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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召開的西方七國集團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上，與會者一致呼吁各國應避免采取貿易保護政策。顯然，目前全球范圍內迅速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已引發了普遍的擔憂：從美國國會重新祭出《購買美國產品法》，到法國總統薩科齊提議創建抵御外來“搶奪者”的“戰略投資基金”；而在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高進口關稅和實行貨幣貶值的做法也比比皆是。
從表面上看，貿易保護主義幽靈重現不過是遵從于一個經驗法則：在經濟繁榮的年代，各國更愿意向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敞開胸懷；而當經濟一旦陷入衰退，貿易保護主義便會沉渣泛起。例如，1980年代，美國前總統里根曾意氣風發地宣稱，創新和競爭是美國應對外部世界挑戰的不二法門，貿易戰只能關閉美國通往世界的大門，并摧毀數以百萬計的工作機會，“美國應當永遠銘記，貿易保護主義就是破壞主義”。遺憾的是，20年后的今天，多數美國人早已把這番金玉良言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理論上，所謂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不過是形式和手段，國家利益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讓所有國家都自覺自愿地明白：越是在危機中，越應當弘揚自由貿易，鼓勵資本自由流動，因為這是讓經濟盡快走上正軌的唯一辦法，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而一旦回到真實世界，我們就會發現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
一方面，“囚徒困境”這一博弈經典案例表明，各國都有自利的一面，國際政策要服從于國內政治、經濟和利益集團的需要。因此，讓其他國家搞自由貿易、自己搞貿易保護的一廂情愿思維，雖然看似荒謬，卻實實在在占據了許多人的頭腦。
另一方面，指望各國貿易保護主義能自發得到遏制的想法也不現實。眾所周知，1930年美國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將2萬多種進口產品的關稅大幅提高，引發各國的跟風效應，每個國家都試圖將自己與外部危機隔絕開來，結果反而加劇了危機在全球迅速蔓延的速度和烈度。也就是說，這種錯誤的做法使1929年發生的一場普通金融危機最終演變為破壞性巨大的世界性經濟長期衰退。毋庸置疑，奧巴馬清楚這一點，美國國會議員清楚這一點，甚至許多美國民眾也相當清楚這段歷史。但單靠歷史經驗并不足為訓，國內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迫使他們不得不更關注眼前的短期利益。截至2008年底，歐美日等主要發達經濟體都已宣布陷入衰退，而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也顯著放緩。與1930年代的情況一樣，保就業成為各國政府的首要責任。
當然，也要看到積極的一面。當今時代的大環境早已物換星移，全球貿易體系框架已基本建立，自由貿易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一些明目張膽的貿易保護主義行徑必然遭到世界各國的唾棄。例如，此次美國國會“買美國貨”的言論一出，便招致了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一致抨擊，并使一向在貿易問題上態度曖昧的奧巴馬最終也不得不做出明確表態。相較而言，由于現行的WTO規則還存在廣泛的灰色地帶，并不能有效阻止各國采取或明或暗的貿易保護手段，因而防范更為隱蔽的貿易保護主義更顯必要，例如發達國家頻頻以反傾銷、反補貼為名義對發展中國家推行貿易保護的做法應受到足夠約束。
幸運的是，全球范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還只是苗頭初顯，尚處于可控范圍，如果各國政府現在能旗幟鮮明地對貿易保護主義說“不”，依然為時未晚。
對于中國而言，除了在4月2日的二十國集團倫敦金融峰會上發揮積極作用，繼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外，還應當倡議對國際貿易體系進行改革，特別是要賦予WTO更多監督權和裁判權問題，加強對發達國家貿易保護政策的監管。當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要求其他國家不要搞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中國自身也要堅決抵制貿易保護的誘惑，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促進企業產業結構轉型和提升國際競爭力上來；同時要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區保護，讓國內資本和勞動力更充分地流動起來，真正把內需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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