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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注意到，從1998年開始啟動的亞洲金融合作模式，雖然已從清邁協議的雙邊合作框架拓展到了今天多邊合作的亞洲貨幣基金模式，但是，它的規模、作用和合作模式上的共識依然十分有限。我們看到，應對本次危機，韓國走的救助路線，依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候的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主導的援助模式。
同時，亞洲金融改革的很多模式是按照“華盛頓共識”和美國模式展開的，雖然由于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政府為支持產業發展所實行的金融監管模式使亞洲沒有像歐洲那樣出現金融體系功能崩潰的局面，但是，東亞各國外匯儲備保守的投資方式和由此帶來的流動性惡化的后果，已經讓亞洲各國深深地感到強化金融創新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
于是大家產生了很多迷茫：美國的金融創新模式已經產生了巨大的裂痕，亞洲今后該怎么走（如何處理好“監管”與“創新”的關系）？為此，很多亞洲的經濟學家也都強調要加強金融創新過程中的透明性，但是金融創新中，信息生產的成本會不會因為透明度的提高而讓財富掠奪的競爭對手“搭了便車”；為了保證金融創新的活力，需要培養一批能夠肩負高風險的企業家和投資家，那么，該如何設計一套與美國現有股權激勵模式完全不同的獎懲模式，從而彌補亞洲金融創新能力嚴重不足以至于過多依賴標準化程度很高的制造業的弊病呢？另外，全球化事實上帶來了世界經濟失衡的格局，亞洲今后如何保證健康的區域合作方式，推動可持續的發展？還是自身發展內需主導的“自立”模式？如此等等，這些都是亞洲目前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事實上，亞洲之所以在美國引發的金融大海嘯中不能做到獨善其身，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全球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因為本國的財富與美國市場緊密相連的緣故，從而不得不直接或間接地承擔了這場危機所擴散的風險。這讓亞洲產生了從未有過的發展的迷茫和探索未來合作的強大動力。
中國今天奮起阻擊金融風暴的決心和力度讓世界看到了希望，更讓亞洲各國對未來發展產生了樂觀的預期。尤其是中國政府目前為了擺脫“貿易大國”、“金融小國”的尷尬格局，正在加快金融創新的基礎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問題也成了今天亞洲各國學者間熱烈探討的話題�；谧髡哌@段時間來對亞洲金融合作模式的反思和相關的研究成果，我們提出了向人民幣國際化（或亞元模式）目標邁進所需要的建立“亞洲美元離岸市場”和“亞洲共同基金”的構想。
所謂“亞洲美元離岸市場”，也就是亞洲主要發達國家應該加強金融合作開展亞洲美元的離岸創新業務，通過一定有效的監管和區域金融合作模式的建立，允許一切海外優質企業發行以美元為計價單位的證券，而亞洲制造企業和國家主權基金可以根據需要自由購買這些不受美國政府控制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從而提高美元資產的運作效率。它與現在投資到美國國內（在岸）市場的最大區別在于不受美國利益至上的監管模式和宏觀政策的嚴重影響（比如近期美聯儲購買國國債就會有造成美國國債收益率降低、美元貶值的風險），由亞洲自身來監督離岸市場的投融資的行為，這樣可以大大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再也不用擔心本國財富寄放在華爾街被無辜濫用的可能性（如果不是美國政府接管兩房，中國外匯資產持有兩房的證券高達3760億美元）。對于中國而言，更大的意義在于我們可以通過這一“離岸業務”，提高中國金融機構自身金融產品的開拓能力，有利于我們熟悉國際金融市場的風云變幻的狀態，培養出一批自己信得過并能夠有效監管的高端金融“人才”，甚至讓中國的老百姓能慢慢建立起適應風險并能融入國際規范的“金融文化”，這樣（人才、工具和金融文化）所創造的“金融生態”環境恰恰是未來人民幣完全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為了增強美元離岸市場的流動性和加強主權基金的投資效率和公司治理能力，我們可以讓各國政府“出資”一定比例的外匯儲備，構成一個“基金池”（可稱之為“亞洲共同基金”），形成一套利益和風險配套的共享原則，并在各國有序不亂的輪流管理下進行更廣范圍的財富保值和增值的投資運作。這種嶄新的合作方式不再是僅僅拿出自己的美元資產，去幫助危機國家渡過難關的那種過分強調資產的流動性的被動運作方式，比如只能買美國國債等，而且也能繞開很多阻礙正常投資的非經濟因素，比如，進入美國市場的政治壁壘，真正讓亞洲各國帶來“雙贏”的效果。而且，亞洲共同基金投資的良好績效反而能進一步加強亞洲為防范金融危機的貨幣合作實力，再也不會出現韓國對亞洲目前的合作模式缺乏信心的問題。中國應該主動在這方面和亞洲各國政府、業界和學界開展積極的溝通和合作，為未來人民幣的全面國際化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區域功能發揮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