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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新辦新聞發布會透露，2010年年底中央拉動內需投資安排將達1.18萬億元，而新增的1000億將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房、農村基礎設施、醫療教育等民生工程。
這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承諾。其實，面對此輪國內外經濟下滑，上周中央公布的4萬億元投資也好，廣東公布的2.3萬億元投資也罷，均已呈現出一個明顯共性：著重于投資基礎設施、改善公共服務，可謂是“擴需投資，民生優先”。這樣的立足點，一方面當然是“以人為本”理念的具體化，另一方面亦是當前形勢下有效擴大內需之務實選擇。
此輪（包括1998年那輪）在國內發動的擴需投資熱浪，多少借鑒了上世紀30年代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做法，而溯之鼻祖，又得算到大名鼎鼎的凱恩斯頭上。按照凱恩斯的理論，在經濟蕭條周期，政府為了增加就業、擴大需求，甚至可以雇一批人挖溝，再雇另一批人填溝。今天人類對經濟活動的調控技巧已更為成熟，此種浪費巨大的“經典”擴需方式顯然不合時宜。以政府投資來擴大需求的舉措，一方面固然應考慮特事特辦，力爭見效快、拉動經濟增長作用大，但另一方面也應盡量減少“拉動成本”。
我們知道，從根源上看，政府所有的錢都是來自公眾，基于我國一直以來財政和稅收增收幅度大大超過工資增幅的事實，以相對壓縮公眾福利方式聚集的財政收入，可以視為全體公民為此輪金融危機所作的預先“儲蓄”。與此同時，財政部官員前天表態：為重啟積極財政政策，中國政府將“擴大赤字、發行國債”。今天的公債，就是明天的稅收。因此，不管是此前取之于民，還是將來取之于民，擴需所投資金，都應最大限度地用之于民。
事實上，“用之于民”，恰恰是政府投資能迅速形成有效需求的根本要求。外需萎縮，內需如何提振？第一，當然要讓國民手頭有錢；第二，更要降低國民生存和發展成本。此次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的“民生工程”，對上述兩點均形成呼應——一方面，據測算，每增加1億元鐵路投資就能提供6000個就業崗位，新增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解決的就是“讓國民手頭有錢”的問題；另一方面，近年來教育、醫療和住房已成“民生新三座大山”，此次投資安排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教育醫療事業建設和農村民生工程等等，解決的正是“降低國民生存和發展成本”的問題。所謂“將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長期有效地刺激內需、吸引消費，首先必須讓利于民、返利于民。這不僅應成為特定時期的權宜之計，更應成為中長期的宏觀經濟理念。
當然，“投資民生”不僅表現為上述改善公共服務的有形的工程，亦包括無形的“工程”——最近，中央有關部門陸續表示：將減稅3000億元，將取消百余項不合理的行政收費，正在研究提高個稅起征點問題等等。這些主動讓利的舉動，也是對“民生”的“投資”，而其巨大收益則是，有望帶來國內消費力的持續涌動、經濟活力的長久充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