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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貨幣供應量、物價指標、外匯存款等指標的出臺，再次把市場的注意力轉向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增值等重要的問題上。當然，單純從貨幣政策的目標來看，央行按照市場的預期，再次加息也無可厚非。但是，今天國際環境已經出現“質”
的轉變，美國次級債風波使得歐美主要國家改變了利率上調的方向，實體經濟也開始出現被拖累的征兆，而國際資本正在開始尋找新的避風港，全球的股市和匯市也隨之動蕩不停。
事實上，目前中國流動性過剩是經濟現階段增長模式的副產品，通貨膨脹則是這一副產品的表現形式；相反，通貨緊縮的壓力才是中國經濟結構扭曲所可能釋放出來的內在力量。如果出口受阻，或者宏觀調控沒有把握好“度”的話，那么，對外依存的經濟增長方式所隱藏的、內在的“通縮”或者“滯脹”危險，將很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真正的絆腳石。
盡管如此，目前宏觀調控的必要性有增無減，但是，要充分認識到，它是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環境約束下維持經濟增長所作的惟一選擇。中國只有改變自己的增長方式，建立能夠支撐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健全的資本市場，才能擺脫對宏觀調控的依賴性，才能充分發揮市場的調整功能，也才能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更好更快。否則，中國經濟就會落入這樣一個不可持續、惡性循環的增長模式——貿易大國（對外依存型的經濟增長）+金融小國（資源配置能力缺失；流動性過剩）=宏觀調控（政策依存的經濟運行模式）。
而出口下滑、金融市場價格硬著陸、或宏觀調控過度，都有可能阻礙中國經濟健康的發展。
【聲音】
馬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
這輪宏觀調控面對的調控對象、利益格局、體制條件、國際環境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大大增強了調控的難度和復雜性。事實充分證明，中央關于加強宏觀調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及時的、必要的、正確的。如果沒有這輪宏觀調控，就不會有當前的好形勢。
謝伏瞻（國家統計局局長）：
當前中國經濟運行還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是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的風險依然存在，價格上漲壓力加大，結構性矛盾仍較突出，經濟發展方式還比較粗放，體制機制不夠健全等。
李樸民（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雖然這次雨雪災害給我國、特別是南方受災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比較大的影響，但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不會帶來大的影響，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不會因為南方地區的雪災發生變化。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為了實現發展模式的轉變，以便從根本上解決目前中國面臨的內外兩方面的失衡，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消除舊體制下的遺產，建立起一個規范的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趙曉（國務院國資委經濟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員）：
雖然宏觀調控是重要的，也是需要堅持和完善的，但更加重要的是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這常常比以參數調控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要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
應對中國經濟的挑戰，需要完善調控與制度創新齊頭并進。在當前的環境下，果斷推進中國土地的產權制度變革，以類似于供應革命的方式來紓緩當前的樓市困境、增進民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招。
高輝清（國家信息中心高級經濟師）：
近期南方的暴雪災害將不可避免地對中國經濟造成短期沖擊，最為嚴重的是對通脹走勢帶來負面影響，一方面雪災對農作物生產帶來影響，另一方面交通受阻影響商品流通，都將加劇短期通脹壓力。但是，雪災對中國長期整體經濟的影響有限。
隨著天氣條件的好轉，交通運輸的恢復，雪災不利影響將會快速消除。且雪災后的重建工作將會增加國家對交通運輸、電力等基礎設施的投資。
石建勛（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經濟金融系教授）：
