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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斯頓集團！”一個頂著禿腦袋的龐大身軀出現在我桌前，咆哮著。
我正吃著午餐，突如其來的叫喊差點讓我噎著。如果不是那聲叫喊，今天將和信孚銀行倫敦辦公室往常的氣氛一樣在平靜中度過。這個家伙叫安德魯?凱彼曼（Andrew
Capitman），從美國轉過來的并購高級經理，他在那兒幸災樂禍地沖我咧嘴笑著。我張著塞滿了餡餅的嘴打量著這個家伙。很明顯，他期望我理解這個名詞的深刻含義。也就是幾秒鐘窒息般的沉默，看到我一臉無知的表情，他的笑容消失了。
“雞肉。”他更大聲地又蹦出一個詞，顯然有點惱怒，覺得這么重要的事不應該需要解釋。
“哦，是的，不錯。”我小聲結巴著回答，腦袋里其實并沒有想出來他說的是什么。
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當一名投資銀行家，去讀商學院原本只是一次玩樂。1983年到1984年間，我在都柏林的圣三一學院念書，拿著扶輪基金會給予的全額獎學金。當我意識到必須找點事情做的時候，學習生涯也結束了。我很想主修哲學，但又希望有一天能將偉大的理論用于實際用途，于是最終選擇了申請去耶魯的法學院讀書。之后，有人告訴我說斯坦福大學是商學院里的耶魯法學院。我并不理解這句話確切的意思，但可以感覺出它意味著去斯坦福學習有一定難度。我對MBA的興趣，完全來自于有著哲學思想的年輕人對“職業經理人”這個詞居然成為現代文化標志所表現出來的懷疑態度。更通俗地說，我喜歡這樣的想法：等我有了MBA證書之后，就沒有人可以因為擁有一個時髦的MBA頭銜而勝我一籌。
同時進入這兩所大學之后，我不斷通過電話與別人聯系并且很快認識到，不管這兩個學校在某些方面如何相似，但在滿足學生的需求方面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耶魯法學院為了滿足學生的需求幾乎愿意做任何事，而斯坦福大學只想學生乖乖地被動接受。最后，我發現如果把在斯坦福大學的時間延長一年，那么第三年就可以在耶魯度過，并且在斯坦福的許多學分可以重復計分，這樣我要比在同一個學校里通過傳統方法取得法學博士/工商管理碩士（JD/MBA）雙學位的學生節省很多時間。我在大洋兩岸同時求學，先是在帕洛阿爾托連續待了兩年之后又到紐黑文待了一年。這是個很好的主意，我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居住，并且輕易獲得MBA學位，這是全盤思考的額外獎勵。
我的第一份（當時認為可能是最后一份）投資銀行工作就是1987年在倫敦的信孚銀行的暑期實習，也就是現在整天討論雞肉的地方。許多圣三一學院的同窗好友來到倫敦，我也在市場上尋找一份高薪工作好讓自己有機會跨過大西洋去工作。信孚銀行當時正竭力想擠進一流投資銀行的行列，對暑期實習生的態度要好過那些一流的投資銀行。另外，他們提供的薪酬也相當慷慨——就像商業銀行將員工派到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的待遇——居然對倫敦的暑期實習生也是如此。除每周1
000美元的薪水，我還在高尚社區Sloane街得到了一室一廳的漂亮公寓房，那里提供清潔服務，還可以無限制地使用電話，另外還有每天50美元的免稅生活補貼。待遇真的很不錯。
另一方面，工作就沒那么有趣了。1986年瑪格麗特?撒切爾取消了對倫敦金融市場的管制，這一“大震蕩”在美國機構中形成涌向英國淘金的熱潮，他們四處尋找市場機會進行投資。美國機構有史以來第一次獲準加入倫敦股票交易所，許多美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界赫赫有名的大牌紛紛在倫敦設立執行機構，或是將原有的機構大手筆擴張。但是，最初的那段時間里，“震蕩”基本上就是一場鬧劇。
