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辦公廳日前向各有關單位印發《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記者從某金融國企了解到，這份中國版限薪令中明確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280萬元人民幣，且該薪酬為稅前收入。(2月9日新華社)
有國泰君安“高薪門”激起的鼎沸民意，加之有奧巴馬政府對金融類企業高管實施“限薪令”的前車之鑒，財政部日前出臺“限薪令”，約束和規范金融國企高管薪酬，正當其時。“限薪令”的出臺盡管仍存有最高年薪是否偏高、是否應該擴大對國企高管的約束范疇等疑問，但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限薪令”出臺的積極意義還是有目共睹的。因為，在無人能夠置身其外的金融危機面前，“限薪令”的出臺表明，有關部門有決心和信心限制金融類國企高管的薪酬。此舉傳達出危機面前所有人都在共克時艱的信號，有利于安撫和平衡社會心理。
但分析之下不難發現，相關部門在出臺“限薪令”之外，還應該有更多完善收入分配體系的努力。按照財政部的意思，“限薪令”能有效“避免進一步拉大與社會平均收入水平，以及企業內部職工收入水平的差距”，但不能否認的是，對普通公眾而言，“限薪令”對金融國企高管進行限薪，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其心理、堅定其信心，但他們并未從這項舉措中切實受益。從這個意義上說，相關方面在想方設法出臺配套措施，使“限薪令”落到實處之外，在完善收入分配體系做出更多積極努力，是應有之義。
檢視當下不難發現，當前收入分配領域，的確存在著諸如城鄉、地區、行業之間收入差距過大，貧富懸殊、分配秩序混亂等問題。近年來，基尼系數超過國際警戒線也一再引起關注。因此，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關系，構建科學合理、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在金融危機當前，更顯重要。比如，公眾質疑國泰君安逆勢高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既然金融危機下金融業的高效率、高績效不復存在，支撐天價薪酬為繼的理由何在？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重新審視完善收入分配體系這個老問題，其價值和意義非比尋常。此次“限薪令”出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力圖使金融行業高管和普通員工的薪酬差距，控制在一個相對合理的范圍。同時，想到受金融危機影響的2000萬亟需解決就業問題的農民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更被凸顯。此外，在各種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善健全的情況下，城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問題，也應該被投去持續關注的目光……
當然，完善收入分配體系是個需要通盤考慮的系統工程。如何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產階級的比重，用稅收等方式有效調節包括金融國企高管群體在內高收入者的過高收入，取締包括濫用公權者在內的特殊群體的非法收入，緩解城鄉、地區、行業之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考驗著相關職能部門的能力與智慧。
在完善收入分配體系的所有舉措中，收入分配調控體系的健全至關重要。而使稅收政策充分發揮其調節功能，又是健全收入分配調控體系的重中之重。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據2月9日《南方都市報》報道，有關部門正醞釀個稅領域的深層次改革，或將綜合考慮納稅人家庭負擔。8日，經濟學家吳敬璉等五位學者認為，目前調整個稅可以有效地刺激消費，是個稅調整的最佳時機。在此我們也期望，有關部門在出臺“限薪令”和進行個稅調整的同時，也能用積極有效的行動，將當前階段視為完善收入分配體系的最佳時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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