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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30年里，這里一直是中國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帶。
以占全國的2.1％的國土面積、11％的人口，創造了占全國22.5％的GDP、31.5％的財政收入，長年累計吸引外資占到全國總量的35％以上——這就是當前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地位。
然而，長三角地區對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不僅僅在于其經濟總量上的貢獻。從上世紀80年代的“溫州模式”、“蘇南模式”，到上世紀90年代浦東開放開發帶來上海城市功能轉型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大進展，到進入新世紀，長三角一體化向縱深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發展方式的轉變，使長三角從制造中心向創新中心、服務中心邁進，從而更加有力地帶動東部地區和長江流域發展，長三角的發展經驗，在路徑和制度創新上都有很強的示范意義。
“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
上世紀整個80年代，人們關注長三角的焦點集中在“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其實，正是江浙企業和上海企業之間以“星期天工程師”為載體的合作，形成了上海和江浙水平分工的格局，為經濟一體化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80年代的長三角，人們關注的重點并不是上海，而是在它兩側的溫州和蘇南。
1979年12月的一天，19歲的章華妹填寫了一份申請表，遞交給溫州市工商局。一年后的12月11日，章華妹拿到了“工商證字第10101號”的營業執照，成為中國第一批個體戶之一。
1981年的溫州，只有172家合法企業，人口有整整650萬。在一個資源貧乏、交通不便的城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而在溫州農村，民營經濟的力量已經開始蓬勃發展：一個在鄉間做家庭工業的老太太，一年收入已經達到6000元，當時溫州市委主要負責人一個月的工資不過170元。
于是，越來越多的“章華妹”冒了出來，今天在業內赫赫有名的南存輝、胡成中、高天樂等溫州企業家，都是當時“敢為人先”的個體戶。
從溫州到臺州、義烏、紹興……這些無所畏懼的探路者很快形成了強大的工業配套能力，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商品市場群體，進而形成了超強的消費能力。民營經濟活力十足的“溫州模式”也成為浙江省當時經濟發展最大的特點。
與此同時，在上海北側的蘇南地區，正在探索一條與“溫州模式”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在這一地區，鄉鎮企業依靠其公有制性質、比國有企業相對靈活的運行體制以及“船小好掉頭”等優勢，迅速成為全國最先進的企業模式，這就是“蘇南模式”。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無論是從個體戶起家的“溫州模式”，還是鄉鎮企業為主的“蘇南模式”，都開始走上股份制的道路，兩種模式的分野開始顯得模糊，而優勢卻更為突出。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溫州模式”還是“蘇南模式”，其發展都離不開上海的支持，最典型的當屬“星期天工程師”現象。當時，江浙地區剛剛起步的民營企業和鄉鎮企業紛紛到上海的科研機構和國營企業尋找技術支援，許多技術人員就利用周日“業余時間”到江浙企業打工、給予技術援助，人們形象地稱之為“星期天工程師”。
在當時情況下，誰擁有了“星期天工程師”，就意味著擁有了技術、擁有了產品、擁有了市場。難以想象，離開了“星期天工程師”這一“第一生產力”，江浙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能夠順利提檔升級。
后來，許多專家把“星期天工程師”稱為長三角地區生產要素最先突破行政區劃界限自由流動的先導，“正是這一階段企業之間的合作所形成的技術轉移和產業轉移，確立了上海和江浙之間產業的水平分工，并初步奠定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建軍說。
而在行政層面，1982年成立的上海經濟區，成為長三角經濟圈概念最早的雛形，當初探索的一些行政層面的溝通協調機制，也為后來長三角經濟一體化提供了條件。
浦東開發的重要作用
“開發浦東，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浦東開發帶來上海城市功能的轉型，不僅加快了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而且使長三角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更為重要。
上世紀90年代，浦東開發使人們對長三角關注的中心重歸上海。
1990年的浦東，還是一片廣袤的農村和菜地。那個時候，上海就是浦西。在上海市民看來，黃浦江一江相隔兩重天，“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
現在，外灘對岸，陸家嘴高樓林立，成為全世界建筑師們空間實驗的競賽場。1994年10月，塔高468米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建成；1999年初，421米的金茂大廈啟用；2008年7月，492米的環球金融中心正式開放；而就在11月29日，一座名為“上海中心”的大樓正式動工。632米，這是浦東的新高度。
這一次又一次高度的跳躍，正是浦東開發開放不斷發展與成長的有力見證。1990年，浦東的GDP為60億元，2007年，這一數據達到2751億元，增長40多倍，年均增幅18.1％，占上海市經濟總量比重由約1/12上升至近1/4。
