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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農村，我很優秀！”
當武漢市教科院德育室主任王一凡第一次走進德才中學時，門口櫥窗里的這句話一下子映入了他的眼簾。
“這是每一個農村孩子進入德才中學的宣言，還是歷練后坦然的心聲？”作為一名即將深入該校擔任副班主任的教育觀察者，王一凡在當天的隨筆中寫下了這樣的疑惑。
一年后的今天，王一凡探尋的答案越來越清晰。
據國家審計署武漢辦對994位隨遷子女家長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家長對其子女能在武漢入學表示十分滿意。在調查問卷“您最感動的事情”一欄中，一位進城務工的家長寫道，兒子在學校享受與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待遇后變得很有禮貌，懂得感恩，學習也有了進步。
2008年12月初，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南都公益基金會等聯合設立的“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在北京大學博雅會議中心舉行頒獎典禮。獲得優勝獎的10個案例中，武漢市在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問題方面的探索，提供了在中心城市地區同類問題的解決模式，榜上有名。
2008年秋季，武漢市零門檻招收隨遷子女入學，282所公辦中小學免收借讀費，共接收隨遷子女14.6萬人，占隨遷子女總數的89.78％。隨遷子女入學享受“市民待遇”——享受與城市居民子女相同的入學政策、升學政策和收費政策。“當很多城市還在為流動兒童入學難發愁時，武漢已經開始了‘融合教育’的探索，這是一個富有前瞻性的課題。”中央教科所一名專家評論道。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主任朱小曼教授如是評價，“武漢市在農民工隨遷子女教育方面，不僅出經驗，而且出思想，一直處于全國排頭兵的位置。”
一場風波背后的“平等觀”
武漢市教育局基礎教育處處長魏義華至今記得2006年的那場“獨立編班風波”，以及當時的尷尬與無奈，“一下處在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當年9月，武漢將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入學納入教育統籌規劃范圍，在全市10所學校的起始年級開展農民工子女就學單獨編班試點。這一舉措在社會上引起巨大爭議。
時至今日，通過百度搜索，《武漢農民工子女獨立編班引發爭議》、《武漢農民工子女獨立編班激起波瀾》一類的質疑文章仍赫然在目，“獨立編班加劇階層對立、涉嫌歧視”之類的評論也不在少數，有人甚至指出農民工子女獨立編班，讓人聯想起一百年前美國種族歧視下的黑人車廂現象……
在這些爭議的背后，故事的另一面有著這樣的表述——武漢市復興村小學，一名民工子女進公辦學校讀書沒兩天，就要求轉學——他喝不慣課間牛奶，班上同學嘲笑他。一名農民工子女好不容易進了重點中學，可是他滿口“鄉下話”，城市同學沒有人愿意和他玩……
最早實施單獨編班試點的德才中學校長陳長俊說，城鄉差距是橫亙在農村孩子和城市學校間的一座大山，這樣的差距無法短時間跨越。單獨編班能讓孩子有緩沖期，逐步跟上城市教學的節奏。對剛進城的孩子來說，混合編班易導致更強的自卑感，還會引發攀比，加重農民工家庭負擔。
對小學低年級段、性格外向的學生，若容易適應混合編班，應鼓勵“流動花朵”到混合班就讀。對中途轉學、中高年級的學生，可先單獨編班學習，引導其和城市孩子接觸。只要孩子適應了新的環境，就將其轉入混合班。
在同樣來自農村的陳長俊看來，平等才是融合教育的基礎。也正是這次爭議，推動了“融合教育”思路的形成。
為了讓農民工子女不感到一絲不平等，學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老師們不許在班上或者任何公共場合提到孩子的家庭背景，不許流露出對孩子的不滿；老師們要犧牲休息時間，無償地給孩子們補課；老師們要定期家訪，了解孩子們的生存環境，多和家長溝通。
而今，在武漢市，農民工子女可自主選擇是否與武漢籍孩子，同班就讀，以便順利度過心理調適期。
武漢市教育局局長謝世腰回顧此次改革探索時不無感慨，“如果任何一個試驗都是一個聲音，都是一個認可的話，我想就沒有進行探索和試驗的必要了，正因為有不同的聲音，正因為有不同的反應，所以才有探索和試驗的必要。”
他們漸漸開始了對城市文明的認同
“我已經有24顆星了！”雖然所有的星都“寄存”在老師的本子上，11歲的楊熙仍脫口而出。
