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圖為矗立在上海外灘的中國通商銀行總店門景和它的創辦人盛宣懷。
（本報資料照片） | 提要：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新式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成立于1897年5月27日，比最早進入中國的英商麗如銀行遲了半個世紀。該行的創辦人是洋務派官員盛宣懷，資本額定為500萬兩，先收半數開業，屬于官商合辦性質，設總行于上海，并先后在漢口、北京、天津、廣州、鎮江、福州、香港等城市設立分支行，共計達15處之多。
因為中國通商銀行的產生與發展，從根本上觸犯了當時聯合把持中國海關的外籍總稅務司和封建保守派官僚的既得利益，便注定了作為第一家華資銀行的中國通商銀行其發展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赫德欲搶先開辦銀行未果中國通商銀行得以創立
19世紀下半葉洋務運動在全國蓬勃興起之后，隨著各項洋務事業的陸續創辦，中國人自辦銀行的計劃開始被提上議事日程。1896年9月26日，時任督辦鐵路事務大臣并掌管多家洋務企業的盛宣懷，直接向光緒皇帝呈上《條陳自強大計疏》及“請設銀行片”，提出創辦銀行的主張。接著他又向總理衙門呈遞有關開辦銀行的節略和說帖，系統地闡述了設立銀行的宗旨及其必要性。與此同時，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出于控制我國金融權柄的目的，也提出了開辦銀行的計劃。據盛宣懷從京城官員處探悉得知：“赫德銀行章程已呈署，大約以各海關為根本，此間西人多有知者”。赫德設立銀行的動機是企圖把海關稅款的保管權交歸其主辦的銀行掌管，同時又準備將新式銀行納入由他主管的海關之手。如果海關與銀行合為一體，必將大大擴充赫德的權勢，有利于海關總稅務司進一步控制中國的財政金融大權。
此時盛宣懷明顯地感覺到了來自海關總稅務司方面的競爭威脅，頗為焦慮。因為盛深知其對手赫德的活動能量，他因為掌握了海關，若提出設立銀行，對華商有相當的吸引力，那將會直接影響到中國通商銀行股款的招募，而一旦資本無著落，創辦銀行也就無從談起。盛宣懷急于設立銀行的動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修建鐵路的需要，如果銀行辦不成，勢必要影響到整個鐵路修建計劃。
對于盛宣懷和赫德各自提出的創辦銀行主張，作為清政府主管機關的總理衙門的態度各有不同。大多數官員認為赫德辦銀行的動機不純而疑慮重重，而一些滿族官員由于擔心大權落入漢族官員手中，對盛宣懷的計劃也是持反對和刁難態度。有鑒于此，盛宣懷多方奔波，極力呼吁朝廷注意赫德的動機與企圖，他在許多函電中反復強調指出：“聞赫德覬覦銀行，稍縱即逝”，“赫德必取資官本，利權旁落，甚非所宜”，“如銀行權屬洋人，則路股必無成”，等等，不一而足。甲午戰爭后，“利權”問題隨著國人的民族意識逐步高漲而成為朝野十分關注的焦點，盛宣懷巧妙地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從“利權旁落”的高度指明赫德辦銀行所帶來的危害，以此疏通、說服朝廷要員，最終使清政府內部大部分官員基本認同了他的計劃，為銀行的順利創辦鋪平了道路，同時總理衙門也駁回了赫德的計劃。因此，從客觀實際效果來看，赫德辦銀行的企圖受挫，反而促使中國人自辦銀行的進程得以加快。但同時也埋下了新的隱患，即赫德在中國通商銀行成立后始終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不斷阻撓該行業務的正常發展。
力爭海關稅款的存匯權結果收效甚微
盛宣懷非常了解海關稅款在融資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中國通商銀行開業后，一直通過各種渠道努力爭取海關稅款的存匯權，以利拓展業務。海關稅款是由海關道臺和海關監督的控制的，票號、錢莊等舊式金融機構由于經營這些業務而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赫德擔任總稅務司后，雖然早有計劃想把關稅的征收權和存放權交由屬于英國資本的匯豐銀行掌管，只是顧及到這些舊式金融機構與地方官僚的關系非同一般，不敢貿然行事。直到辛亥革命期間海關稅款保管權喪失之前，這一局面基本上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因此，赫德除了為匯豐銀行攬取了靠近香港、澳門的九龍海關和拱北海關的稅款代收權之外，并沒有采取更多的行動。當甲午戰爭后清政府為償付戰爭賠款而大量舉借外債時，匯豐銀行趁機提出要以“代征海關稅款”為貸款條件，赫德認為此舉為時尚早，唯恐惹惱清政府會因小失大而加以了勸阻。盡管如此，赫德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尋找機會把海關監督擁有的惟一權力即稅款保管權奪取過來。由此可見，盛宣懷要實現用新式銀行替代舊式金融機構、進而阻止外國銀行介入海關稅款管理的計劃，所遭遇到的巨大阻力是可想而知的。
