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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航空公司所謂的“返航”事件最近鬧得沸沸揚揚，本屬企業內部的矛盾被激化為一起公共關注事件。民航管理部門近日緊急表態，對于此次事件的帶頭人，管理部門將給予嚴厲處罰，最高可至終身停飛。
這個事件的過程并不復雜。一群飛行員因為鬧情緒，從出發地飛到各自的目的地上空后，又借故全部返航，使得眾多旅客權益被嚴重侵犯，也導致昆明機場大量旅客滯留。而飛行員們鬧情緒的原因，又是眾所周知的自由流動不順。
飛行員們為什么想“跳槽”？簡單而言，他們還是為不同體制的民航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所吸引，也就是說主要為物質利益所驅動。在一個現代商業社會當中，自由人追求更高的合理合法物質財富回報，本無可厚非，但偏偏飛行員們屬于特殊人群——飛行員的自由流動與飛行員的培養體制之間存在雙軌，與國有民航企業之間傳統的勞動關系存在矛盾。因此，在民航業的市場化造成了飛行員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時，飛行員日益成為稀缺人才，而他們的“老東家”自然不肯輕易放行，任其自由流動。
近幾年來，由飛行員“跳槽”所引發的官司與新聞并不鮮見，飛行員們集體“請病假”的事情也不止在一家航空公司出現。民航公司與飛行員之間的諸多矛盾不斷見諸媒體，說明隨著市場化的深入，原本在計劃體制下相安無事的勞企雙方，開始有了摩擦，乃至對簿公堂，成為公共事件。而越來越多的類似公共事件發生，也傷害了雙方的感情，引起社會公眾的不安。
平心而論，將個人利益公共事件化的飛機員，只是民航飛行員中的極少數，我們也能夠理解一些飛行員處在這些矛盾糾葛中的困惑，也愿意體諒他們的委屈之處。也需要指出，在處理與飛行員之間矛盾的時候，一些航空公司的工作的確做得不夠細致，對員工的思想狀況把握得不夠到位，對員工的身心健康關心愛護不夠。相關航空企業在管理方面的漏洞與問題也應引以為戒。
我們也當然愿意建設性地去看待問題。面對飛行員十分緊缺的現實問題，有人認為，民航業主管部門應盡快放開國內飛行員培訓門檻，并取消引入外籍飛行員的各種限制；同時，應嚴格限制國內航空公司引入飛機的速度，實行飛行員到位再引入飛機的機制。類似的意見都值得去聽取，歸根到底，唯有從根本上解決，或者說緩解飛行員短缺的問題，才會杜絕此類問題的發生。
不過，就此次這些飛行員的行為而言，我們的態度十分鮮明：飛行員縱然有再多理由，即便有再大的委屈，也不能無視旅客的權益，不能將旅客的安全拋在腦后。他們的這種行為是對于商業規則和職業精神的蔑視，是“挾乘客以逼公司”，其性質是惡劣的。這些飛行員的所為，究竟是違規，或是觸及法律界線，當由相關機構認定。令人遺憾的是，在這起事件中，在他們的收入已經遠遠高于社會平均薪酬的情況下，當事人在更高工資利益的驅使下，以委屈心情為借口，以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對付”航空企業，其職業精神和社會責任全然不見了。
飛行員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曾經有著深深的傳統體制的烙印，培養成一名合格的飛行員，除了飛行員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外，國家也花費了非常大的培養成本。而在中國社會急劇轉型之時，脫胎于傳統體制的飛行員群體當然不能忘卻歷史的紐帶、國家的培養和乘客的重托。飛行員與航空企業的糾紛，屬于非典型的勞企之間的矛盾。正因為其“非典型”性，故飛行員們在求解矛盾的過程中，更必須恪守職業精神，必須要以社會責任感作為底線。如果只為一己之私利，而置眾多旅客的利益于不顧，那么這種做派就顯得很不光明磊落了。
需要強調的是，在一個追求大國崛起和卓越商業的時代里，不能只漲工資不長精神。職業精神與社會責任，不僅對于民航業精英的飛行員們，也是所有中國公民，特別是承載著重要權力和公眾利益的官員和精英所不能忽略的價值底線。
此次某些飛行員的不當行為，也給了我們一個警醒。處于轉型時代，一些人的確在價值判斷上出現了一些迷失，乃至出現了過度追求物質財富的傾向。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為社會承擔更多公眾責任，為社會大眾創造更多幸福，是更加寶貴、更值得尊敬推崇的“精神富翁”。在這樣的精神騎士面前，那些損害他人合法利益而自肥的人是極其渺小的。只有這樣大寫的人才是構成一個偉大公民社會的真正脊梁，是一個轉型社會中克服艱難險阻建成成熟商業社會的寶貴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