新的規則允許外國機構向潛在的英國客戶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務，而并購一開始就被看做是最具營利性的機會之一。一家公司的并購顧問既可以選擇和追蹤并購目標，也可以在最高價位賣出公司的分支機構、部分業務或是整個公司。由于多數公司專注于自身業務，它們需要一個在并購方面懂行的專家來有效執行交易，這是個不錯的投資，也可以避免公司管理層的分心。并購顧問通常只收取占整個交易很小比例的費用，但這筆費用可以高達幾百萬美元，尤其是那些大單子。并購在理論上能吸引市場上的新入者，原因在于它并不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資本的投入。既不需要整層的交易廳，也不需要資本金的支持。整個業務只需幾個舉止得當、收入豐厚、看上去有著專業模樣的人就可以開始干了。
但這個理論的麻煩在于，在文化層面上，英國的公司管理層沒有習慣為買賣公司提供建議而支付報酬，至少達不到美國市場的收費水準。能夠支付的絕大多數顧問費都流入了那些為當地企業服務了幾個世紀的英國金融公司。因此，來自美國的新機構面臨雙重挑戰，他們既要說服英國公司在并購中必須聘用顧問，又要勸說他們放棄長久以來以復雜的社會和個人關系建立起來的金融關系，轉而投向這些入侵的美國佬。
在被美國機構瓜分后的微小市場份額里，信孚銀行只占更小的一點。結果是，并購組的銀行家們不得不花費大部分時間思考挖掘項目，進行電話營銷，偶爾得到機會就去向客戶正式“拼取”（pitch）他們的服務，盡管幾乎每次都以失敗告終。投資銀行向客戶推銷金融服務時，通常會使用一種道具，這種在投資銀行家生涯里舉足輕重的東西就叫做“建議書”。
即使在今天，不管是倫敦還是別處，胡亂編就一本本厚厚的建議書可能是從事投資銀行的年輕分析師和經理們最感乏味的事情。典型的建議書往往頁數很多，封面通常都做成藍色（因此，內部也稱之為“藍皮書”），其主要內容包括：（1）與潛在客戶、其競爭對手、所處行業以及潛在收購對象有關的任何公開信息概要；（2）當前的“標準模板”，其內容包括向客戶描述所有可能用到的投資銀行產品，諸如“當前并購環境”，“當前資本市場環境”，“我們最新完成的項目”等；（3）投資銀行業績，其中充斥著許多代表已完成項目的公司的彩色標志，
“排行榜”
則說明它們是現在正在推銷的這個行業產品當仁不讓的頭塊牌子。閱讀“建議書”最有趣的部分在于排行榜下面的腳注，這些絞盡腦汁的腳注使任何人都可以聲稱自己是“第一名”，諸如：“包括某年1月1日后完成的5億美元以上的項目”，“不包括某年1月1日后完成的5億美元以上的項目”，“排行榜不包括Comcast與AT&T并購項目，也不包括美國在線與時代華納的并購項目”，等等。無數分析員花費無數個不眠之夜對數據拼拼湊湊再刪刪減減，最終以最不荒謬的方式得出市場排名第一的結論。情有可原的是，有時他們得不出“第一”的結論，于是就簡單地做一張綜合排行表，包括所有時間、所有產品，自稱在自己已完成的所有項目里占有100%的市場份額。
哦，我差點忘了。有時候，當然不總是如此，在兩張藍色封面厚紙夾著的建議書里，字里行間也會散落著一個實際可行的戰略思想。但是，這個思想很少是深思熟慮的，或者是原創的。當然，如果這個想法既經過深思熟慮又是原創的，那真可以稱得上是彌足珍貴了。
有趣的是，對客戶的持續調查顯示，讀建議書要比做建議書乏味得多。如果說投資銀行管理層對此早已心知肚明，那么客戶討厭建議書也就不足為奇了。