從世界經濟走勢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和國內經濟出現的新情況來看，當前宏觀調控政策取向應適時改變，科學把握宏觀調控的節奏和力度，避免調控政策失效或者超調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以避免經濟出現意料之外的衰退。
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２００８年中國經濟將面臨的困境包括，外部環境惡化帶來的外需惡化，以及金融開放下的資本流入逆轉。宏觀調控需要更富有彈性的相機決策。
金融小國的危機和風險
中國貨幣供給失控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壓力來自于龐大的外匯儲備的本幣化程度，而不是國內信用無節制地擴張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實行強制的結售匯制度。當時的出發點主要有以下幾個：1、外匯資源稀缺，需要國家統一管理和配置。2、匯率水平因為由國家控制，所以提供正確的市場信息就需要國家強化外匯和外資管理。3、和出口退稅管理結合在一起，成為政府激勵企業多創匯的一個重要手段。4、為了保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需要對資本賬戶嚴格地進行外匯和外資管理。雖然結售匯制度對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但是，今天當國際收支順差不斷擴大時，它反而在客觀上造成了嚴重的外匯占款現象。
根據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貨幣供給失控的根本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國內信用無節制地擴張，二是外匯儲備的本幣化程度。今天，中國貨幣供給失控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壓力來自于龐大的外匯儲備的本幣化程度，而不是國內信用無節制地擴張。因為，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清楚地意識到，貨幣失控在目前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要遠遠大于發達國家。
另一方面，在金融小國的狀態下，金融業的開放使得外資和外匯管理的難度不斷增加，很有可能由于中國經濟轉型的不確定性，或在金融資產的收益率與實物投資回報率相比存在嚴重虛高的狀態下，外資結構中的投機資本比例會潛移默化地增大，而且外國資金的去向也往往會選擇國內大眾追捧的金融市場。在這種國內資本的強有力的“擔保”和金融不斷開放的環境下，外資會不斷滲透進來，監管當局對這類市場的干預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因為一刀切的監管方法很容易造成大眾投資信心的下降而導致市場的急速滑坡。如果任其自然，那么，最終一旦危機爆發，受害最大的很可能就是中國缺乏風險意識和工具的廣大本土的投資者。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股市不是因為大眾的財富增值的沖動而被哄抬起來的話，那么，外國的投機資本也就不敢輕易進入，否則很容易“暴露身份”從而受到有效的監管。
貿易“大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企業的業績急速增長并沒有相應地帶來中國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相反，有限的收入提高，反而卻以存款或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目前還比較脆弱的金融體系（市場和投資渠道單一、投資品種有限、運作效率扭曲等）
改革開放已歷經約30年，中國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能力越來越強，他們利用開放的環境（引進外商投資、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制度保證），通過自己的學習能力、創造能力，不斷提高自己的產品、品牌和市場開拓的國際競爭力。
去年全年度中國企業的業績在不斷提高。中國企業的增長從宏觀層面上也推動了中國的行業和產業的發展，緩解了龐大的就業壓力。
但是，我們還應該清醒地看到，大多數業績表現好、有競爭力的企業，他們的投資決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市場的景氣和國外價格信號的變化。
不少企業，尤其是那些生產上會帶來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業，更擺脫不了國內制度（匯率制度的剛性、勞動保護的不足、環境“稅”的缺失等）給他們帶來的成本“紅利”，而這種制度上的保護傾向，也容易誘發企業過分地推行降低成本的海外價格競爭戰略，從而延遲了產品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機（當然，也有個別企業甚至還策略性地利用新會計制度，通過資本利得來粉飾自己主營業務的虧損）。
因為中國這種對外依存（出口依存、外資依存）的經濟增長模式，匯率制度比起匯率水平的合理性更重要，為了保證中外資企業的出口戰略、出口利潤和進口成本不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尤其是轉型經濟國家中，金融市場滯后于實體經濟的商品要素市場，缺乏必要的匯率風險規避工具和知識，所以，選擇一個穩定的匯率制度就變得至關重要。而且，長期以來，中國的金融機構對企業信貸風險的管理也從來不去考慮匯率波動的因素。
