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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舉行的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匯率問題仍是焦點。人民幣幣值該不該升？利害攸關，政府當然要慎之又慎。面對美國的壓力，央行行長周小川回應：中國已盡力而為。而吳儀副總理表態，人民幣大幅升值會對中國經濟帶來負面沖擊。大實話，說得好，應該為文支持。
美國希望人民幣升值，說來說去，擺得上桌的理由就是美中貿易持續逆差。不否認，美國是有逆差，但減少逆差，難道就得要人民幣升值？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聞名天下，美國人不會不懂。勞力低廉是中國的比較優勢，美國的比較優勢在高科技，只要加多高科技出口，互通有無，中美便是雙贏。可惜美國揚短避長，用勞動密集產品與中國拼，棋輸一著，貿易怎能不逆差？
其實，美國想扭轉貿易逆差易如反掌。多年來，中國敞開國門，一直以市場換技術，蹊蹺的是，美國不肯調整出口結構，卻反逼人民幣升值，為什么？再有，人民幣升值，中國產品在美國漲價，美國消費者就得多花錢，世上哪有這樣的買家，拒絕物美價廉，而硬逼商家賣高價。表面看，似乎情理不通，但想深一層，醉翁之意不在酒，背后一定另有隱情。
看看20多年前的日本吧。當年日美貿易，日本也是連年順差。到1985年，美國做東擺鴻門宴，邀請英、德、日、法四國財長到紐約廣場飯店開會，中心議題，就是敦促日元升值，盡管日本不樂意，但迫于美國的政治軍事壓力，有苦難言，只得就范。廣場協議前，美元對日元的比價是1：240，1988年升至1：120，而到1995年，又升至1：79，短短10年，日元升了3倍。
日元升值的后果有目共睹。出口受阻不必說，日本企業為避開升值打擊更紛紛轉向境外，導致產業空心化。自此，日本經濟開始了10年的衰退。更嚴重的是，日元大幅升值，還在匯市上給了美國人可乘之機。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美國財團在1985年用1億美元兌換了240億日元，等到1988年，日元升值1倍，那么用240億日元就可換回2億美元。不計利息，僅在匯市一個來回，三年賺一倍，而日本，只能眼巴巴地看著財富被美國掠走。
日本是前車之鑒，我們怎可重蹈覆轍？在前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上，歐元之父蒙代爾振聾發聵，指出人民幣大幅升值是災難性想法，那是讓中國經濟自殺。他細數人民幣升值之弊，達12條之多。蒙代爾是經濟學大師，判斷不會錯。問題是，貨幣問題錯綜復雜，政府該如何取舍才能趨利避害？
經濟學說，資本自由流動、政府自由發鈔權和匯率穩定，三者之中，最多只能取其二，不可同時兼得。假如一國要有自由發鈔權，又要保持匯率穩定，那么就得限制資本流動。反之，選擇了匯率穩定，同時允許資本流動，政府就不得自由發鈔。顯然，對中國而言，不可能限制資本流動，因為我們不可能閉關鎖國，要穩定匯率，唯一辦法是限制政府發鈔權。由此帶出的困難是，由于中國外貿持續順差，外儲過萬億，加上國際游資的涌入，外匯供大于求，本幣必有升值壓力，為了減壓，央行不得已，只好被動地發行本幣。可這樣做，國內流動性會過剩，通脹勢難避免。為了控通脹，政府別無選擇，必須回頭壓流動性。麻煩在于，壓流動性雖可治通脹，但同時會推高幣值，匯率又穩不住。
這正是我們的難題。按下葫蘆起來瓢，怎么辦？國內學者主流的觀點是壓縮流動性，但我以為，在穩定匯率與控制通脹之間，應先穩定匯率。盡管通脹會危害經濟，需要警惕，但相比匯率上升，危害要小得多。何況在當前情況下，保持適度通脹不一定是壞事。
當下中美貿易摩擦，說到底是我們的產品在美國市場賣得便宜。如果穩定匯率而保持適度通脹，國內價格上漲，出口價格則水漲船高，這樣一來，既可堵住美國的嘴，又可避開人民幣升值的沖擊。與此同時，出口價格上漲，還會促使國內企業從價格競爭轉向質量競爭，從而帶動技術升級與產業轉型。
從國內經濟看，中國經濟要持續高增長，一個前提，就是擴大消費。中國人口多，消費潛力大，關鍵是如何去拉動。比如，消費者有個普遍的心理，買漲不買跌。物價看漲，人們就搶購；物價看跌，便持幣觀望。由此推，政府要拉動消費，適度通脹就不失為一個辦法。這幾年房地產熱銷不退，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房價看漲。
當然，這并不是說可以放任通脹。凡事皆有度，物極必反，通脹過高，也會給經濟造成致命打擊。所以要提醒的是，政府可以利用通脹，但必須調控有度，而且即使是適度的通脹，政府也得有補臺的措施，至少有兩點，一是提高社保標準；二是加息。前者可保護弱勢群體，后者可維護儲戶的利益。
再說一遍，面對匯率上升與通脹，我選通脹，并非我贊成通脹，而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好比破財與丟命，很多人選破財，并非人們喜歡破財，而是丟命的代價更大。
（作者王東京系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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