為什么中層人員和一些更高級別的銀行家繼續堅持做建議書，其原因沒那么容易說明白。簡單地說，就是“表演恐慌癥”。不帶點材料去客戶那里開會，心里就會發慌，就像演員第一次脫開劇本登臺演出。只有你、你的想法和聽眾，這樣的氛圍讓人害怕。對演員來說，臺下的觀眾包括懂行的導演和同行，他要取得這些人的認同。對銀行家來說，聽眾是CEO或其他高層管理人員，他們可能對自己的本行爛熟于胸，卻來看銀行家們班門弄斧，或許他們最近已經聽過眾多投資銀行競爭對手的推介。銀行家在“市場里”的聲譽和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司高管通過這些會議累積起來所得到的綜合印象。因此，那些缺乏經驗和缺乏信心的銀行家的某些舉動就不奇怪了，他們參加客戶會議要么捧著本建議書照本宣科，要么帶了眾多隨從人員作為保護，而那些隨從人員到底起什么作用對客戶高管們來說一直是個謎（客戶最常抱怨的事之一，就是隨從人員的規模與建議書的厚薄成正比）。
差不多每一年——通常在對客戶進行花費巨大的調查之后——投資銀行會對過于臃腫的建議書發起挑戰。建議書的頁數會受到限制，并安排專職人員對建議書進行抽查。可想而知，結果是很有限的，因此這種做法也是很短命的。在這樣的氛圍下，對一部由7個章節70頁組成的建議書改革的結果就是，建議書壓縮到3個章節30頁，但外加40頁的4個附錄。
在倫敦信孚銀行工作時，我當然還沒意識到這些小貓膩。我只知道做建議書并不是件有趣的事。當時，投資銀行部負責人是個叫科林?基爾（Colin
Keer）的英國人，身材修長、英俊瀟灑。他的頭發總是保持著完美的造型，對那些打擾了他原先優雅氣氛的吵吵嚷嚷的美國銀行家，他總是表現得不屑一顧。他被人開玩笑時也從不發脾氣，反而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大度和寬容。這對一個暑期實習生來說真是一種慰藉，感覺凡事還都在掌控之中。
安德魯?凱彼曼是基爾指定的并購組負責人，我在這個組工作。我不記得凱彼曼是不是每次發號施令的時候都叼著一支沒點上火的雪茄煙，但他在我腦海里就留下了這么一個卡通式的印象。基爾和凱彼曼并不時常一起出現，但他們的出現有一種勞萊與哈臺勞萊與哈臺是世界喜劇電影史上最出名的二人組合，他們外表上一胖一瘦的反差就足以使人發笑。——譯者注的效果。
我本人第一次接觸到建議書與第一次聽到“希斯頓集團”幾乎是在同一時間。
“下周跟他們開會。”
凱彼曼看著我疑惑的表情說。“做本建議書出來。”
“公司想做事了，”他一邊走開一邊轉過頭來說，“我們開始行動吧”。然后，消失在轉角處。
希斯頓集團對美國投資銀行家來說是一個極有把握的目標公司。在財務保守的英國，這個公司被描述成“最有并購愿望的公司”。希斯頓集團成立于1975年，兩個創始人中一個是倫敦的律師，另一個是屠夫出身的投資家，公司專注于收購價值被低估的公司。10年后希斯頓集團上市，在之后的三年里，這個涉足廣泛的集團公司收購了一百多家公司。
巴克斯特家禽公司是希斯頓集團的一部分，以雞肉為主要業務。盡管它并不是集團中最大的業務部門，凱彼曼還是相當高興去跟巴克斯特的管理人員會面。他希望我們在開會時能講出點重要觀點來。
雞肉，我對雞肉知之甚少，它只是我喜歡的肉類之一。我還依稀記得曾祖父在波蘭以殺雞為生，我祖母還以此為傲向周遭鄰居吹噓。她給我的印象仿佛殺雞的職業是個僅次于華沙首席學者地位的職業，神圣而有威望。這就是我對雞肉所有的認知和興趣。
從哪里開始呢？我跑到圖書館里埋首尋找跟家禽有關的一切信息。我發現只有少數幾個企業從事與生雞有關的各種生意。但是希斯頓集團的并購目標是哪家公司、哪塊業務呢？我一頭霧水。巴克斯特家禽公司已經使用了一般人能夠想到的所有處理雞肉的方式。考慮到它現在專注于殺英國的雞，看來建議它殺回美國老家應該是個合乎邏輯的建議。
我接著閱讀關于美國已上市的家禽屠宰公司的研究報告，發現這些公司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公司是用各種方法切割雞肉，將雞肉按不同的部分銷售出去；另一類公司通過“加工程序”
