一位對水泥行業熟悉呢？”
中國面臨的金融風險
另一方面，當然，我們也看到，中國經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國已經成為亞洲低成本產品的最后總裝廠，這些經過組裝的產品很多都銷售到了美國。結果，中國有超過一半的出口產品都來自于外資公司，也就是說這些產品可以作為成品重新出口。中國有超過一半的產品出口依靠的是從亞洲其他國家進口的零部件。
在成長為制造業巨頭的過程中，中國消費或儲備了世界錫、煤炭、鋅和鐵礦石產量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中國還同政治體制不穩定的石油出口國建立了合作關系，包括蘇丹和安哥拉。針對中國的這一舉動，美國也發出了讓中國承擔更多責任，做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呼吁。
中國的社會整體發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國，至少有1億勞動力的年收入可以達到5000美元，但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前任主席里德·亨特卻在《美國》（America）雜志上撰文指出，雖然中國中產階層占到美國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他們的生活標準已經在很多方面與美國平均的生活標準不相上下，因為同樣是一美元，在中國可以買到更多的東西。比如，上海居民每個月使用有線電視和電話僅需要支付5美元。在北京，中產階層可以雇用家政人員為他們料理家務，比如打掃衛生、做飯。而美國和歐洲的中產階層絕大多數都是自己料理家務。
經濟專家預計，在未來的10年里，中國還將會有2億人加入中產階層的行列之中。今天，中國的消費量僅占美國消費量的三分之一。在未來的20年時間里，中國將會有數億人變成中產階層。中國消費者對全球發展趨勢和全球技術的影響將會像我們今天在美國所看到的那樣。
毋庸置疑，在過去的10年里，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是非常積極的。中國將貨幣與美元掛鉤，并保持較低的國內通貨膨脹率，而且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事實上，低成本的中國出口產品有助于降低美國的核心通貨膨脹率。如果沒有這部分中國出口產品，美國的核心通貨膨脹率可能會更高。然而，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同樣是中國對石油、食品的大量需求，使得這些產品的價格飛速增長，并且也是導致全球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
然而，中國的情況也正在發生變化。從2008年1月1日起，新勞動法正式實施，將更有助于維護普通員工的利益，但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這也加劇了雇用者和被雇用者之間的矛盾，還有可能在中國金融市場比較脆弱的情況下，增加通貨膨脹的壓力。從歷史事實看，逐漸上升的通貨膨脹水平是股票市場的噩夢。
中國金融市場的泡沫有破裂的可能性嗎？今天中國的交易賬戶已經達到1.025億個，而且每天新開賬戶達到30萬個。僅2006年，就有2400萬中國投資者在狂熱的上海證券交易所買賣股票。其中的大部分投資者都是新入市者。擁有股權或股份的人畢竟還占不到中國人口的10%，毫無疑問，中國這部分人口的增長也將是爆炸性的。
然而，這種未來的金融市場缺少一種降低風險的穩定性。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在1995年取消了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例如，2007年2月，市場只是出現了一點小小的波動，上證綜合指數在一天內就下挫了9%以上。道瓊斯指數也隨之大幅下跌400多點。這僅僅是中國金融體系與世界金融體系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開始。從現在開始的至少5年之內，如果出現金融危機，中國金融對世界金融就會產生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即使是今天，中國股票市場的價值也被高估了。2008年年初，上海證券市場的市盈率已經高于十多年前日本股票市場崩潰之前的市盈率。在以后的時間里，中國股票市場又從高位迅速地下挫。