總之，中國企業業績的提高伴隨著巨額對外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積累，客觀上給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深深地打上了貿易“大國”的烙印，貿易摩擦不斷升溫。
反過來，一旦企業出口受阻，業績下滑，它將可能直接影響到現階段對外依存度高的中國經濟的增長水平。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中國企業的業績急速增長并沒有相應地帶來中國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相反，有限的收入提高，反而卻以存款或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目前還比較脆弱的金融體系（市場和投資渠道單一、投資品種有限、運作效率扭曲等）。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計劃經濟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原先國家承擔的成本，并沒有過渡到有效的社會福利體系中化解，而是落到了消費者個人負擔的范圍。這就使得中國的經濟增長沒有伴隨消費的增長，成為消費的“大國”，而相反導致了儲蓄的膨脹、貿易順差的擴大，這些因素又進一步造成被動的貨幣供給持高不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過剩加劇、資本市場的價格高起高落這樣一種經濟波動局面。二是因為中國企業的外部融資環境不健全，企業發展多會依賴于自身利潤的積累而脫離金融體系的支撐，因此，很容易受到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而對宏觀調控的措施就不會產生根本的效果。于是，廣大消費者不能分享企業業績上升所帶來的勞動收入和金融投資業績實質性提高的好處。
不管怎樣，改革開放應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而且它也是徹底解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結構性流動性過剩的關鍵所在。因為中國的流動性過剩根本的原因是在較為剛性的匯率制度下國際收支順差的膨脹所導致的日趨嚴重的外匯占款問題。“外匯占款”就像一個打開著的卻又無法自由調節的水龍頭，“流動性”就像嘩嘩噴射出來的水柱，央行的加息、存款準備金率的提高、央票的大規模發行等手段，就像人們在拼命地更換不斷灌滿的臉盆、水桶等盛水工具，來緩解勢不可擋的貨幣流動性對企業投資、物價水平和資產價格等所產生的較大的負面影響，但是，洶涌的水流還是因為盛水工具的缺失，溢出到沒有很好排水能力的水泥地上。因此，解決這樣的流動性沖擊就是要把這個壞的出水口給盡快堵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匯率自由浮動）！這種做法是否立即可行，就要取決于人們當前喉嚨的干渴（對外經濟依存）程度和新建可以自由調節的水龍頭（內需支撐的經濟結構）的速度以及全體相關人員對未來水源的期待力度（對改革開放政策的共識和信心）。
具體而言，政府要充分有效地利用當前流動性過剩的宏觀環境，大力發展金融市場、促進技術創新和金融創新活動，拓寬優質企業和有成長潛力企業的融資途徑，降低其融資成本，強化金融體系和企業自身的公司治理能力，以真正提高消費者分享企業業績增長和金融機構績效提高的可能性。這里要指出的是，開放在結構調整沒有完成的階段確實存在惡化流動性過剩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因為這種可能性就去遏制開放，去遏制競爭和提高效率的外部環境，相反，要通過制度的完善，來確保資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從而形成一個良性的供需互動關系。一旦這種健全的市場機制有效地運作起來，那么，物價水平、匯率水平和資產價格的變動就完全可作為一個有效的信號（看不見的手）被市場所接受，并用它來自發地調節市場的供需關系，通脹和泡沫現象的“持續”存在就不太可能。因此，在這樣一種“流動性繁榮”的狀態中，也就沒有必要過分依賴宏觀調控的手段來控制價格的變化。而且，中國經濟將真正步入一個可持續的、良性發展的繁榮階段：貿易強國（自主創新依托的國際競爭力）+金融強國（充分得體的資源配置功能）=市場效率（良好制度約束下的市場運作規律）。
何為制勝法寶
不管怎樣，改革開放應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而且它也是徹底解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結構性流動性過剩的關鍵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我國還處于金融小國的狀態下，通貨膨脹會使得我國金融體系的資源配置功能進一步惡化：
首先，消費者閑置在銀行體系的資金會因通脹的節節攀升而“不斷貶值”，尤其在當前貧富分化的中國經濟環境中，低收入階層抵抗通脹的能力會進一步惡化。而且，居民存款隨時都有可能流向資本市場，尤其當我國資本市場的深度還很匱乏的時候，它就很容易波及到資本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
其次，通貨膨脹率的上揚使得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在下降，投資有可能會進一步加速，那些擁有定價權的企業還可能會利用通脹環境來提高自己產品價格以增加自己的收益。結果，這一逐利行為就會進一步推動物價上漲。