將雞肉加工成冷凍的肉餅、肉塊和肉條（后一類我們將之稱為PNS業務）。研究報告表明，從事PNS業務的公司是“增加價值”的加工者，因此明顯獲得更高的估值。
我前往凱彼曼的辦公室給他看我的研究成果，那時離巴克斯特會議只剩兩天時間。他靠在椅背上耐心地聽我講述最新的發現。我講完后，辦公室里一片寂靜。“就這些？”他不相信地叫嚷著，將頭和手臂伸過桌面迫近我。我腦子里亂糟糟的全是加工“雞塊”的細節和殺雞的公司，緊張地想做進一步的解釋。
“不，不，不。”他打斷我的話，站起身來揮著手臂仿佛在驅散那些不相關的詞語。
我停下來，和他四目相對。突然之間他好像恍然大悟，跌回他的椅子。“哦，我的上帝。”他的表情似乎在說，“會議就在兩天之后，而我還在跟這個白癡糾纏不清。”最后，他慢慢向前靠過來，像對小孩子說話那樣一字一頓地對我說：
“什么……是他們……應該……買的？”前面幾個字說得很輕柔，最后那個“買”字從他嘴巴里蹦出來，同時脖子也朝我的方向拉長了幾英寸。
除了在商學院學習，我實際上從沒想過如何真正給公司做估值。我對那些雞肉公司已有較多的了解，但從沒想過從估值角度去發現并購對象。
“哦，沒問題。”我撒謊說，“我明天就可以交報告。現在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對整個行業的看法。”
他坐回椅子里，認真地看著我。我想這下一切都完了。
“明天一早就交給我。”說完，他揮手讓我離開，自己又去讀《金融時報》了。
我重新埋首于研究報告之中，絕望地讀著有關“估值”的章節。幾乎所有的報告都有“買入”的建議，但沒有一份報告提到具體某個公司適合或不適合被另外一個公司收購。對公司的估值都以“市價贏利率”或市盈率（P/E）為指標。市盈率主要告訴你，在當前股票價格下，投資者要為每一美元（或英鎊）的贏利付出多少美元（或英鎊）。我并不知道贏利實際上是如何計算出來的，也不知道不同國家的會計方法會產生什么差異，但是我知道一個較高的市盈率意味著股票較貴，而一個較低的市盈率意味著股票不那么貴。至少，對我來說，這是個開端。
我還記得研究報告里指出，以PNS業務為主的公司應該估值更高。這點讓我有了主意。我可能不了解估值，不了解會計，更坦率地說不了解雞肉，但我在大學里主修數學，我當然知道如何在二維圖表上表示一個點。因此，如果你有6個雞肉公司，每個公司的市盈率值都不同（在y軸表示），每個都有PNS業務收入的不同百分比（在x軸表示），那么，我就可以通過圖表畫出6個點。通過當時使用的Lotus123數據表軟件，我可以畫出一張很漂亮的圖表，并且加上一個粗體字的標題：《家禽公司的價值》。
接著，我發現了Lotus123的一些特殊功能。在圖表中選中6個不同的點可以點擊“回歸”鍵。回歸就是統計學上數據的平均值，根據這個數值可以畫出一條直線，這條線離6個點的距離最短。換句話說，這個方程式告訴你最接近6個點的直線，并且說明了每增加多少PNS百分比平均會對市盈率產生多少影響（就目前6個公司來說）。通過這個方法可以清楚地看到雞肉公司的估值與PNS業務估值之間的數學關系。
當Lotus畫出那條直線時，我的心情如回家一樣輕松，雖然做完這一切已是凌晨3點。現在我們可以宣稱發現了神奇的方程式，能夠將處理雞肉的方式與公司的價值聯系在一起。如果某個公司的數據點在這條線之上，說明它“貴”了，即PNS業務的價格偏高。而數據點低于這條線的公司值得購買。我找到直線以下最遠的那點所代表的公司，指出這是全球家禽行業最值得買的公司。
我當然清楚這個觀點實際沒有什么道理。除了PNS以外還有很多其他因素影響雞肉公司的市盈率值。公司的管理水平如何？有沒有過多的債務？有沒有未解決的法律訴訟？使用哪種會計方式？客觀上是否“便宜”還牽涉到從業務層面到財務層面的一系列問題，所有這些因素都能影響希斯頓集團是否應該購買某個公司。但在給凱彼曼交差之前想睡一兩個小時的愿望使我說服自己，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第二天早上，我帶上勞動成果去見凱彼曼。他把視線從《金融時報》慢慢抬起，看著我走近，一言不發。我開始向他解釋我的想法和計算方式。過了一會兒，我發現他緊張的身體開始放松下來，甚至感覺他露出了一絲笑意。他又低下頭去看他的《金融時報》。“今晚下班之前我要見到建議書。”他頭也不抬，揮揮手把我趕了出去。