這里還有一個客觀的教訓，在2007~2008年全球性的信貸危機發生期間，中國金融體系看上去很奇怪—如果不是怪異的話—因為它沒有受到影響。但這種狀況卻沒有讓世界其他國家感到多么舒服。因為在世界其他國家正疲于應付次級抵押貸款所造成的金融混亂局面時，中國A股在2007年危機爆發的前4周里卻大幅度上升了20%。更加奇怪的是，即使額度最大的貸方之一中國銀行被曝出購買了美國96億美元的次級抵押貸款，而其他銀行也宣布購買了巨額美國債券，中國的股票市場也出現了飆升的現象。
但從整體上看，中國市場也會受到這次金融風暴的影響。為什么呢？因為中國仍然是一個主要依靠出口的經濟體。如果因為次貸問題而致使世界經濟出現崩潰，中國向世界其他國家的出口將會首先受到重擊。
最近我問歐洲中央銀行的幾位銀行戰略專家，如何能讓中國這個經濟“龐然大物”穩定地發展，如何能讓其在通貨膨脹飆升而失去控制時安全軟著陸。軟著陸的目標就是經濟強健、穩定地增長，但增長速度又會受到一定的控制，以避免經濟發展過熱和泡沫的破裂。歐洲人認為中國有四個可能的選擇：（1）對經濟的定量干預（主要是通過行政體系，比如政府頒布條令以刺激消費或延緩消費）；（2）提高利率；（3）加強貨幣流通；（4）以行政措施促進或延緩資本的流出或流入（比如，決定進口哪類產品以及進口多少）。
根據這些歐洲銀行戰略專家的觀點，這些選擇中只有一個是比較有效的選擇，那就是允許貨幣升值，并加強其堅挺的地位。他們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德國也像今天的中國一樣，正在經歷經濟的強勁增長和巨額資金的流入。而這時判斷經濟能夠穩步發展的一個主要指標就是堅挺的貨幣。對德國來說，其他任何舉措都是起不了作用的。歐洲官員認為，中國在這種背景之下，也只有通過貨幣升值這種手段才能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
盡管中國的貨幣升值問題已經被提上重要日程，但這也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事實上，美國和中國已經連在了一起，而真正解決當前的貨幣問題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中國政府停止了中央銀行對市場的干預，那么人民幣的強勢地位將會大大加強，國外產品將會以更具競爭優勢的價格在中國市場上銷售。但如果允許人民幣升值，中國一些缺乏競爭力、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將會面臨破產的厄運，從而造成大量的失業人口（中國的貿易順差占GDP的七分之一）。然而，美國的狀況是，長期保持貨幣貶值、低儲蓄和對石油的大量進口，現在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已經達到GDP的5%。這種不平衡的局面不論對中國和美國來說都是毫無益處的。
美國財政部長的中國之行
美國金融界的領導人物對美國盲目自大的金融發展趨勢也不是熟視無睹。高盛集團的CEO保爾森在華爾街就是一個受人尊敬的金融大人物，他在2006年7月以拯救者的身份擔任了美國財政部長。雖然保爾森對金融市場駕輕就熟，但他的獲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是一位中國專家，他曾經在中國參與過70多次商務活動。在布什政府看來，對保爾森的任命可以起到一石二鳥的效果，因為一方面，保爾森可以緩解金融市場出現的危機局面，另一方面，保爾森還可以憑借其對中國的了解迅速打開一條解決中美雙邊經貿問題、理清兩國貨幣關系的捷徑。
2006年12月，保爾森決定開始對中國采取行動了。那時已經至少有35項關于中美之間貿易行為的法案被提交到了國會山。保爾森隨后組織了自從尼克松總統時期以來最高級別的代表團前往中國訪問。代表團包括布什政府內閣大部分的成員，甚至不大愿意參與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也一同飛往中國北京。那么中國政府是如何應對的呢？最后，保爾森兩手空空地回到了美國。很顯然，美國財政部既想要中國不對美國金融服務和農業這兩大對美國關系重大的領域實施報復性的行動，又想順利地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矛盾，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國停止購買美國的農產品或者削減購買量，并且限制美國在中國的金融投資活動，那么這對美國的經濟而言，破壞性將是非常大的。
