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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航云南分公司十幾個航班的飛行員“罷飛”事件可謂激起了公眾的不滿，在輿論的壓力下，民航總局已派出工作組抵達昆明，開始調(diào)查“返航”事件。與此同時，30多位被延誤的乘客正準備以“商業(yè)欺詐”為名對東航提起訴訟。
飛行員“罷飛”，無疑是一起十分惡劣的事件，對這起事件中的主角——飛行員，進行道德的譴責和必要的懲處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一，無論飛行員是在爭取自己的利益，還是發(fā)泄自己的不滿，都不該公然綁架乘客的利益。將乘客劫為人質(zhì)，將自己駕駛的航班作為要挾籌碼，不但是對職業(yè)操守的背叛，還是對他人生命的不尊重；其二，東航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xiàn)，讓人深深體會到了什么是壟斷的霸道。將“罷飛”歸咎于天氣原因，這是欺騙消費者的不誠信表現(xiàn)。而在事后危機公關意識的欠缺，反映的則不僅僅是東航的夜郎自大，更是民航、鐵路、電力等壟斷行業(yè)的通病。這種痼疾一日不除，所謂服務意識的提高就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
然而，從本質(zhì)上說，飛行員的“罷飛”和農(nóng)民工的跳樓討薪并沒有什么太大區(qū)別，只不過飛行員是這個社會所謂的精英，他們掌握著乘客的安危，所以其影響自然比社會底層的農(nóng)民工跳樓討薪要大得多。不過如果要與馬明哲們相比，飛行員卻又低了很多，因為掌握著權(quán)力的馬明哲們是根本無需為自己維權(quán)的。同為打工，有人拿著6000萬元的高薪心安理得，有人通過“罷飛”來發(fā)泄不滿，有人卻為討薪而上演跳樓秀，不得不讓人慨嘆中國的勞資博弈，是多么的不公平。
“罷飛”的飛行員錯在哪里？很明顯，他們在討要自己的權(quán)益時，不該讓社會付出公共安全的成本。但面對著強大的資本，他們又實在是無能為力。縱觀“罷飛”事件，根源其實很明了：民航的壟斷已經(jīng)在破冰了，民營航空公司在進入航空領域后，在市場上必然要求飛行員的自由流動。可是國有航空公司依然以壟斷的人才觀束縛自己的飛行員，要求他們只為自己服務。在這里，航空公司和飛行員的關系，并不是一種基于權(quán)利對等的契約關系，而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
權(quán)利主體的不平等，決定了勞資博弈中對話機制的不平衡。這一點在4月1日實施的《民航華東地區(qū)飛行人員流動管理辦法》中就可窺見一斑。《辦法》不僅對航空公司飛行員的年流動率作出明確規(guī)定，更提及飛行員跳槽時，“轉(zhuǎn)會金”高達70萬元至210萬元。以一個僵死的年流動率來限制飛行員的跳槽，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計劃經(jīng)濟用人思維，同時也是對勞資談判的一種蔑視。因為《辦法》的出臺根本就沒有集體協(xié)商的過程。
飛行員是稀缺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么是什么逼得這些精英們要通過“罷飛”的極端方式來表達對資方的不滿呢？毫無疑問，是長期以來勞資談判機制的主體缺失和權(quán)利失衡。NBA中的球星，也是精英，他們也曾經(jīng)鬧過“罷賽”的丑聞。但是最終依靠一個強有力的球員工會，憑借一個可以平等對話的談判機制，很好地解決了勞資的糾紛。
對東航的飛行員“罷飛”事件，我們在表達對飛行員的道德反感之時，是否也可以站在勞資和諧的立場上，對資本的霸道給予應有的譴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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