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改總體目標是建立基本醫療服務，但是報告中對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沒有明確的界定，缺乏指標配合，缺乏和現實機構服務的配合，缺乏醫保報銷的配合，缺乏群眾理解的“基本”醫療含義的配合，更缺乏和各地“基本”水平的配合。而后面的很多政策、措施都需要建立在這種基本醫療服務基礎上的，如后面提到“基本醫療服務價格按照扣除財政補助的服務成本制定，體現醫療服務成本和技術勞務價值”，沒有前面的明確界定就很難操作。同樣，所謂公立醫院公益性等也會因此無法判斷、無法實現。
其實基本醫療服務最需要很好地界定。在報告中只規定了社區醫療機構只能用基本藥物目錄的藥，二三級別醫院要確定使用基本藥物目錄的比例，因此對基本醫療中藥品提供基本有了個交代，但是其他基本醫療服務內容沒有涉及。
目前來看，還需要進一步界定。從醫院和醫生層面界定好了基本醫療服務項目和具體內容、提供程序和規范，才能肯定醫生的服務價值，進而確定合理的償付標準。因此目前醫療機構基本和高端、特需混合經營模式很不適合對基本醫療服務的界定，百姓走進作為基本醫療提供主體的公立醫院大門，肯定認定里面的服務應該全是“基本醫療”，即使現在醫保無法覆蓋，以后也應該被納入基本醫療的范圍。因此有必要對目前公立醫院進行分類，要求其分業經營-專營基本醫療服務的，和專營高端服務，專營特需服務的，以免造成人們對基本醫療服務的誤解。從百姓/參保人角度看也要認識到在總的資源有限條件下，該制度能滿足的是有約束、有節制和有條件的需求而不是無限的需要，某人無限的需要是對別人的侵犯，因此基本醫療服務肯定是無法覆蓋很多內容的，“基本”醫療就不包括許多新藥品、新器械等不適宜的技術，醫院借口“新技術發展”所提供的肯定也不是基本醫療服務，當然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基本醫療服務的內容會增加。
群眾健康保障被列入醫改總體原則，這是任何衛生制追求的根本的終極目標，也成為評判制度優劣的最重要指標。為了實現這總體原則需要有兩大分原則安排-公平效率統一，政府主導與發揮市場機制結合。但方案中強調公平主要是通過“政府在制度、規劃、籌資、服務、監管等方面的職責”，通過“維護公共醫療衛生的公益性”來實現的；效率則可以通過市場“有序競爭”得到體現。
這就等于認為健康保障的公平性是通過公益性來實現的，而健康提供的效率性可以適當容許競爭來達到。從目前健康保障看，主要通過公共衛生和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及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制度來解決：公共衛生主要顧及所有群體非疾病狀態的預防工作；公立醫院醫療服務主要顧及的是疾病群體；而社會醫療保險作用主要體現在，當人們因病尋求公立醫院公益性服務后支付的費用，醫療保險這一人群間風險池的互濟作用來得到部分補償，從而減少個人對費用的實際負擔-無病、少病、小病者繳納的保費能勻給有病、多病、重病者用，因此在任何社會中會出現少數人使用了大部分醫療費用的現象，但其前提是因為這部分是重病大病，而不是因為這部分身份特殊就可以多占多用。那么公共衛生能否減少醫療費用支出哪，預防、傳染病控制對減少有些疾病發病率、減輕疾病嚴重程度等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并不能防止所有嚴重疾病。所以并不是我們公共衛生工作做到了極致（也不可能做到），醫療費用和群眾負擔就可以大幅度下降，看病貴就一了百了了。
健康保障公平性中最重要的是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的共同實現：即在繳費上根據收入高低，通過“劫富濟貧”的機制安排實現再分配，但在醫療服務享受上則完全根據病情嚴重程度來分別對待，而不管你的身份、地位和級別。反觀我們的健康保障制度及其基本醫療服務提供，不僅由于歷史原因有城鄉差別，因為制度設計原因有地區差別，更因為身份等級的差異，出現公立醫院普通、特需、高端混合，醫療保險或財政資金無節制地用于黨政干部等特殊群體。這是對公平性和公益性最大的沖突，對于如此原則性的大問題，方案的設計卻毫不觸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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