第三，通貨膨脹率在貨幣緊縮政策和流動性過剩日趨嚴重的狀況下，對銀行的資產（貸款）和負債（存款）的影響是不對稱的。雖然通貨膨脹率上升，實際上降低了銀行付息的壓力，但是，流動性規模的增加卻沖銷了這一價格上漲所帶來的好處。同時，銀行的實際利息收入也會伴隨著宏觀調控政策的強化——貸款規模下降而遭到較為嚴重的打壓，這就完全有可能迫使銀行去尋找更高收益的資產投資來平衡它日益增加的負債負擔，比如增加高收益的房地產貸款，或者我們也看到中資銀行都或多或少地持有高收益的美國次級債等。
事實上，從近期央行實行的一系列政策手段中，我們確實注意到在抑制通脹水平的問題上，央行的干預力度在不斷增強，不僅如此，也從前一階段頻繁的利率調控手段漸漸回復到以數量調整為主的戰略上，即對銀行的信貸增長加強控制，比如，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大規模樣票的發行，加強對銀行信貸的窗口指導等。另一方面，控制資本市場的泡沫膨脹對物價水平的負面影響，比如，加快企業的IPO進程，對熱錢流入提高監管的力度，打擊基金操縱市場的違規行為等。之所以沒有頻繁地采用前一階段所使用的利率為主的價格調控政策，主要是因為數量調整手段在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的狀態和中國金融改革不斷深化的階段中，相對利率調整能夠獲得成本較小、效果較快的宏觀調控效果：
首先，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和貨幣流動性過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這種流動性過剩在銀行體系內表現為更為嚴重的存款增長（貸款上升只是受到存款增長的壓力）。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利率上升并不會實質性地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只要企業的盈利水平保持在高位增長的趨勢上，內源融資和外部寬裕的流動性將繼續推動企業為追逐高利潤而不斷增加投資規模的行為）。相反，加強窗口指導，直接控制信貸的規模可能在沖銷流動性過剩問題上效果更快、更明顯。
其次，受次級債風波的影響，主要工業國家為抑制通脹的加息政策被迫放緩，甚至為了緩解受害金融體系流動性支付的問題而不得不連續降息，這就造成了全球金融資本出現新的投資布局，具有良好經濟表現的中國就自然成為這些金融資本棲息的地方。如果，我們自身的金融“消化”能力和監管能力不足的話，那么，加息就會促使中國脆弱的金融體系因為大量的資本流入而變得更加“浮躁”，但是由熱錢所吹出來的虛假的繁榮，必然會蘊藏著更為嚴重的金融危機，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根據東亞金融危機的經驗，往往是由沒有投資能力的廣大消費者來承擔更多的損失。所以，當務之急是要控制這樣的資本流入所可能帶來的價格扭曲的效應。
第三，數量調整的成本可能會由于對市場干預的力度過大而造成金融資源配置的進一步扭曲。但是，我們已經注意到，國家在積極引導貨幣流動性的同時，充分兼顧自身的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比如，讓條件成熟、發展前景良好的企業不斷進入資本市場進行融資，以接受不斷完善的資本市場對公司增長所產生的有益的治理效應。同時，也鼓勵本國的金融機構積極走出去，在更多可供選擇的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資本運作、提高自身的效益和國際競爭力等。
但是，我們也要清楚地意識到，在中國這樣一個不完善的金融體系中，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機制還很匱乏，于是，就很難保證宏觀調控政策的頻繁實施都能及時準確地把握市場的動向，引導市場克服機制不完全和價格形成機制扭曲等資源配置上的障礙。所以，只有在一個健全的、社會經濟體利益兼容的制度體系中，宏觀調控政策才能更好地、更科學地誘導資金流向實際收益回報高、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部門。否則，在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面對流動性過剩所造成的資產價格波動的局面，政府不急于推出股指期貨和港股直通車等金融新產品的戰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當然，制度體系的完善，不僅包括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而且也應該創造更多、更好的保證公平競爭的“游戲道具”和“游戲環境”。當然，能夠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進入健康的資本市場，還需要政府阻止破壞健康市場形成的各種力量。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匯率政策對目前通脹抑制的效果可能更為明顯。但是，當我們的產業結構調整和金融改革還沒有獲得實質性的成果之前，匯率的快速升值，從經濟的全局角度看，可能弊多利少。
制度體系尚不完善 宏觀調控任重道遠
在中國這樣一個不完善的金融體系中，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機制還很匱乏，于是，就很難保證宏觀調控政策的頻繁實施都能及時準確地把握市場的動向，引導市場克服機制不完全和價格形成機制扭曲等資源配置上的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