美國財政部官員認為，中國之所以在貨幣改革的進程上遲疑，主要是擔心，在邊際產業領域，中國內陸省份會失去市場和工作機會。當我問詢財政部相關官員這個問題時，他們總是以“我們將靜觀其變”來搪塞過去。實際上，他們對中國“空口無憑”的貨幣改革實施時間也不是十分確信。同樣，歐洲官員們在對中國貨幣問題的訴求上也“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決策者也認為，如果人民幣突然強勢走高會削弱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而且一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也會面臨破產的壓力。
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人民幣的升值能否極大地緩解中美貿易的不平衡狀況呢？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莫里斯·戈爾茨坦和尼古拉斯·拉迪認為，中國出口商在匯率變化的情況下并不會輕易遭受損失，因為中國沒有最低工資的底線。這樣，最低工資可以補償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說，只有社會出現不穩定或者勞動力市場出現大的變動導致對勞動力市場限制的增加，最低工資標準才有可能制定。正像前面所說的，那些對雇傭體制的限制也已經出臺了。同時，在一些先進的行業中，中國工人必須掌握復雜的科學技術，中國公司實際上也正在經歷勞動力短缺，這種發展趨向會有助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形成。
美國的儲蓄和消費習慣與收入并不是相對應的。也就是說，由于美國人固有的樂觀主義精神，他們有一種很強烈的消費傾向。美國人不會考慮自己有沒有更多的錢，也不論產品的價格如何，他們總是喜歡花光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鈔票，甚至有時候還會借貸消費。這就是為什么解決中美之間賬戶不平衡的問題需要中美兩國共同努力。
我認為，有一種解決辦法是非常有效的，即不斷上調中國匯率。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僅有一個問題可以促使中國盡快做出貨幣調整的決策，這個問題就是通貨膨脹。在中國，通貨膨脹問題甚至還有可能遏止政府對人民幣升值給一些國有企業帶來負面效應的擔憂。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還呈繼續蔓延之勢—尤其是這已經影響到食品和服裝行業，這種結果會帶來更加緊張的狀況。最終，中國決策者可能會被迫面對一個艱難的選擇，即在保護國有企業和承載高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政治和社會不穩定之間做出選擇�；蛘咚麄円灿锌赡芙邮芤环N能夠控制通貨膨脹但會減緩經濟發展趨勢的強勢的貨幣走向，但如果這樣做就會使一些國有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國在此問題上所做出的選擇也會影響到全球經濟。
擁有一份雜志一個很大的興奮點是，出版商會時常寄送一些免費的書以供評論。在2007年年初的一天，天相當冷，我正坐在我位于華盛頓的辦公室里讀一本名叫《維基經濟學》（Wikinomics：HowMassCollaborationChangesEverything）的書，這本書的作者是唐·泰普史考特（DonTapscott）和安東尼·D·威廉姆斯（AnthonyD.Williams）。這本書的核心主題是：“人們對信息技術不斷增長的易獲取性已經使得每個人都可以輕松地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用于合作、價值創造和競爭的工具。這也把人們在每一個經濟部門參與創新和進行財富創造的激情釋放了出來。數百萬人已經加入了自我組織的合作之中，憑借這種合作，他們可以生產新的產品或者提供服務，以便同世界上資金雄厚的大企業進行競爭。這種新的創新和價值創造模式被稱為‘并行模式’①，其特點是，眾多的人和公司公開開展合作以推動本行業的創新和產業發展�！�
當我讀到這些語句時，我想，實際上，兩位作者真正想說的是，現今，互聯網所代表的是進行大規模合作創新的新工具。這一點意義重大。我那20多歲的孩子們就整天與互聯網生活在一起。比如，如果我在《華盛頓郵報》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坐在旁邊的他們在看到后會習慣性地站起身來走到自己的房間，然后在電腦上瀏覽這篇文章。我相信，在未來的10年時間里，變動不居的企業文化會繼續把經濟攪得“天翻地覆”，或許還會帶來一場“互聯網企業文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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