到目前為止，實際上我們手頭只有這一頁稱得上重要內容的紙可以拿出去跟巴克斯特的CEO開會。這一天的所有時間我都用來炮制建議書的內容，包括凱彼曼的個人簡歷；信孚銀行的光輝業績，尤其是在食品行業完成的項目；有幾個頁面的篇幅對包括希斯頓集團在內的6個公司做了個概要，還有與公司和行業相關的研究報告，6個公司在市場上交易情況的總結及價格表現，對先前完成的食品行業收購兼并案例的評述。好了，薄薄的一頁紙變成了內容豐滿翔實的五十多頁紙的一本建議書。
顯然凱彼曼與巴克斯特公司CEO戴維? 牛頓（David
Newton）從未謀面，凱彼曼可能只是從《金融時報》上了解到他們有并購意向，于是試探性地打了個電話。“我們對你們行業有一些創新的想法。”我無意中聽到凱彼曼在與對方電話確認會議時這么說道，“非常獨特的想法。”一般說來，如果分析師和初級經理，尤其是暑期實習生在準備了會議材料之后還能直接參加客戶會議，都會為之興奮不已，但是，坦率地說，我卻又害怕遭到牛頓的恥笑。我想象著我們建議的收購理由，對于一個稍微懂行的人來說，也許明顯是個謬論。我想象著凱彼曼從桌子對面投來殺死人的眼光，預示著我在信孚銀行的好日子到頭了。
會議開始了，我看著凱彼曼開始投資銀行家的表演，仿佛看著吉卜賽算命先生在耍弄老把戲一樣。就像《綠野仙蹤》里馬維爾教授偷看多蘿西袋子里的東西就能獲得她逃跑的線索，凱彼曼帶著刺探的心理跟客戶聊天，從牛頓的每個玩笑當中尋找蛛絲馬跡，揣摸對方的心意，從而得到更多的信息。關鍵就是在深入交談之前要盡可能與客戶套近乎，以獲得盡可能多的信息。在凱彼曼通過與牛頓的談話確信我們的建議與希斯頓集團的戰略計劃并不沖突之后，他戲劇性地摸出了那本厚厚的建議書。
“我想我在電話中跟您提到過，我們對您的公司已經做了認真的分析。”他神秘兮兮地說著，手里仍然緊緊攥著建議書，仿佛沒想好是否應該跟對方一起分享這么好的點子。“我們看到了，天賜良機讓一兩家公司可以成為行業的整合者。”他一邊說著，一邊緩緩地把藍皮書推過桌面。
“問題不是要不要買，而是由哪家公司去買，買什么，以及買的時機。”
凱彼曼在那里充滿自信地說著，我屏住了呼吸。我只想著快快把書翻到最關鍵的那一頁，然后逃出會議室，在外面等待消息。
“這份材料里僅僅指出了買什么。至于買家是誰，以及買的時機，坦率地說決定于誰有遠見和先下手的勇氣。我們來這兒的原因就是我們認為那個買家就是您，并且應該盡快下手。”
后來我才明白這種說話方式正是投資銀行家所慣用的“敢拍胸脯”模式。不過當時我的確被鎮住了。兩人以前從未謀面，對方還沒有亮出觀點，而我提出的那個觀點連我自己都不太有把握。然而，不管怎么說，牛頓已經上鉤了。凱彼曼信心百倍地開始講解，每翻過一頁都試圖從對方的反應中獲取更多信息。終于，翻到了至關重要的那一頁。我屏住了呼吸。凱彼曼說完，周圍一片寂靜。
“很有意思。”
牛頓若有所思地說。我看到凱彼曼試圖掩蓋嘴角的笑意，但是沒有成功。
在回辦公室的車上，凱彼曼顯得忘乎所以。他已經忘記了我也在車上，好像在喃喃自語：“這才叫成功的會面。”車還沒停穩，他便急不可耐地蹦出去，想讓周圍的人都知道今天的成功。多么奇怪的行當，我暗暗思忖，我肯定不會以此謀生。
據我所知，盡管隨后幾年希斯頓集團做了些并購，其中包括幾個與雞肉有關的交易，但是該公司從來沒有聘用信孚銀行做財務顧問。1998年，希斯頓集團分拆業務，將預制食品業務（包括巴克斯特的PNS部分）和住宅建筑業務拆分出去，還出售了其他幾項業務。終于，信孚銀行從希斯頓集團那里賺到一筆錢。拆分后的第二年，希斯頓集團剩下的雞肉業務也一蹶不振，信孚銀行為得克薩斯州的并購公司希克斯繆斯（Hicks
