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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工資條例》正在起草中。目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作為牽頭單位，與包括全國總工會、中國企聯等社團組織在內的十多個國家部委，聯合組建起立法小組，前期的立法調研已經完成，目前正在為草案的成形緊鑼密鼓。該條例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機制。
中國這些年經濟的高速增長，有各種不同角度的解讀：可以說是巨大的外貿利潤拉動的，可以說是龐大的投資拉動的，可以說是日益增長的消費水平拉動的。無論哪種解讀，都掩蓋了一個不容忽視的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經濟的拉動，也衍生出另一種解讀———
經濟的增長是以極度“節約”廣大職工的工資為基礎的。有數據表明：中國過去11年間的工資總額，在GDP中所占比重從17.28%下降到12.16%，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減少了將近1/3———
隱隱透露至少兩個信息：一是工資領域呈現兩極分化，一部分人收入越來越高；一是很多一線職工并沒有充分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成果。多少年前，世界各國因為看重這里廉價的勞動力市場而紛至沓來，多少年過去了，“廉價勞動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吸引外資”的法寶，這，曾經是榮光，而今當為愧。
在參與市場競爭的初期，廉價的勞動力或者說
“像眉毛一樣增長緩慢的工資”，有其合理存在的諸多原因，畢竟那時的效率高于公平，效益貴于成本，凋敝的經濟需要一場不同尋常的活力釋放途徑。隨著市場秩序的完善，隨著法治意識、權利意識、人本意識等普世價值觀的傳播甚廣和漸入人心，勞動者不僅僅是經濟增長鏈條上的“工具”，更是一個個具有尊嚴、需求、權利的人，那種勞動力的“廉價時代”必須要和經濟的整體繁榮與時俱進，進入一個勞動力“收入增長”的博弈時代；而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也從社會隱患、經濟增長后勁乏力等層面，為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增長提供直接的改革動力。所以，我們可以說廣大職工工資增長制度化是對過時“工資現象”的一次撥亂反正，它和《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聯手助推中國走入勞動者“權利保障”時代。
法律也不是萬能的，不可能指望一部《工資條例》就能解決壟斷行業工資的畸高、就能解決某些行業地區職工工資增長緩慢、就能解決不少企業的欠薪問題。法律只是一種底線，它是剛性的，也是僵硬的，要真正實現某種“善治之象”，還需要培育柔性的社會自我調節、制衡格局。就“工資增長”而言，首當從制度上提升職工的話語權和博弈能力，改變勞動關系中長期存在的弱勢地位，如此，任何傷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都可以在一種結構與權力的平衡中得到及時糾正。
但沒有法律是萬萬不能的。《工資條例》一旦頒布必將在職工工資領域產生深遠影響，和廣大職工權益息息相關，因此它的制訂過程應當更多體現
“開門立法”原則，不光要公開立法的進程，要打破“部門立法”的狹隘性，更要想方設法聽取民意的普遍表達。所以，目前《工資條例》可以如權威人士所言沒有“出臺的時間表”，但不能沒有“開門立法”的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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