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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經濟對話是中美現有20多個磋商機制中級別最高的一個。本次對話除傳統議題外，美方可能會提出一些新議題
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定于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將分別作為兩國元首特別代表共同主持對話。兩國政府相關部門的部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也將參加對話。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于2006年9月由胡錦濤主席和布什總統發起設立，每年舉行兩次，旨在討論兩國經濟關系中的長期性、結構性問題。迄今對話已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舉行過兩次。
近年來，美國國際收支狀況不斷惡化，對外貿易逆差占GDP比例超過6%，導致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高漲。占美國貿易逆差總額1/4的對華貿易，成為攻擊重點，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對中國產品加征懲罰性關稅的呼聲此起彼伏，中美經貿之路風高浪急。在此背景下設立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被各方面視為化解兩國經貿糾紛的重要平臺。
前兩次戰略對話取得成果
去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上，雙方著重探討了兩國經貿關系中的結構性矛盾，尋求雙邊經貿關系的可持續發展和建設性合作關系的構建，并達成美國證券交易所在華設立代表處、促進美國對華出口等六點共識。但在備受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沒有達成具體協議。其后，美國國會加緊推動針對中美貿易的立法活動，美國政府就出口補貼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兩次向世貿組織起訴中國，又對未被承認市場經濟地位的中國應用反補貼法。
今年5月的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移師華盛頓舉行。由于美國2006年全年和2007年第一季度對華貿易逆差再創歷史新高，美國會議員聯名向保爾森、美國貿易代表施瓦布以及吳儀副總理寫信施壓，使對話的外部環境格外嚴峻。不過，相對于首輪對話，這次對話在一些領域取得了實質性成果，包括雙方同意在2012年前將兩國之間的直飛航班增加一倍；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兩國在能源、養老金、失業保險等領域達成協議或備忘錄。但在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金融機構控股權上限、降低環保產品關稅等美方重點關注的問題上，雙方的分歧仍然較大。
當時，考慮到美國商界在對華貿易問題上已分化為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支持方和以美國制造業協會為代表的反對方，且布什政府因伊拉克的被動局面致使共和黨在參眾兩院丟掉了多數席位，主導貿易政策能力下降，中方開始轉變與美方打交道的方式，以因應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演變。對話之前，吳儀副總理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向美國民眾闡述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和雙邊經貿對兩國的互補互利。中國政府派出采購團赴美簽訂巨額訂單，讓更多美國民眾切實感受到中國經濟發展令其受益。對話一結束，吳儀副總理即率代表團赴國會山與美國眾院議長佩羅西等人會晤，傾聽“第一手抱怨聲音”。
回顧前兩次戰略對話，應該說成果比預期的要好。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今天的中美貿易對雙方都非常重要，兩國都不愿貿易糾紛發展成為貿易戰，影響中美關系的大局。
另外，雙方負責人吳儀副總理和美國財長保爾森均對對方國家情況十分了解，持有的立場和預期比較符合實際，加之中美之間已建立起多層次的溝通、協調渠道，確保每次對話以激烈交鋒開始，以互利互讓收場。雙方在對話之前的強硬表態和對話過程中的適當妥協，更多是談判技巧和政治智慧的體現。雖然戰略經濟對話側重于長期、戰略性議題，但在一些具體領域取得共識和成果也有助于這一機制富有活力并在雙邊關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可以說，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已成為促進中美關系發展以及兩國合作的重要機制和平臺。
客觀評判中美經貿“失衡”
中美經貿關系發展到今天，已形成“共生共榮”的相互依存關系。兩國互為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主要貿易伙伴中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
美國因對華貿易而受益良多。中國物美價廉的出口商品降低了美國消費者的支出，使美國通貨膨脹率維持在低位。中國將大部分外貿盈余購買美國國債，壓低了美國長期利率水平，使美國消費者獲得更低的貸款利率、更高的資產價格，而消費占美國經濟70%，從而有效刺激了美國經濟增長。
同時，由于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即積極引進外資，中國的經濟開放程度甚至高于日美等發達國家。中國的外貿繁榮是由外資推動的，外資企業在中國出口總額所占比例達到六成，其中大部分是美資。在美國跨國企業的國際生產鏈條U型曲線中，美方占據的是包含品牌、設計、市場營銷等最豐厚利潤的兩端，中方承擔的制造環節，其利潤率僅為最終商品售價的3%～4%。若將美資在華企業的利潤計入，中美貿易失衡的統計結果將大為改善。