Muse）提供了融資，幫助其用數十億美元收購了希斯頓集團。2004年，希克斯繆斯將該公司公開上市，但已改名為“優買食品”（Premier
Foods），那時雞肉業務已經被出售掉或關閉了。
隨著暑期實習快要結束，實習生們都在盤算著有多少人可以留下來成為正式雇員。一天，基爾將我叫到他的辦公室。
“我確信你知道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勝任這份工作。”基爾一本正經地開始我們的談話，“當然，一旦你打定主意干這行的時候我們歡迎你回來。”
“但是，”他繼續道，“我想你不一定真心想做這一行。如果不是真心熱愛，是做不了事的。”我猜這是經驗之談。
“好好想一想。就像我剛才說的，我們這里隨時歡迎你來。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幫忙的，盡管開口。”
事情就是這樣。科林?基爾用這樣的方式表示給我這份工作，當時的我并不理解這已是非同尋常的慷慨。后來我才知道，投資銀行和投資銀行家從來不會無條件地白給別人什么。許多銀行堅持只有當暑期實習生做出承諾之后，公司才會發出聘書。在一個銀行家的生涯臺階上，他是否表現出對整個公司效忠或者表現出對提攜他的那個人的忠誠，都會影響他的每一筆獎金以及每一次升職。盡管你認為也許自己物有所值，但是銀行似乎有種難以抵制的欲望，要再從中分走一杯羹。可能這就是這個行當的自然本性——在銀行業里，所有事情都是討價還價的結果。
回望那一年的暑假，我當時對許多事似懂非懂，而在幾年后才領悟到其中的深意。就像我去讀MBA，多少是為了不被那些已經有MBA學位的人看輕，我做這份暑期工的目的就是想證實一下投資銀行業沒什么了不起，自己有能力去選擇從事其他的行當。正如所料，可以肯定地說，服務業的營銷手段是最容易模仿的，所有推銷員的“撞大運”性質都具有喜劇特征，而當賭注下到了高貴的投資銀行業時，喜劇就變成鬧劇了——“請聘用我們公司吧。”“你不買下這個公司，后果很嚴重。”因為信孚銀行在英國市場地位微弱，所以，我觀察到的多是推銷而不是顧問。然而，巴克斯特家禽公司CEO會接受我們的建議，這無疑向我揭示出一個準備充分、深思熟慮的投資銀行家所能發揮的真正作用。一些像基爾那樣敏感而睿智的人都被吸引到這個行業來，也同樣應該讓我冷靜思考一下。
但在當時，這并不是我考慮的重點。基爾對我很客氣，但已洞察到我對這個行業心不在焉。我對決策的關注更甚于賺錢。在斯坦福商學院期間，學校鼓勵我們每天通讀整份《華爾街日報》，但那個時候我就沒法做到這一點。每當拿到報紙，我立馬翻到政治和政策版，到了周五關注“華盛頓連線”專欄，對其他版面則無興趣。基爾并不完全了解我，所以就談不到點子上，但是我后來才慢慢明白，就決策層面來說，一個投資銀行家因付出智慧而獲得的滿足大過多數政府官員對政治的影響。不過，那個暑期里我攢了不少錢，又認定投資銀行不值得作為職業，于是洋洋得意地回家去完成最后一年的學業，并且確信自己再也不會成為一名投資銀行家。
后來，我得知基爾年紀輕輕就過世了，心里不免有一絲哀傷。在準備寫這本書時，我查閱了許多資料，居然發現基爾的人生最后一段旅程過得相當愉快。他去世之前，做了一件投資銀行家通常不做的事——在事業的頂峰急流勇退，去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1992年，基爾開始創辦自己的環境園林設計公司，時年42歲。正如當時一位高級行業獵頭所說：“他的離職震驚了整個業界，他勇敢地放棄了投資銀行去做那些會帶給自己更多樂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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