這些數據，遠不能說明浦東開發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浦東開發開放最根本的意義，是使上海這個曾經的東方最重要的中心城市，重新回到對外開放的前沿，融入世界服務全國。
“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上海已經變成一個純粹的工業城市，對周邊缺乏一個大城市應有的輻射帶動作用。”上海市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戴曉波說。浦東開發之后，以上海證券交易所為代表的眾多金融交易平臺的出現，讓上海的城市功能陡然轉型，輻射作用明顯增強。
這種轉型，正是中央做出浦東開發這一重大決策時所期望發生的。鄧小平1991年視察上海時說：“開發浦東，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要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經濟的新飛躍。
開放的上海散發獨特的魅力。1999年，在國慶50周年之際，美國《財富》雜志第一次把它的財富年會放在中國舉辦，300多名跨國公司高管齊聚上海。媒體評論說，此次年會成功舉辦，“意味著上海又重新回到了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行列”。在年會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跨國公司落戶上海的速度驟然加快。截至目前，落戶上海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已累計達223家，投資性公司達178家。
“上海已經從適應性調整轉變成戰略性轉型。”上海市社科院城市化發展中心主任郁鴻勝說。這種轉型體現在中央對上海的定位上，就是要求上海發揮好“服務長三角、服務長江流域、服務全國”的作用。
縱深推進經濟一體化
隨著一座座大橋等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長三角經濟一體化在空間上的特征愈加明顯。而更為重要的是，一個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開始在體制機制創新上有了重大進展。
2008年，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長三角兩座世界級的大橋——浙江的杭州灣跨海大橋和江蘇的蘇通大橋建成通車。
有了蘇通大橋，江蘇南通到上海的車程從原先的三四個小時，縮短至1個半小時；浙江寧波到上海的距離，也因杭州灣大橋的建成縮短120公里，躋身上海兩小時經濟圈。
長三角經濟一體化已經進入“大橋時代”。滬崇蘇隧橋工程、連接舟山的金塘跨海大橋與西堠門大橋，跨越錢塘江的杭州江東大橋，橫跨杭州灣的嘉紹跨江通道，溝通大江南北的泰州長江大橋和南京長江四橋……隨著這些工程的完成，江河湖海將不再是阻隔蘇浙滬兩省一市經濟和人員往來的“天塹”。
顯然，這些重大交通設施的建設，讓長三角經濟一體化在空間上的特征愈加明顯。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上海作為區域中心城市，其輻射半徑也因為大橋的建成而得以延伸，長三角的區域隨之擴大。
更為重要的是，長三角開始在形成一個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的體制機制創新上有了重大進展。可以視作標志性事件的是，2008年我國第一個跨行政區的區域發展規劃《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正式發布，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長三角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正式出臺，要求長三角地區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率先發展、一體化發展。
這意味著，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再次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
事實上，進入21世紀以來，長三角一體化一直在向縱深推進。在市場層面，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不斷深化，開始形成地區間產業分工的新格局；在組織制度層面，政府部門的協調功能也更加突出——從16個城市參加的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到兩省一市領導人聯席會議，再到各個專題會議，政府間已經形成比較順暢的溝通協調機制。
縱深推進一體化，已經成為長三角地區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努力形成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全面推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努力建設國際先進制造業基地；大力推進自主創新，加速建成創新型區域……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長三角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中蘊含了豐富的轉型發展思路，這種轉型要求改變原有的城市競爭方式，切實探索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到2020年要把長三角地區建設成什么樣的區域呢？第一句話是亞太地區重要的國際門戶；第二句話是全球重要的先進制造業基地；第三句話是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杜鷹這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