另一方面，美國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是中國經濟能夠多年保持9%以上年增長率的重要外部條件。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使中國政府有更多的空間和手段，解決經濟結構調整和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美國有不少人指責中國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幫助中國出口獲得不正當競爭優勢，是造成美國對華巨額貿易逆差和失業率上升的“罪魁禍首”。但這又如何解釋中國自2005年實行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已超過11%，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仍然攀升呢？從根本上講，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貿易互補的一種表現，是由中美兩國資源狀況和在國際分工中所處地位決定的。
從比較優勢方面看，美國人均自然資源豐富，資本充裕，科技發達，在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行業如高科技產業、航空業以及土地資源密集型行業如農業擁有競爭優勢；中國有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如制造業有競爭優勢。
中美貿易產品分類也顯示了這一點。美國對華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其具有比較優勢的高新技術產品、航空器材、農產品等上面。中國輸美產品在早期主要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玩具、鞋類等。近年來，隨著中國技術水平和工人技能提升以及加入世貿組織后外貿環境改善，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場”，跨國公司將在其他國家生產的零配件拿到中國組裝成品后，再出口到發達國家。中國獲得的僅是裝配費部分，但商品總價卻計入了中國外貿盈余，導致中國出口超高速發展。
可見，中美貿易失衡是貿易自由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結果，美國部分產業受到影響是因為這些產業在全球范圍內不具比較優勢，人民幣升值無助于此類工作機會回流美國，只會轉到比中國成本更低的其他發展中國家。而且說中國工人搶走美國人工作也難以成立，因為這些工作在美國將會由機器完成。指責中美貿易和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是為失業問題尋找替罪羊的行為，也是美國選舉制度下的一種國內政治現象。
第三次戰略對話談什么
以發展的眼光看，中美經貿關系仍具有較大改善和提升的空間。
首先，要看到戰略互信對促進美國對華出口的積極作用。美國擁有比較優勢的高科技產品、農產品對華出口增長緩慢的癥結，在于中美尚未建立充分的戰略互信，美國擔心中國將其高科技產品用于軍事目的，自設多達數十項出口管制，糧食因其戰略屬性，中國不愿過多依賴美國供應。
其次，中國對美出口產品中有一部分是鋼鐵、紙張等高能耗、高污染、高資源消耗型產品，中國付出了環境、資源代價，美國相關行業卻因受到沖擊而呼吁制裁，中國“吃力不討好”。中國降低這類商品的出口退稅，提高環保標準，有助于兩國經貿關系的健康發展。
再者，伴隨著經濟發展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開始進軍全球生產鏈中的高利潤環節，出于品牌、市場份額或者戰略資源考慮的擴張行為會越來越多，難免會與盤踞其中的美資巨頭發生沖突和競爭。聯想收購IBM公司個人電腦業務、中海油與美孚競購優尼科石油公司、華為收購3Com公司部分股權等，不但在中美經貿領域激起新的波瀾，還引發了美方關于國家安全的爭議和干涉。由此可見，中美經濟結構的互補性決定了中美貿易失衡將長期存在，而牽涉其中的經濟、政治、戰略等因素，將使中美貿易糾紛趨于復雜化。
當前，戰略經濟對話是中美現有20多個磋商機制中級別最高的一個，這使其能將對話側重于兩國經濟關系中長期和具有戰略意義的問題，為兩國經貿發展搭建一個長期穩定的框架。從這個角度說，戰略經濟對話對促進中美經貿健康發展、防止經貿摩擦政治化以及消除非經濟因素對經貿的阻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還應當看到，自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結束以來，中國出口美國商品先后發生了寵物食品質量問題、中策輪胎安全事件、玩具含鉛量超標等產品質量問題，西方媒體借機大肆炒作，給中國產品聲譽造成一定損害。另一方面，美國8月份爆發的次貸危機持續至今，華爾街遭受重創，美聯儲被迫降息救市，美國經濟前景更加暗淡，美元對多種主要貨幣匯率跌至歷史新低。上述事件預計會對即將舉行的第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議程產生影響。
從雙方前期溝通及保爾森近期講話看，此次對話除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增加匯率彈性、金融開放、能源和氣候合作等傳統議題外，美方代表可能會有以下一些新動向。首先，強調中美共擔責任，共享收益，以“責任論”規范和塑造中國，將開放市場與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全球經濟大國的誠意相聯系；其次，首次將食品和產品安全列入議題，且將其歸入貿易完整性范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參加了前兩次對話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將缺席此次對話，顯示在美元疲弱、各國競相拋售美元資產的情況下，施壓人民幣升值在美方代表心目中的排序有所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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