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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經濟發展的成就很難用簡單的文字來表達，可無論是人們議論的“浙江模式”還是“浙江現象”，核心都是“敢為人先”，充滿生機與創新正是這塊土地的魅力。
活力源自于尊重民間“首創精神”
20多年前，無論從浙江的自然稟賦還是資本供給條件來看，這塊地處海防前線的土地都似乎不大可能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省份之一。“當時浙江可供謀生的資源很少，在這種‘倒逼機制’下，民間的創業沖動被激發起來。”經濟學家陳自芳說。
沒有貧窮激勵，原云和縣國營無線電廠技術員張童生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后來的人本集團董事長。張童生1984年辭職，同朋友湊了幾萬元創辦樂清縣西聯工藝品廠，他睡過地板、站過火車，而現在人本集團已成為浙江省的民營軸承大企業。
張童生的創業只是一個縮影。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浙江借改革開放“天時”與遠離計劃經濟控制中心的“地利”、善于務工經商的“人和”，依托民間力量在生產領域大力發展家庭工業，在流通領域積極創辦專業市場，率先在經濟發展道路上進行大膽的探索與突破。
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宗和認為，浙江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就是黨和政府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不亂扣“帽子”，允許群眾在實踐中探索并給予必要的指導。對民間出現的新事物，暫時看不準、有爭議的，也不急于下結論，看準的就大膽推廣；不夠完善的就因勢利導，促其規范提高。這種允許“試”的政策激發了生產力，打開了財富奔流的閘門。
財富的積累，同樣在于社會的包容。在許多地方，人們看到別人富了會眼紅，可在浙江，富人是大伙的榜樣。在充分的尊重下，浙江的活力源源不斷，民營企業家不斷涌現，專業市場遍布城鄉，這種自下而上的創業與創新筑就了今天的浙江經濟之基。
活力迸發于服從市場“游戲規則”
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浙江人很早就感受到，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比計劃手段更有效率。在浙江省，除一張覆蓋全國、輻射全球的商品交易網絡外，還建立了包括勞動力、資金、信息、技術在內的各種要素市場，從而使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研究所課題組根據所有制結構、政府職能轉變、市場發育情況、體制活力與外向程度四個方面，選取16項指標構筑了一個評價體系，對全國30個省市區市場化的進程進行了比較分析，得出在2000年和2005年，浙江省市場化水平均居全國第一位。
浙江省委黨校教育長盛世豪說，浙江市場化之路的特殊之處在于，政府放手發展百姓經濟，千家萬戶成為市場主體，而非公有制企業不斷深化企業制度創新又進一步壯大了市場主體。在市場主體不斷完善的情況下，全省的國企改革也步入市場化之路。
耀江集團是以房地產開發為主的省屬大型國有企業，在整體改制過程中，通過浙江產權交易所掛牌招標進行產權交易，2億元的凈資產，轉讓價達2.3億元。“這就是市場化的效應。”浙江省產權交易所總經理姚上毅說，“到今年年初為止，全所在浙江省省屬國有企業改革中，共完成82宗國企改革出讓項目，國有資本平均增值13%以上。在所有項目中，沒有出現一起行政干預，沒有出現因定向轉讓而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
活力持續于堅持政府“有進有退”
浙江經濟發展之所以能較早借助市場“無形之手”，其原因之一還在于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始終堅持的“有為”與“無為”。
過去在溫州，不少干部常用“無為而治”來形容他們的執政哲學。這種冒風險的“不作為”為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無限機會與空間，但隨著國家諸多發展經濟的政策進一步放寬與明確，“無為而治”的執政理念也開始受到挑戰。在溫州，政府就遇到了假貨等產品質量的困擾、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缺乏、部分群眾生活貧困等問題。政府的“作為”被逼迫出來，打擊假冒企業，扶持優質產品；改革投融資體制，吸引民間資本投入基礎設施建設；解決全市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長期關注溫州發展的學者馬津龍說，溫州同浙江省大多數地方一樣，政府已經步入適度的“有為”與“無為”、有進有退的階段。
浙江工商大學副校長張仁壽等人認為，黨的十五大以來，浙江各級政府已經形成了一整套“有進有退”的靈活行事規則，在經濟改革的實踐中，對民營經濟的發展積極鼓勵而不加以限制，對集體經濟注重創新而不墨守成規，對國有經濟注重提高控制力而不單純追求比重。在政府進退之間，行業協會、商會等也越來越多的出現在經濟舞臺上。
調研資料顯示，近20多年來，浙江省的政府在不斷“瘦身”。政府規模縮小，直接使政府行為漸趨合理，“有限政府”、“效率政府”的形象已經確立。
民間的首創精神帶來了市場化之路，而市場化之路又使政府自覺地實現職能轉變，浙江經濟的活力因此而持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