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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小企業的長期歧視性政策并不是靠一時貸款額度松動或取消能夠解決的。與房貸新政相比，中小企業貸款促進政策更多的停留在方向性政策和口頭上，并沒有太多相應具體的落實辦法，這也是最令人擔憂的。
隨著宏觀經濟形勢趨緊，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試圖穩定局面。
在這其中，信貸政策尤為引人關注，央行更是取消了年初才祭起的貸款指標工具，全面放開了貸款額度限制。央行的解釋之一是，放開貸款額度有助于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
不幸的是，這很大程度上只是央行的一廂情愿。雖然貸款額度已經放開，但這并不表明中小企業貸款相對會容易很多。當然，有理由相信在顧全大局、共克時難的背景下，四季度中小企業貸款新增總量會大大高于以往，但這并不表明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會得到根本解決。
中小企業目前陷入經營困境直接原因當然是宏觀經濟形勢和國際經濟形勢，深層次原因則應歸咎于出口導向和投資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在經濟形勢總體不佳的情況下，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就更凸顯出來了，貸款已經是關乎眾多中小企業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了。
對于解決了數以億計就業人口的中小企業來說，貸款難一直是一個老大難問題。不可否認，中小企業貸款難是一個全球性難題，但中國的情況有著自己的獨特之處，不能單純解釋為市場選擇的結果，政策在其中起的導向作用是值得關注的。
中小企業貸款風險高于大型企業是一種普遍現象，但是這種風險差異在金融市場多元化的條件下原本可以通過利率杠桿或者金融創新予以相應的規避和權衡。但在中國，即便擁有類似手段進行風險平衡，中小企業貸款也不太可能根本上得到緩解。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所決定的。在中國，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獲得貸款的能力要遠遠高于其他企業，這不僅僅是由經營狀況所決定的。即便有充分的事實能夠證明中小企業在信用記錄、產權結構、還貸能力上遠遠優于國企，出于政策傾向的原因，貸款也往往優先用于滿足國企。更何況大多數中小企業并沒有太多的辦法證明自己的信用狀況、產權結構和還貸能力。
對中小企業的長期歧視性政策并不是靠一時貸款額度松動或取消能夠解決的。與房貸新政相比，中小企業貸款促進政策更多的停留在方向性政策和口頭上，并沒有太多相應具體的落實辦法，這也是最令人擔憂的。
作為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主力，中小企業原本應該得到充分的關注和扶持。但是，由經濟增長模式所決定的生存環境使中小企業一直處于被忽視的境地。由于多數中小企業屬于私營企業，因此一直以來在政策上很難得到實質性的呵護，很多銀行的貸款指引使用注冊資本條款將中小企業直接拒之門外。這迫使眾多中小企業不得不求助于民間借貸，而民間借貸目前并未被監管當局規范，中小企業和民間貸款人所需承擔的風險因此而大幅增加。
從根本上說，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需要改變歧視性貸款政策，而這需要對金融體系做出一個重大調整。除了進一步建立和完善信用體系和產權體系之外，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政策性放開和扶持也是必不可少的。也有必要針對性的采取一些措施，在政策上予以促進。可以考慮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可以通過規范民間金融的方式予以補充，小額貸款公司和民間借貸能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幫助解決這一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設立政策性銀行或者發放政策性貸款予以引導。
當然，中小企業貸款難不是靠這兩方面改進就可以輕易解決的。但是，如果不從制度上解決中小企業的歧視問題，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將始終困擾中國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