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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4 作者:馬紅漫 來源:證券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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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為期兩天的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閉幕。從雙方對話的內容看，與前兩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幾乎全部圍繞人民幣匯率進行討論有所不同，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成為此次對話的重點內容，并且將達成一系列的具體協議。
嚴格地講，關于產品質量安全方面的協議安排，并不屬于戰略對話的范疇。中美雙方當年確定這樣一個對話機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針對宏觀性、全局性和長期性的重大議題，建立一個集中的高層交流平臺。因此，當產品安全問題被提上這一高端會議時，其實就從側面反應出，中美雙方在戰略問題上短期內達成重大共識的難度很大。
事實上，從中外媒體報道所關注的焦點看，人民幣匯率問題依舊是對話的核心。美國財長保爾森更是背負著緊盯人民幣、促使人民幣升值提速的重要使命。在對話開幕式上，保爾森就直奔主題，表示“中國應加速人民幣升值，令匯率能更準確地反映中國經濟的基本面”，認為“加快人民幣升值步伐依然是解決中國內外失衡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對此，中方此次的應對策略顯得更加堅決，商務部副部長陳德銘回應說“如果人民幣過快升值，將引起中國經濟波動”，并且直接地表示，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已經達到了6%，“應該說夠快了。”
與會場內的意見分歧有所不同的是，由于之前有媒體報道“兩套人民幣匯率改革方案”已經上報，市場中盛傳人民幣匯率制度可能會出現重大變化，外匯市場因此再度上演了“保爾森現象”。
市場期許與對話雙方堅決的立場表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其實并不奇怪。“對話”的含義正是擺明雙方的立場底線，隨后才是逐步在雙方可以接受的范圍內達成妥協。對于人民幣匯率的制度安排，盡管坊間存在諸多傳聞，但是至今官方的表述從來沒有變化，那就是人民幣的制度改革首要考慮的是中國自身的經濟需要，而不會屈從于外部壓力。事實上，在這一基本立場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美方所謂的頻頻“施壓”舉動更像是討價還價的技巧，漸進式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早已經是美方不得不接受的“共識”了。
當然，這樣的“共識”并不會讓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失去亮點。盡管所謂的“匯率問題”一直是對話的焦點，但其實這一問題本身也不過是雙方利益博弈的“幌子”。不妨來看看美方的談判思路：美方一直以中美巨額的貿易逆差“說事”，認為這是中方的責任。對此，中方的政界和學界不厭其煩地做出了解釋，指出逆差的根源在于雙方需求的互補性，是由于中國的高儲蓄率與美國的高消費率、中國的低價產品與美方旺盛的市場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對此，美方雖然早已心知肚明，并且清楚地知道即便人民幣匯率升值，也只會讓進口需求轉向其他國家，逆差問題會更加嚴重。但是美方卻始終圍繞人民幣升值做文章，其背后的真實用意顯然并非在于匯率本身。
其實，在中美之間交流溝通機制相當完善的情況下，所謂的匯率問題早已經淪為美方的談判砝碼，在明明知道中方不可能做出重大讓步的情況下，通過不斷地挑起匯率問題爭端。其背后的目的，就是要在其他談判領域獲得利益補償。
對于美方的實際利益而言，盡管實現中美雙方的貿易均衡的確是現實目標，但是即便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也只會讓中國勞動密集型的貿易優勢產品減少對美出口，這并不符合美方的利益。美方真正的利益所在是擴大中方對美國的進口，其中美方產業優勢最明顯的就是金融服務業。
這一策略早在保爾森先生的前任，也就是由斯諾擔任財長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顯現。2005年10月斯諾曾在中國停留時間長達8天，并且大談金融開放對擴大中國內需的積極意義，認為中國的核心經濟問題在于內需不足，而內需之所以不足是因為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工具匱乏。保爾森顯然延續了這一思維方式。
從現實情況看，美方的這一策略取得一定成效。諸如QFII額度從100億美元放寬至300億美元、合資券商制度開閘等等都是例證。而就在剛剛結束的第三次戰略對話中，雙方已經就中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達成一系列協議，其中包括中國同意允許包括銀行在內的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發行債券和股票，這必將對未來中國資本市場的構成和趨勢造成較大影響。
在國際間的經貿爭議中，不變的是核心利益，變化的只是談判的具體指向。如何能夠在“以我為主”的政策主導下，同時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需要依靠靈活而非僵化的政策制度安排。從某種意義上講，“策略”甚至要重于“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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