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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社科院人口所發布了2007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8：劉易斯轉折點及其政策挑戰》。此報告鮮明地指出，近年來，隨著農村勞動力不斷向非農產業的不斷轉移，中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供求矛盾突出。調查顯示，3/4的村已無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青壯年勞動力的短缺現象正在由沿海向內地蔓延。在我看來，這恰恰是我們發展崛起的一種良好信號。一旦跨過這一“轉折點”，我們將真正擁有長期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能力。
在經濟發展初期，依靠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和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或許就能獲得較高的GDP增長率，但這一現象是短暫的，并不能維持多久。要想獲得絕對的強大崛起，就需要有長期的高經濟增長率，而這種經濟增長的持續性關鍵還在于有一套良好的社會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能力。盡管經濟學家對這些社會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形成機理還不甚明了，甚至還存在很大的沖突和爭議，但他們對這些創新能力形成過程中人力資本的重要性還是有一定共識的。如果離開了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激勵，要想獲得持續經濟增長的社會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能力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發展經濟學的領軍人物阿瑟·劉易斯在上世紀50年代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數據進行詳細的統計分析，他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結論：大多數國家的發展都要經歷一個二元經濟蛻變的發展過程。其中，一個突出的特征是農村勞動力的剩余為工業化提供低廉的勞動力，工資增長較慢，雇傭關系不利于勞動者，城鄉收入差距持續保持，但從動態的經濟發展邏輯來看，這個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勞動力從無限供給變為短缺，增長方式最終會實現一個質的飛躍，從而真正進入現代化的經濟增長階段。因此，經濟學家通常就把這一轉折點叫成“劉易斯轉折點”。
很顯然，一旦突破這一點，那么也意味著以前依靠城鄉差距所產生“中國制造”的廉價勞動力優勢行將逝去。中國接下去的經濟增長，也就隨之進入一個高工資、高效率的崛起時代。而這種高工資將會使政府、企業以及個人的行為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政府必須轉變原有的經濟發展理念，從勞動密集型轉變到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經濟增長模式；企業會迫于利潤壓力，不斷提高生產技術能力和管理水平，以節約以往企業運轉過程造成的大量勞動力浪費，此時的技術創新將不是被動的引進，而是直接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動需要；而對于個人，隨著工資薪酬的不斷提高，也將不斷提高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不足問題。這樣，我們也在市場中解決了我國盡管不斷增加教育投資，但始終對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的頑疾。同時，中國崛起的民族自信心也隨之真正形成。
1979年，劉易斯本人憑借這些創新性貢獻，成為迄今為止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黑人經濟學家。當勞動力變得昂貴的時候，或者說資本不再稀缺的時候，這個國家才算真正地崛起。如果我們堅持這一信念，現今中國勞動力短缺所帶來的大國崛起應該為時不遠了。
(作者為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