盡管諸多因素均不利于盛宣懷，但他并沒有氣餒，而是繼續進行各種努力。一方面，他上奏朝廷指出關稅等官款交私人莊號收存的不良后果：“若各省關存解官款仍循舊轍，專交私家之銀號，絕不與奉旨設立之銀行相涉，則商政之體全失，西人騰笑，華人增疑，海內商情，孰肯信問，所關于商務大局非小也。”強烈要求將設有中國通商銀行分支機構的省份的海關稅款交給該行存放。另一方面，他采取退而求其次的辦法，致函戶部尚書王文韶陳述：如果關款等項“雖不能盡交銀行，須有得半之數交存匯兌，亦可以壯觀矣”，并懇請王從中周旋幫忙。然而，從中國通商銀行開業后的經營實績來看，此項業務并無多少進展。在當時社會游資缺乏、銀行又得不到工商業廣泛認同的情況下，再加上海關總稅務司的掣肘，未能爭取到海關稅收的存匯權對于該行來說確實是一大損失。
當然，盛宣懷的努力也并非全無作用，他盡量利用自己在官場上的各種關系，力所能及地為銀行拉攏海關業務。例如，1897年10月14日鎮江分行董事尹德坤電告盛宣懷稱：鎮江海關道臺曾某交卸時曾將銀票4萬兩交與新任官員，告之后來各款統歸銀行收解。不料新任官員受赫德挑唆反將銀票全交錢莊。尹遂請求盛電商新任官員照舊辦理。盛當即致電鎮江新任道臺，稱其前任已照奏案與中國通商銀行往來，請他照前仍由銀行收解，利息從優。1898年8月28日，盛宣懷致電天津海關道臺，請其將存于德華銀行而即將到期的8萬兩稅款改存天津分行，得到允諾。煙臺東海關道署也曾應盛宣懷之請將10萬兩稅款存入煙臺分行。
試圖打破外商銀行的壟斷因聯合阻撓而告敗
中國通商銀行在開拓國債發行、舉借外債等業務方面更為不順，受到了海關總稅務司的阻難與破壞。盛宣懷創辦銀行之初即準備將國債發行列為銀行的重要業務。當時他看到匯豐銀行承辦中國外債獲利甚巨，因而打算把匯豐銀行的這項特權收歸自己的銀行，還提出“仿借國債可代洋債”的主張。他在《銀行成議節略》中指出：“聞匯豐國債，有存上海賣票者，華商亦多出銀購買，以銀行經手，經商不經官，故信而不疑，將來飭令自己銀行售票借債，先以短期嘗試，總不衍期，他日遇有緩急，亦必能多借民債。”然而，債券發行是否成功的關鍵在于提供的擔保品切實可靠。從當時的情況來看，自甲午戰爭后，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戰爭賠款包袱，財政多靠借外債維持，關稅幾乎被外債抵押殆盡，而其他來源穩定的稅項又掌握在地方官員手中，再也提供不了像樣的抵押。同時，海關總稅務司為了繼續維持匯豐銀行的外債舉借權，也反對發行國債。因此，盛宣懷欲在國債方面拓展業務的努力，未能收到任何成效。
1897年，甲午戰爭賠款第三筆款項償付期在即，清政府急于籌措資金。盛宣懷通過李鴻章爭取到清政府的委托授權，與英國的呼利公司洽借1600萬英鎊的外債，企望以此來打破匯豐銀行的長期壟斷局面，拓展中國通商銀行的業務。他認為“此舉得歸通商銀行辦成，將來即為借華債之權輿，匯豐之怨毒可不必問”。中國通商銀行與呼利公司商議的借款合同規定：“借款本息，中國國家準按月付交中國銀行(即通商銀行)在上海收存或中國分行在倫敦收存均可，每半年由中國銀行代中國國家付還公司，是以中國銀行亦允保借款本息到期支付。”至于擔保品，議定以鹽課、厘金補之。為此，盛宣懷還與李鴻章商議，為排除總稅務司的干預，鹽課、厘金應由中國通商銀行代收代付。這筆外債如果舉借成功，中國通商銀行不僅可以從外債的償付中獲取利益，而且還可以將存匯業務拓展到國外。然而，鹽課、厘金正是總稅務司覬覦的重要對象之一，再加上盛宣懷洽借外債的一切活動完全繞開了總稅務司，這些舉動令赫德坐臥不寧，他堅持認為只有讓中國政府借外債的惟一代表——匯豐銀行承辦這筆借款才合乎情理。于是，赫德對此非常不甘心，便聯合匯豐銀行竭力進行阻撓和破壞，采取“多方搖惑”、“播弄生波”等手段，在報紙上宣稱：“內地課厘若不歸洋人兼管，必靠不住”，并謠傳呼利公司是騙子公司，毫無承辦貸款的能力。因此，該筆借款在所有手續均已辦妥的情況下，終因總稅務司和匯豐銀行的聯合反對而歸于落空，最后由赫德一手促成的“英德續借款”取而代之。至此，盛宣懷試圖從外債入手開拓銀行業務的計劃也只能宣告失敗。
盡管盛宣懷非常重視存匯海關稅收對拓展銀行業務的促進作用，并且在中國通商銀行創立之初也曾寄予了較高的期望，但無情的現實最終打破了他的全部計劃。
(作者為上海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