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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卷走2.5萬億美元市值的沖擊下，在北美、西歐、日本政府紛紛發布降息、救援金融機構、實施存款保險制度等救市舉措的背景下，與英國宣布500億英鎊一攬子銀行救援計劃幾乎同時，央行昨天晚間宣布從10月15日起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從10月9日起下調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0.27個百分點，其他期限檔次存貸款基準利率相應調整。繼9月15日宣布下調“兩率”之后，時隔不足一個月，中國便第二次放松貨幣政策，行動之迅速，力度之大，均相當突出。
外部經濟環境的急劇惡化和此前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副作用決定了短期內連續放松貨幣政策的必要性。如果說在雷曼倒臺之前，世界經濟金融危機的風險是1997-1998年危機以來最高的話，那么，雷曼倒臺迅速觸發了席卷西方主要經濟大國主流金融機構的危機風潮，當前的金融危機嚴重性已經猛然上升到了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高程度。更令人不敢小覷的是，通過猛烈加劇信貸緊縮，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正在迅速向實質經濟部門蔓延，美國非農業部門9月份減少了15.9萬個就業崗位，減幅為2003年3月以來之最，制造業則在當月連續第二個月收縮。從歐洲、日本到俄羅斯、印度、巴西等主要新興市場，經濟指標都在迅速惡化�！拔覀兾ㄒ恢档每謶值�，就是恐懼本身”(羅斯福在1930年代大危機中的就職演說)，既然金融市場在恐慌心理下的羊群行為有拖動整個市場乃至實質經濟部門墜入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與其他國家攜手共同發布反危機措施，對于挽回市場信心，進而促使實質經濟企穩，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副作用加大了適度、適時放松貨幣政策的必要性。近年來，在熱錢內流壓力下，我國貨幣當局采取了從公開市場操作到提高法定準備率、加息等一系列沖銷操作。然而，中央銀行沖銷操作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可能引起國內銀根緊縮，殃及其他產業。實際上，1994—1997年間，面對外資大規模內流導致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大幅度增長的局面，央行通過回收中央銀行再貸款來沖銷通貨膨脹壓力，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國內經濟卻承受了意外的信用緊縮，1997年后全球性通貨緊縮之時，其后果便暴露無遺。1997—1998年，正是在東亞金融危機蔓延的沖擊之下，中國及時大幅度轉換宏觀經濟政策取向，從此前強力推行的緊縮性政策轉向擴張性政策，從而為中國在危機中巍然獨存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既然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正猛烈加劇，既然此前不久省區市和中央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會議已經提出要防止經濟金融大起大落，我國放松宏觀經濟政策以便保增長，正當其時。
盡管如此，任何政策變動都有其副作用，這次也不例外，我們在選擇行動之時必須盡力消除。盡管國際市場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已經大幅下跌，但由于價格管制和進出口管制的存在，國際市場價格的下跌并不能與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消減完全同步，因為即使在目前情況下，中國食品和能源價格在國際上仍然處于洼地。而且，此次西方國家的大規模注資救援和降息等操作已經向市場上投放了巨額基礎貨幣，這些基礎貨幣在未來一定時期必將發揮推動通脹的作用，決策層對此不可不察。不僅如此，美國次貸危機可以追溯到2001年輕微衰退之際格林斯潘過度放松貨幣政策，吹大了房地產市場泡沫；今天中國倘若無差別地放松貨幣政策，讓房地產市場不可持續的價格泡沫得以維持，甚至進一步膨脹，中國未來將面臨今日美國的局面，甚至猶有過之。
從全球視角來看，中國保證國內經濟穩定增長就是對防止世界經濟危機的最大貢獻；正因如此，我們在果斷、迅速行動之前更應當瞻前顧后，統籌安排，兼顧保增長和防泡沫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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