老家在安陸市農村的楊熙就讀硚口區輕機小學五年級一班，前幾天中午吃完飯，他撿起樓梯口一片紙屑，被班主任吳志敏老師看到，當即收獲了一顆“環保星”。
“學習星、環保星、勞動星、文明星、科技星、體育星、衛生星”，在輕機小學，“七好摘星”是孩子們的最愛，每個老師口袋里都有“星”，向老師問了聲好、今天的作業比昨天完成得認真了……孩子們的每一個閃光點，都被老師用“星”記錄下來，達到一定數量還可以貼上班級、學校的明星榜。
調查顯示，行為習慣的不融合是隨遷子女融入校園生活的一大掣肘因素。隨著摘星活動的開展，穿拖鞋來上學、隨地吐痰、交作業拖拉……這些在農村司空見慣的散漫、不文明舉止正在這里漸漸消失。
好習慣是在點滴之中形成的。廣埠屯小學提出“讓每一個孩子在崗位中踐行雅行教育”，“給每個孩子一個崗位”：大到學校的升旗手、文明監督崗、校園小導游、綠色天使、電視臺小記者、小播音員；小到班級的朗讀員、節能衛士、交通安全員、樓梯大使等，讓每個學生在學校都有“事”做，盡量讓學校的每件“事”都有學生參與。學生做的每一件“事”都會記錄在他們的“成長檔案袋”里，作為考評依據。
學生參與校園崗位管理的過程實際上成了孩子們自我教育的過程。六年級的程堯晶同學在自己的成長手冊中這樣寫道：有些同學下樓時為了扶樓梯就沒有靠右行，阻礙了其他同學；有些同學在樓梯上玩劃拳游戲，這樣無論是對行人還是他們自己都是不安全的，我作為樓梯大使一定要堅決制止！胖胖的張弈龍同學總愛在課間和同學瘋鬧，后來他加入了校園導游團，在口語表達和文化歷史知識方面一展所長，被評為學校的金牌導游。這樣的故事在校園里比比皆是。
王一凡至今記得去年剛開學一個月時，讓班上同學寫的一封《給農村小伙伴的一封信》，當時全班47位學生，所有的信里全都是對童年生活的追憶和留戀，完全沒有這個城市的生活氣息，“他們盡管生活在這個現代化的城市，但是城市被遠遠地被拋在他們的身后。”
而一年之后，同樣的題目在學生筆下有了完全不同的表述，有的學生寫這個城市的高樓多了，有的寫與城市學生的交流、作客經歷。“他們已經逐漸開始了對城市文明的認同。”
多元評價改變孩子的心靈
走進江岸區三眼橋小學時，學生正在做課間操。
孩子們兩人一排從窄窄的樓梯口走出來，步伐整齊，見到年長者不斷地敬禮，問“老師好”。有誰知道就是這所學校，95％以上的孩子來自農村，過去每次下課學生一窩蜂涌到狹小的操場上。
如今，這里有全區公辦小學中的第一個塑膠跑道，有鮮花綠草，而更多的改變來自心靈。
學校校長王曉芹說，一次調查發現，雖然不少城里的孩子都喊學習特長很累，但是“流動花朵”每每聽到這樣的話語，眼睛里流露出的是羨慕。
“一個藝術素養高的學生必定是一個好的公民，孩子們買不起鋼琴，但是一把口琴也可以帶來成長的快樂。”在王曉芹的推動下，學校開設了繪畫、書法、口琴、豎笛4個藝術興趣小組，免費吸收學生加入。
在這里，每個學生如今都有一門特長，學生合唱團在江漢區拿過金牌，學校還是全國京劇試點學校之一，口琴拿過全區的冠軍。讓王曉芹感慨的是，“農村來的孩子樸實，一點激勵就能讓他們上進。”
會做別的同學不會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就能當上校園明星，記錄在校園文化墻的“吉尼斯榜單”上。在三眼橋小學，不少同學都成了學校里的“名人”。
學生明明因為自己成績不出眾，經常感到自卑。班主任發現他很會削水果：每次家里來了客人，都是他負責削水果，他削水果一氣呵成，削出的果皮很薄，寬度也相同。經過同學、家長和老師的一致推薦簽名后，明明被評選為當周的“削果皮明星”，他的記錄也被留在了學校的“校園吉尼斯冠軍明星榜”上。而這個明星榜里，“穿衣明星”、“掃堂腿明星”、“騎慢車明星”也赫然在目。
有與三眼橋小學類似探索的學校不在少數。在德才中學，針對少數農民工子女自卑心理較重的情況，學校組織了“夸夸他（她）的優點”主題班會，鼓勵城鄉孩子互找優點，相互夸獎。
來自孝感的廖春蓮性格內向，極少與同學打交道，卻樂于為大家做事。月初的一次班會上，一個武漢學生夸起了廖春蓮，說她“擔任清潔委員任勞任怨，不計名利，是我學習的榜樣”。那天晚上，廖春蓮激動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她對班主任說：“我以為大家看不起我，看來我錯了。”
多元化的評價，為每個學生創造了認識自我的空間，也為學生探尋到了信心的源泉。如今，在武漢，農民工子女已成為優秀青少年的重要群體之一。梨園小學五（2）班的楊雨曉是農民工子女，她憑著勤奮、刻苦和頑強，近日當選為武漢第十五屆“十佳少年”之一，她也是武漢首個當選“十佳少年”的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大學本科剛剛畢業的王巧也清楚地記得，4年前，她在武漢三中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市第一個在高中階段入黨的農民工子女。就在德才中學，去年免試進入省示范高中的14名學生中就有12名來自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